寄畅园林
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方三大建筑体系为中国、印度、伊斯兰教系建筑。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运用榫接技术建造木结构房屋的实例，这是中国建筑体系的萌芽。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古建筑的独特体系已基本形成。
不同文化系统决定着不同的美学深层结构。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宗白华语）这种美学精神，从无锡寄畅园能很强烈地感受到。寄畅园将假山作惠山余脉，与惠山雄浑气势相连，又引惠山泉水设八音涧，且远借锡山塔影。匠心独运，叹为观止。此园系我国首屈一指造园大师张南垣之侄张鉽所造，其手法一看便知是张氏之作。古建园林专家曹汛先生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张南垣开创了造园叠山艺术的新流派，使我国古代造园叠山艺术走向最后成熟。张南垣“尽变前人成法”，从追求逼真和可游、可入出发，主张筑“曲岸回沙”、“平岗小坂”和“陵阜陡陀”，“然后错之以石，缭以短垣，翳以密筱”，从而创造出一种幻觉，仿佛“奇峰绝嶂累累乎墙外”，“人或见之”，所造的园林则仿佛处于大山之麓，截溪断谷，此数石者，“为吾有也”（参见曹汛《略论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寄畅园便是得张南垣叠山理论之精髓的无与伦比的杰作。置身园中，确乎能很深刻地体验到中国艺术的空间意识。不是局限于单体建筑物，又不是向苍穹作无尽的追求，而是在有限中见到大自然，又从大自然中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家。
西方建筑则不然。它以富于逻辑、规则理性见长。讲究“有机建筑论”的莱特设计的“流水别墅”（１９３６），建造在瀑布之上，阳台石墙，进退错落，与周围自然环境构成一个极美丽的景观。然而，“流水别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特定环境中的建筑性格，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丹麦建筑师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１９５７年选定方案，１９７３年建成），则可称为白色的现代雕塑，它征服了蓝色的大海。在西方，这种建筑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已有之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建筑的美学精神。
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科学史大家李约瑟认为：“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这里所论涉及对中国古建筑文化有很重要影响的堪舆学。中国人在选址、规划、设计中，通过直观领悟到精神性感觉，并直追宇宙意识，最后又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虽然“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尚与我们所谈的精神有一定距离，但上述建筑之道的审美及生态学的意义却不容忽视，它包含着中国建筑美学精神的深层结构。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关野，英国学者叶慈，德国学者艾克、鲍希曼，瑞典学者奚仑等，搜集中国古建筑资料，研究中国建筑文化，著书立说。当时国内反而无人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直到３０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先生风餐露宿，呕心沥血，踏勘古建筑，情况才有了转变。到了１９４０年，学社成员已经踏勘了１５个省的２００个县，研究过的古建筑超过２０００个，奠定了中国人研究自己建筑遗产的基础。今天，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古建筑看不见的内在精神，将使研究工作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古代建筑典籍分类
１．官方典籍是由官方所颁发的关于建筑的制度、技术、劳动定额和材料定额等的典籍。
《考工记》是这类典籍中最早的一部，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是齐国人编写的。书中记录了有关６大类３０个不同工种的生产工艺，其中涉及城市、道路、建筑的论述，对历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营造法式》由宋代将作监李诫编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工程规范。书中有壕寨、石、大木、小木、彩画、砖、瓦、窑、泥、雕、镟、锯、竹等各种制度，以及施工的工料、定额和各种建筑图样。
清代的《工程做法》一书，由工部会同内务府主编。原编７４卷，分为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做法条例与应用料例工限（工料定额）两部分。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宫廷（宫殿“内工”）和地方“外工”一切房屋营造工程定式“条例”而颁布的。其应用范围主要是针对官工“营建坛庙、宫殿、仓库、城垣、寺庙、王府一切房屋油画裱糊等工程”而设，但对于民间房舍修建，实际上也起着建筑法规的监督限制作用。
２．民间著作包括匠师、文人所写的关于建筑、园林等方面的著作。
北宋喻皓的《木经》，是已佚的一部重要民间著作。它的内容，在有的古籍中有所引述。在分析台阶的峻、平、慢三个等级时，指出三者的分界，在于荷辇人（抬轿者）前竿与后竿荷重姿势的不同，这正是建筑设计中以人的活动作为基本尺度的原则。
明代的《鲁班经》，也是一部重要的民间著作。书中内容限于普通房屋、楼阁和特种建筑（钟楼、宝塔、畜厩），后来增加了不少木工制作的内容。这本书记录了当时民间木工匠师业务范围的发展和民间建筑、家具的技术。
明代末年造园家计成编著的《园冶》一书，是一部论述园林建筑的专著，在造园史上有重要地位。《园冶》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１０个部分，从园林的整体到局部，从设计原则到具体手法，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全面论述。
此外，还有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述了园林、住宅设计方面的有关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３．间接资料在有关其他内容的一些书籍中，也提供了建筑形制、工艺技术、重要建筑活动以及与建筑有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以《三辅黄图》（年代不详）、晋代左思的《三都赋》、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刘侗与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等为著名。
此外，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揽辔录》，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历代帝国宅京记》等，均含有大量建筑史料。中国古建筑、古迹中也常有碑刻题记，保存大量工程技术方面的资料。
最早的建筑工程图
北域图
据记载，我国的工程制图至少有３０００年以上的历史。《左传》有关于夏初（前２１４０）时代按图形在鼎上铸造百物形象的故事记载。
在西周也有文字记载。《尚书》记载周公领导建造成周城时，已有平面位置图。这些早期的建筑工程图原物早已散失了。
20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舋的陵墓（平山１号墓），出土有一件镶错金银的铜图版，长９４厘米、宽４８厘米、厚约１厘米，是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陵园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座宫室、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距离。图版上有逃乏（兆法）字样，考古学家根据《周礼·春官》中所说“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兆域”一词典籍中意指“陵墓区”，故把这块铜板称为“兆域图”，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一张建筑设计图。
古建筑学家根据已发掘的１号墓及其东侧２号墓的陵上封土、回廊遗迹，参照兆域图的平面布局，复原出一座东西长３９２米、南北宽１６８米、由两道宫墙围绕的封闭式陵园。科学工作者还通过对兆域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的换算，发现这份设计图采用了１∶５００的比例尺缩制而成。以往文献记载，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以西晋裴秀为最早，中山国兆域图把缩尺制图的历史提早了６个世纪，这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20世纪５０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战国魏王陵墓群，其平面布局、陵上封土结构与平山陵墓基本相似，因此，学者们认为制作兆域图是当时列国通行的制度，是一种已经程式化、制度化的规划设计图，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间建筑
西北的土坯建筑土坯房屋墙垣用土坯砌筑，主要采用陡砌的土坯墙，以避免接触潮湿的铺缝胶泥，使土坯砖不会因吸收过多的水分变软。屋面上用岌岌草编的房笆代替望板。
多林地区的井干民居在东北和西南森林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区流行。它的基本特点是叠圆木或方木为承重墙，包括外墙和隔断墙。两个相互垂直的墙垣的交接处是交错咬住的。如今的山林地带还能见到井干式建筑。
南部和西南地区的竹楼我国南方盛产竹子的地区的竹楼，是用篾条结扎粗竹竿为骨架，用较细的竹干和竹笆作楼板和墙面。竹楼的屋面有两种，一种是由葵巴叶编的，一种是破竹为二，仰复相扣而成。
西南的穿斗架房屋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而以四川最多。这种房子的特点是，柱子直接支承各行檩条，前后柱子间只有横穿，没有大梁，墙和屋面都很轻薄。墙用竹条编织，两面抹泥或白灰。屋面中灰瓦直接放在椽子上，不用望板。历史上，穿斗架的结构曾在汉代中原地区流行。
山东、河南的三角架屋顶在跨度比较小的建筑物上，三角架只有两根斜撑和一根下桁木，檩子架在顶点、下底角，和斜撑的中央。当建筑物跨度比较大时，在下檩木上支起平行梁架，辅助斜撑支承斜撑上的一部分檩子。屋面的做法是，用高粱秆束捆在檩子上代替椽子和望板，在高粱秆束上抹泥，泥上复草，屋面的草的一端插在泥里。在胶东地区，民间屋面不用高粱秆和泥，而是把海藻用葛藤直接扎结在较密的细檩条上。
除此之外，山西的石券民居，西北的地坑窑洞（天井院），青海、西藏的砖石承重墙和木构楼板及屋顶相结合的建筑物等也独具特色。
古代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木构架又包括有抬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三种结构。
抬梁式即在地面上先立柱，柱上架梁，每两组平行的梁之间安置与梁成垂直角度的檩，这些檩上排列若干椽子，从而形成完整的木构架。每两组平行梁之间的空间称为“间”。穿斗式也是在地面上立柱，但柱上不架梁，而是直接安檩，柱子的间距较密，柱与柱用数层“穿”贯通联结，组成构架。这种结构较省木材，尤其是不需要什么大型的柱材。从地域上看，我国南方建筑多用这种结构。
井干式即将木材横竖交叉，层层累叠构成房屋的壁体。这种形式如同井筒一样故名井干式，这种形式的房屋较少见。
古建筑木构架结构的优点
１．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中国的抬梁式木构架结构如同现代的框架结构一样，在平面上可以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柱网。柱网的外围，可在柱与柱之间，按需要砌墙壁，装门窗。由于墙壁不负担屋顶和楼面的荷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既可以做成各种门窗大小不同的房屋，也可做成四面通风，有顶无墙的凉亭，还可做成密封的仓库。在房屋内部各柱之间，则用格扇、板壁等做成轻便隔断物，可随需要装设或拆改。中国历史上有预先制作结构构件运至现场安装的记载，也有若干拆运成批宫殿易地重建的记录。据汉明器和唐长安遗址发掘以及清朝某些地区的住宅所示，有在房屋内部用梁柱而周围用承重墙的方法。抬梁式木构架结构经过长期实践，成为中国建筑普遍的结构方法。至于穿斗式木构架的柱网处理虽不及抬梁式木结构那样灵活，可是在承重和围护结构的分工方面仍然一样。
２．便于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无论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架的房屋，只要在房屋高度、墙壁与屋面的材料和厚薄、窗的位置和大小等方面加以变化，便能广泛地适应各地区寒暖不同的气候。
３．有减少地震危害的可能性木构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节点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而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
４．材料供应比较方便中国的木构架建筑在防火、防腐方面虽然有着严重的缺点，可是在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内，木料比砖石更容易就地取材，可迅速而经济地解决材料供应问题，因此，木结构仍然广泛地用于一般建筑，此外还用于各种梁式、悬臂式和拱式桥梁。
我国古建筑的“物谜”文化
制谜猜谜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特的文艺形式。在古代，民间艺人就善于巧妙地把画、物融于谜语之中表达特定的思想观念。
倘若你走进古寺庙，一般都会在山门殿内看到“四大天王”塑像。这四尊神像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就有描述：增长天王叫魔礼青，手执青光宝剑一口；广目天王叫魔礼海，掌碧玉琵琶一面；多闻天王叫魔礼红，拿混天珍珠伞一把；持国天王叫魔礼寿，抓紫金龙或花狐貂。这四大天王手里的法器便是一道有趣的物谜：“风调雨顺”。原来，那个执剑的，因剑有锋，故借谐音为“风”；那个带琵琶的因琵琶能弹拨出音调，寓意为“调”；那个掌伞的，因伞能遮雨，故蕴喻为“雨”；而那个抓紫金龙、花狐貂的，因龙为蛇类，与貂一样可顺着皮毛抚摸，故寓意为“顺”。这种别出心裁藏谜于塑像的巧妙运用，是我国艺匠聪明智慧的结晶，既深化了艺术欣赏价值，也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民间的一些照壁上还配有含谜成分很高的动植物浮雕，如芭蕉，取其谐音后字为“招”；蝙蝠为“福”；扫帚会意为“扫”；蝗虫，理解为“灾”；蜂窝隐指“封”；猿猴寓意为“侯”；帅旗理解为“将”；大象隐喻为“相”；鹿蕴指“禄”；鹤会意为“寿”。这一组艺术雕塑物生动幽默的谜意为：当官的要为政清廉，不可怀有吞天食日般的贪心，如果为庶民“招福归灾”，就会“受封侯，拜将相”，也才会“吉祥如意”、“添禄增寿”。这些物谜既风趣又含蓄地表达了古代百姓的爱憎和期望有个清廉的父母官。
妙用建筑、雕塑艺术构设物谜讽刺祸国殃民的权贵也是艺术绝招。有这么一件历史趣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年，慈禧太后连夜仓惶出逃，来到保定避难，烦闷时，她常到名胜“莲花池”赏荷。当时，有个爱国艺人苦费心机，雕琢了一尊“莲叶托桃”，看似吉祥的石雕艺术品，摆放在慈禧常去的地方。它的谜意是嘲讽慈禧在大敌当前，不敢抵御外侮，不顾国家安危，“连夜脱逃”，就是这“莲叶托桃”。吉祥如意的“物谜”暗藏着讽刺之意，明眼人一见无不击掌叫绝。更有趣的是，在旧南京总统府西花园里有一个太平天国时期开凿的呈瓶状荷花池，池的北端有座古建筑“漪澜阁”，原是太平天国天王府的机密房，这座阁的每扇门均刻有“瓶”“鼎”的精美彩绘图案。据有关专家考证，“瓶”“鼎”之图乃广东方言“平等”的谐音，是广东省花县籍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在其取得政权后刻意留下的一种画谜标志，寄寓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主张。这类艺术物谜既表达了鲜明的思想倾向，也有着美饰景点的妙用，在国外恐怕“别无分店”，堪称华夏艺术一绝。
风水·祖坟·帝王气
什么是“风水”呢？简言之，就是宅基和坟地的风向山水。在《宫宅地形》等书中，对选择宅基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历代帝王，希冀自己江山永久，在营造宫殿及选择葬地时，往往要风水先生参与筹划，仔细踏勘，为的使帝王之气长存。《相冢书》中说：“山望之如缺月，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如鸡栖，葬之灭门；如连伞，葬之出二千石。”
《晋书·羊祜传》里记载：连续九代食禄二千石的大官羊祜，有一次遇到一个善于相墓的风水先生，免不了请他上祖坟相墓观风水。这位风水先生告诉羊祜：“你家祖墓有帝王气，如果动了这里的土就会绝后。”照理说有帝王气应该高兴，但羊祜为了避免司马皇帝的猜疑，表白自己没有称帝的野心，狠狠心肠破坏了祖坟的风水。那位相墓的风水先生，又跑去看了羊家祖坟，然后告诉羊祜：这次破坏得并不彻底，风水还是不错，虽没了帝王气，“犹出折臂三公”。结果被他言中，后来羊祜有一次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手臂。虽然伤了皮骨，但官运亨通，位至三公而亡，并且没有留下一儿半女。
也许正是为此，旧时，最怕别人掘自己祖坟，也最爱掘仇敌的祖坟。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大多是农民起义造成的。因此，封建帝王面对大规模农民起义时，除了派兵镇压，还要派人去挖起义领袖的祖坟。比较典型的，如明末农民起义，闯王打出旗号，崇祯皇帝朱由检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陕西米脂，平毁李自成的祖坟；而农民起义军攻下安徽凤阳后，也焚毁了朱氏祖上的陵墓。这种掘祖坟的举动，看来好像是泄恨，其实目的是彼此要破坏对方祖坟上的“帝王气”。
宫室·宫殿·宫廷
阿房宫
《周易》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远古时代，人们掘地为穴，半陷在地平面下。一直到了商代，才有版筑堂基上栋下宇的建造，才从地平面下升到地平面上。《尔雅》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总起来说，作为房屋住宅的通称，“宫”和“室”是同义字。但是如果分开来说，这两个字又是有分别的：“宫”指整所房屋，外面有围墙包着，“室”只是其中的一个居住单位。正如《说文》段玉裁注所云：“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也。”
上古时代，“宫”泛指一般的房屋住宅，没有贵贱之分，无论何人所居，都可以称为“宫”。秦汉以后，“宫”的字义缩小，专指帝王的住所，如秦有阿房宫，汉有未央宫。《尔雅》郝懿行疏云：“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另外，祀奉神祇的处所也有称“宫”的，如道教的上清宫、太清宫。
“殿”的情况与“宫”相类似。“殿”本来泛指高大的房屋。《汉书》颜师古注云：“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后来“殿”的字义缩小，也专指帝王的住所。
“宫”和“殿”成为帝王住所的专称以后，在实际为各别建筑物命名时又有一些讲究。以北京旧紫禁城为例，它是明清两代留下来的一个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整个布局有外朝和内廷之分：外朝建筑都以“殿”名，内廷建筑多数以“宫”名，少数以“殿”名，总的说来，是殿在前而宫在后，殿大而宫小。
作为帝王住所的专称，“宫”、“殿”两字是同义的，不过“宫”的组词能力要比“殿”强得多。并列结构的合成词，如“宫廷”，本指帝王的住所，也可用作封建时代最高统治集团的代称；“宫阙”也指帝王的住所，阙是宫门前两边供眺望用的楼台；“宫闱”指后妃所居之处，“宫掖”指妃嫔所居之处，闱是宫中侧门，掖即掖庭，是宫中旁舍。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如“东宫”指太子所居的宫，也用以指太子；“后宫”指妃嫔所居的宫，也用以指妃嫔；“离宫”是帝王正宫以外临时居住的宫室；“行宫”是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封建帝王为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在全国各地都设了行宫，有临时的，有长久性的。至于把宫中供役使的女子称为“宫人、宫女、宫娥”，更是人所熟知，不必赘述。
未央宫重见天日
未央宫
２１９０多年前，刘邦建立汉王朝才几个月，丞相萧何为显示皇帝的尊贵以威震四海，动工在京城长安修建了如阿房宫一样宏伟豪华的未央宫，公元前１９８年，正式落成。
“未央”是汉代吉祥之语，意即永不衰老。取名“未央”的这座汉皇宫殿，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宫殿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宫殿建筑史上也占有辉煌的篇章。遗憾的是，它早在１０００多年前即遭到彻底破坏，地面现今已成农田。
从20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派出汉长安城工作队，对这个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的未央宫遗址进行调查勘测。经过长期准备，进入８０年代，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把未央宫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建筑基本弄清，出土了数万件文物。
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内西南角，今西安市区西北５公里处，根据汉城工作队的长期勘察、钻探，发现了深埋地下的周围宫墙墙基，宫城呈规整的方形。东西墙各为２１５０米，南北墙各为２２５０米，周长８８００米，宫城面积５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１／７。经勘探，证实未央宫是利用南北向的龙首山丘陵修建的高台建筑，当时高过长安城墙。未央宫城内的建筑以位居中央的前殿为主体，前殿是皇帝临朝听政的要地，其他重要建筑围绕它的四周，各种楼台殿阁多达４０余座。未央宫宫城四面各有一门。后妃、太子、宫女居住的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均在未央宫内的北部和东北部，他们与皇帝所在的前殿的联系以北宫门最方便。各地诸侯朝见皇帝都由东宫门进入。现已探明南、北宫门的位置。
长期从事汉代考古的刘庆柱副研究员指出，在明、清以前作为皇帝居住理政的中国古代宫城中，未央宫居重要地位，这是因为：１．未央宫是中国古代已知的宫城中面积最大的一个，约５平方公里。２．未央宫是我国古代使用朝代最多、时间最长、保存年代最久的宫城。西汉从第二个皇帝惠帝刘盈（前１９４）起，以未央宫为皇宫，终西汉一代（８年）未改其制，达２０３年之久。以后有新莽（３４年）、前赵（１２年）、前秦（３３年）、后秦（３４年）、西魏（２２年）和北周（２５年）６朝的皇宫都设在这里，共７朝达３６０余年。但它保存的年代更久，它的一些重要建筑虽在新莽时农民起义毁于战火，但以后各朝在使用中都作了修葺。修未央宫最后一次是唐武宗会昌元年，上距始建未央宫已有１０４１年。
清代的行宫
我国古代皇室帝王都建有许多富丽豪华的皇宫和行宫别苑。所谓行宫，是指皇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休息的宫室，也就是皇宫之外的离宫。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就有关于行宫的记载。行宫还有冬、夏之分。根据我国古代园林史记载：行宫大部分是依天然风景区建造的。这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修筑的“骊山汤”行宫。此行宫唐代时又进行了扩建，改名为“华清宫”，它就是一座“冬宫”。另外，隋朝时营建的“仁寿宫”，唐代也进行了改建。经修复后更名为“九成宫”，它是一座“夏宫”。清代，康熙１４岁亲政后，富有政治韬略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告诫康熙：“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意思是要康熙注意边防建设，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不要忘记武备。为加强北部边防，康熙主张不筑长城，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把蒙古诸部建成“塞上雄蕃”，使其“众志成城”。因此，康熙十六年出塞北巡，又设置了“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并把岁幸秋狩大典立为家法，以期“威武远扬，塞垣清晏”。这样，从北京至木兰围场，清帝及随行的皇亲和官员都要在沿途休息，所需用的大量物资也不能只靠驼载、马运，需要建立行宫来解决。据记载，皇帝出巡，２０里一休息，４０里一住。因而，在康熙时期，光是从北京至古北口就修建行宫７处：蔺沟、石槽、怀柔、密云、罗家桥、瑶亭、王家店等。康熙二十九年又在北京西郊海淀营建了行宫“畅春园”，周围占地约１０华里，现在还存有畅春园的界碑。
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八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占地约５０００多亩。与此同时，又耗巨资营建了口外行宫。康熙时期建了８处，乾隆时又改建新建了１４处，先后建立了口外行宫２２处，正式命名的有２０处。
乾隆十六年以后又建立了许多行宫。这些行宫，根据其功能又可分为三类：茶宫——饮水、吃茶点休息的地方；尖宫——中途御膳的地方；住宫——居住休息和游览消夏的地方。据记载，在未建避暑山庄之前，康熙每年出塞北巡一般从５月２５日至９月２２日，约１１６天。由于他经常出巡口外，促进了大型行宫的建立。１７０３年即康熙四十二年，营建了“避暑山庄”，承德也就逐渐发展为都会，成为同各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避暑山庄是以自然山水为主的苑囿，也是清代规模最大的皇家苑囿，这在历代帝宫建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后修建的“清漪园”（颐和园），也是清代著名的皇家苑囿、清代四大行宫之一。
清代民居建筑：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
在山西省祁县东观镇乔家堢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群体，它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并有“皇室看故宫，民建数乔家”之称。因这座宏伟建筑群体的主人原系姓乔，人称“乔家大院”。现辟为“祁县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占地面积８７２４．８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８７０平方米，共６个大院，１９个小院，３１３间房屋。大院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四周是全封闭的砖墙，高３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俯视整个大院呈“囍”字形，外观显得十分威严高大，很有气势。
乔家大院大门坐东朝西。与大门相对是砖雕百寿图照壁，上刻１００个遒劲有力、形态各异的篆体寿字，两侧配以清末军机大臣左宗棠的篆书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对联与百寿图珠联璧合，为不可多得之艺术珍品。大门以里，是一条长８０米、宽７米的石铺甬道，将６个大院分隔两旁。甬道尽头是庙宇式结构祖先祠堂，围以狮头柱寿字石雕扶栏，柱顶栅是玉树交荣、兰馨桂馥图案的木雕，庙廊雕饰金碧辉煌，正中高悬匾额：“荫庇长昌。”
北面三个大院都是芜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三个大院都是晋中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即每个院都是里外三个院，里院南北正房、东西厢房都是五间，外院东西厢房是三间，里外院之间有穿心过厅相连。外院南房、里外院正房全是二层楼房，遥相呼应，巍峨壮观。
南面三个大院，都是二进四合院，院门为硬山顶半出檐台阶式门楼，须拾级而进。
南北六个大院，各由三五个小院组成，院中有院、院中套院而又各具特色。所有的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为主人居室，偏院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正偏也大不相同，正院高大，偏院低矮，正院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平房，既表现了旧社会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高低错落。整个大院有主楼４座，门楼、更楼、眺阁各６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
综观全院，外观威严端庄，整齐高大，内视富丽堂皇，井然有序，代表了我国封建大家族的居住格式，整个大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建筑水平。
乔家大院的引人之处，不仅在于其巍峨高大，宏伟壮观，更重要的是它精湛的建筑艺术。整个大院设计精巧，规范而富有变化。既有整体美感，局部建筑又各具特色。从院的形式看，有四合院、穿心院、过庭院、偏正套院；从屋顶造型看，有悬山顶、顶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以及平房顶；从门的结构看，有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甬门、芜栏半出檐门、硬山顶单出檐门、砖雕式侧跨门等；从窗的格式看，有仿明式酸枝棂月窗、条栅型窗、通天隔棂型窗、雕苍型窗、双开扇型窗和桃房型窗、形式各异，变化多端。
尤为人赞不绝口的是三兰五彩的绘制工艺和巧夺天工的雕刻艺术。在所有各院的门窗、过厅、梁柱等处都有精巧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如各院的正门上都有栩栩如生的木雕人物，有天官赐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招财进宝、麒麟送子、回回献宝等，柱头雕刻有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久远，有垂瓜，象征瓜瓞绵绵，有垂莲，则希望连生贵子。大门横木的四个门档上，刻有形态各异的四头狮子，借喻四时如意。全院总计木雕艺术品有３００余件，无一雷同，每一画面都是一个故事或传说。
砖雕工艺，在乔家大院更是俯仰可见。房顶上有眷雕，内女墙上有扶栏雕，屋顶的烟囱也各有不同的雕式，题材十分广泛，诸如荷盒（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季花卉、五蝠（福）捧寿、鹿鹤（六合）通顺、回文七巧、明暗八仙、八骏九狮、葡萄百子、一蔓千枝、龟背翰锦、喜鹊登梅、渔樵耕读、出将入相等。艺术价值高的大型屏雕有两处：一是大门对面的百寿图；另一处是由清末民初堪称“华北一杆笔”的赵铁山手书的隶体《省份箴》，书法优美，雕刻精良。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绘画、木雕、砖雕艺术的殿堂，不愧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民居习俗漫话
北京四合院
传统民居虽然没有宝塔古刹的巍峨壮观，宫殿寺庙的气宇轩昂，楼台亭阁的玲珑别致，但却同样凝聚着东方艺术的韵味，千百年来始终保存着幽静、朴素和恬淡的风格。在中国，传统民居实际上是社会经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民风民俗等等的变量影响的结果。例如，北京的“四合院”，堪称是中国传统民居的正宗典型。这种布局和结构的民居，早在西周时代就已成雏型。“四合院”民居通常是门道、前堂、过廊和后室为中轴线，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置整齐。主柱井然有序，结构严谨。整座房屋结构是由若干单体建筑组成一个群体，形成严密的空间。住宅内部空间与家庭生活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它必须处于儒家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绝对秩序之下。“四合院”住宅的轴对称性这种模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因为它最容易体现“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封建秩序，元代演变出多少种形式：单进、多进、三开间、五开间，都少不了一根神圣的轴。许多住宅通常包含由几个单元组成的家庭，甚至包含着四辈至五辈直系血缘的大家庭。正如鲁迅先生所概括过的，北京的房子是平铺的，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比起北京的“四合院”来，上海由于受海洋文化的波及，以及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民居建筑可谓光怪陆离，风格迥异，素有“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称。但上海更多的居民长期居住的是“石库门”房屋，它可以称为是上海的“土特产”。上海开埠以后，特别是小刀会起义后，城内居民纷纷避入英法租界，江浙一带的地主和绅士也纷纷避居沪上，租界人口剧增，外商乘机购地建造简陋的毗连式木屋出租牟利，后又避免火灾，改用砖木结构。另一方面，建造我国传统的“四合院”住宅建筑，占地较多，工程缓慢，而欧美式的洋房，造价昂贵，都不合算，于是独特的“石库门”房屋应运而生了。
上海的“石库门”式的房屋，在总平面布局上吸收了欧洲联列式住宅的毗连形式，而其单体平面则又脱胎于传统四合院。推开两扇黑漆大门，前有小门厅，中为小院，上海人称之为“天井”。这些房子一般“三上三下”，即正间带两间厢房。楼子正中的一间是客堂，客堂的门是所谓落地长窗，后面是白漆的屏门。东西两厢房有前后之分。客堂后为扶梯，再后有灶间，灶间较低，而上面还有较低的一间，上海人唤作“亭子间”，亭子间上为晒台。客堂上层称客堂楼，两面也叫厢房。这些“石库门”房屋绝大多数建于20世纪２０年代，现有房屋都历经整修，但大抵离不开“石库门”结构的母胎，它反映了上海独特的地方民情风俗。
其他如四川坞堡式的庄园住宅，云南的“一颗印”、四川的“吊脚楼”、贵州的“于兰”，以及江南水乡的沿河民居……说明我国幅员辽阔，民居不仅具有民族风格，而且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各地居民都密切结合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我国分布极广、历史悠久的传统民居，如黄河流域的“窑洞”，东北的“干打垒”，西北的土打墙、土坯墙，闽粤一带的客家土楼，蒙古族的马架房，藏族的土碉楼，吐鲁番的土拱房以及浙江农村的三合土墙农居等，可谓种类繁多。它们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富有人情味，使人感到亲切。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传统民居始终适应了自然经济和小生产发展的需要，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在民居中有着明显的反映。这些民居院宅一般都呈对称型，多用直线，整齐划一，正是封建大一统的观念的产物。建筑布局、结构和规模则有尊卑贵贱的明显区别。传统民居从一个侧面维系了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宗法制度也保护了民居建筑的经久不衰，两者可谓相得益彰。
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居正在变革。５０年代由独院式到工人新村的联排式，六七十年代则是由平房到多层楼房，近年来则是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它标志着都市正在由平面趋向立体化。
民居的演变同时也拓展了人们心灵的空间和文化的视野，带来一系列居民习俗的变化。尽管人们对祖宗产业充满恋旧情绪，但更多的人们渴望新的生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加速了社会心理中的更新意识；其次，“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正悄悄地瓦解，社会“细胞”的“裂变”更加急骤。一家一户的“小单元”正在无声无息地调整着人际关系。人们似乎比以前变得更加“孤独”了，往日街坊走东家、跑西家的“串门”习俗正在改变。第三，厨房和煤卫设备的改善，使人们告别了自古以来用柴草煮食、黑烟弥漫的状况，相对地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又减少了数不清的邻里纠纷和人际之间的摩擦。
北京居民建筑略述
北京作为我国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整个城市都浸润着皇城的威严，以故宫为代表的皇家宫殿园林建筑极尽宏伟。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可是红墙内外，大地迎异，宫廷内的改朝换代，勾心斗角并未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北京的胡同、四台院里，一代代普通市民平凡而快乐地生活着。
胡同
城市的小巷在北京叫胡同，北京的胡同与街道一样多为横平竖直。“胡同”一词，有人认为是蒙古语“浩特”的音译，为居民聚落之意。元代大都城的建立为北京今天的市区结构奠定了基础，明代的京师是现在市区的前身，内城是北京城的心脏，城内的中轴线将内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在东西部又各自形成一条与中轴线平行的南北大街。这两条大街主宰了城内街巷以南北走向为主的趋势，横向街巷都从主干上派生。清代的城垣和街巷沿袭明制，直至今日城市街巷的总布局仍未有大的变化。
北京的胡同特别多，一说是因为人口稠密聚集，小巷错落各地；另一说是因为古时官臣骑马坐轿出门，就得开路清道，行人必须回避。有时来得匆促而路人闪躲不及时，只要往胡同一避即可。此乃胡同之妙用。
据说北京城内星罗棋布的胡同有6000条之多，很多胡同名称从元代经明清两代一直沿用至今。名称包罗万象，有山川井泉、花草树木、宫坛寺庙、景物民情等等。但大多数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既然寻常人家开门就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所以北京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几胡同；既然人们常用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以小吃命名的胡同有：麻花胡同、烧饼胡同、面茶胡同、油炸鬼胡同等；日常用具砂锅、银碗，灯草、挖耳勺也皆成胡同名；至于马市大街、羊市大街、果子市、磁器口等一望而知曾经是贸易繁华之处。京中的胡同名称重复亦多，口袋胡同、扁担胡同、井儿胡同、苏州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铺一样多，令初来乍到之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大约给胡同命名的都是没什么学问的平头百姓，有些名称在今天听来实在不雅，于是有人想出“拉香盖臭”的办法，如臭皮胡同改成寿比胡同，鸡鸭市改为集雅市，屎克螂胡同改时刻亮胡同，等等。如果说游故宫、颐和园是目睹古代帝王的生活遗迹，那么串胡同则是参观展示普通百姓生活的风情博物馆。因为北京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街道，更是历史的载体。清一色的灰墙灰瓦，清一色的狭长窄巷，看似千篇一律、单调平凡，但当你走人幽深曲折的胡同，抚摸灰色的砖墙、俯视雕刻精美的门楼门墩，轻嗅探出墙外的瑟瑟槐香时，你会为这种难得体验而着迷。
四合院
幽深的胡同实际是由两旁相连的院墙围成的，墙面里边就是北京人的传统住宅“四合院”。昔日的京城，阶层的差距由住房上就一目了然：皇帝老子住的是黄琉璃瓦的紫禁城，王公们住的是绿琉璃瓦的王府，小康人家多住四合院，劳动人民则住在大杂院。四合院一般的布局是在东南西北四面建房，中间围出一个院子，院子的外墙除大门外，没有窗户或通道与胡同相连，关上大门，就是一个宁静、封闭的小天地。与南方民宅院落小巧不同，北京四合院院落宽敞疏朗，四面房屋相对独立，讲究的彼此间有游廊相连，既可躲避风雨，又可供人小憩，实在是一举两得。
北京人讲究坐北朝南，四合院亦多为坐北朝南而建，院门都开在东南角，门内迎面建影壁，似抱琵琶半遮面，很有中国特色。院内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之分、按照尊卑长幼各有居。除了正房必须朝南，还有个“左厨右厕”的老规矩。四合院有大、中、小之分，高级的四合院分“进”，每一“四合”着的院子就叫一“进”，院子可从南向北层层递进，一进连着一进。北京四合院以三“进”的居多，二“进”的也有，四“进”以上较少。
目前，昔日的四合院已渐渐减少，北京二环路内保留有两个四合院区，可以找到一点怀旧之情。
王府
在皇城之外，星星点点散布着众多覆盖着绿色琉璃瓦的建筑，那就是皇上敕建的王爷府第。清朝的王府基本上都设在内城，一来给各位王爷以地位殊荣之感，二来朝廷便于管理。皇帝让这些昔日开国功臣及后代们收起他们的“鸿鹄之志”，在深逢静谧的王府里了此一生。
昔日王府的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清代北京的王公府第建制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爵位居住不同等级的府第，虽非千篇一律，却不得随意逾制。王府亦可看成是四合院的连缀和组合，但有许多特别之处，又不符合一般四合院的规范。如王府大门的位置不在东南方，而在中轴线的南端；东西厢房可建成底殿，等级高的还可建成二层楼，正房即是王府中的银安殿；台阶建成汉白玉陛，硬山顶可建成悬山顶；庭院雨路上可陈设铜鼎等等。这些内容，是在一般四合院绝对看不到的。
北京的清代王府原来有数十处，无论从建筑风格、文物价值、旅游等方面看均有独到之处。但现在却不被人们重视。目前可供参观的有：原醇王北府花园（现为宋庆龄故居）、原恭王府前附属院落（现为郭沫若故居）、恭王府花园。
牌坊
牌坊也叫牌楼，古代叫“绰楔”，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既可作为增加主体建筑气势的装饰性建筑，也用于表彰。纪念某人或某事，同时还作为划分街巷区域的标志。牌坊在老北京城的街头和宫苑中到处可见。它有木、石、雕砖及琉璃砖结构，形式上可分为“冲天式”（牌坊间柱高出明楼楼顶）和“不出头式”（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宫苑之内多为不出头式牌楼，而街道上的牌楼则大多为冲天式。由于朽毁和城建拆除等原因，目前北京的牌坊已所剩不多，幸存的都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和古建筑珍品。在风景区或古迹群内，牌坊只是陪体建筑，但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游人参观十三陵时，经过长途跋涉，远远望见石牌坊，都分外喜悦：“十三陵到了”。而当人们步入成贤街时，马上感觉由现代都市进入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其原因除了古门道、下马石、拴马桩等的点缀之外，几座牌坊的韵味也令人回味。许多牌坊还是当初历史风云事件的见证者，如东长安街牌坊和东单牌坊就曾“目睹”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及沈崇受辱的事件等。
茶馆
茶馆
早年京城的茶馆有清、书、酒、野四类之分。清茶馆环境幽雅，来者都是清茶一杯，茶客有溜鸟归来的公子哥儿，有溜早归来的老者，有人在休息闲聊，有人正商谈生意。书茶馆里是一边听书一边喝茶，说书人绘声绘色说书，还有卖花生瓜子的，气氛十分热闹。茶酒馆顾名思义，除了茶水之外还有酒菜佳肴供应，颇能吸引一些贪图口福的富家子弟。野茶馆多指近郊游憩之所的茶馆，桌椅茶具都十分简陋，茶水也无“龙井”、“毛尖”之类的讲究，有的是醇郁醉人的乡野情趣。还有一种十分简陋的小茶摊，专为过往客人服务，名字十分有趣，叫作“雨来散”。位于前门西大街的老舍茶馆是一座仿古茶馆，由老舍夫人胡洁青题写店名。茶馆环境别致，茶具清洁，墙壁挂有名人字画，服务人员身穿古装，提壶添水，晚间还有精彩的京剧和曲艺表演。老舍茶馆主要面对中外游客，收费较高。在北京街头还有一些以当地百姓为消费对象的茶馆，更贴近百姓生活，如龙潭湖畔的柳荷轩茶馆，风景秀丽，收费低廉，是老年人的消遣去处。
上海住宅的演变
传统的上海民居，多是砖木（竹）平房和由平房围成的三合或四合宅院。千篇一律的中客堂、东宿舍、四厢房。鸡犬之舍、水井柴灶和豆棉晒场，曾使它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这类平房多为聚族而居，宗姓自然成为它的重要符号，如叶家宅、汪家弄、沈家巷等，此类地名尤以南市多见，那里的居民都是本地人，因而较多地保留着“正宗”上海人的文化习俗。
进入近代，上海的居民类型日趋多元化。洋人和上层华人占遍了租界和越界筑路地段的花园洋房与公寓。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首，尽法人、白俄商肆；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吴淞路则多日侨。洋房“寓内陈式俱为欧式，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客至狗摇尾以迎”。但是在闸北、沪西、浦东等华界，下层市民则栖身于铁路河浜近旁、废墟荒冢之上的简陋棚户内，药水弄、蕃瓜弄、潭子湾成了苏北人的“世袭领地”。大上海被人为地分割成所谓“上只角”与“下只角”，这两个市井用语显然有着比地域划分更为深层的涵义。然而，最能代表近代上海住宅和反映都市风情的，恐怕还是那“五方杂处的弄堂”。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传统的院落住宅开始采用欧洲联排式布局，产生了如宁波路兴仁里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其后又依次出现了类似九江路九江里的广式住宅、新闸路东西斯文里的新式里弄住宅以及像大陆新村、西新别墅、长春公寓、上方花园那样的花园和公寓式里弄住宅。弄堂房子的结构外观逐步洋化和现代化，弄常名称的传统色彩也渐次淡化。如早期弄堂都以富贵荣华、仁义道德、吉祥顺平为名，有些石库门的门额上还题着诸如“厚德载福”、“德荫维新”、“积厚流光”一类的古训。但是二三十年代后建造的新式弄堂名字，则多与产权者、马路地名有关，如大陆银行之大陆新村，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新闸路之西新别墅等，且有以中英文对照标出的。
早期居民地缘观念重，喜同乡聚居。胡祥翰《上海小志》称“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后迭经迁徙混居，各地人的衣食语言互有交流融合，然在许多场合依旧乡音难改、土俗难易。
人口无限，地皮有限，随着各籍人士的大量汇聚，房屋开间也愈造愈狭，天井小如一线，灶披窄仅数尺，楼梯间、夹弄、走廊、阁楼、亭子间、晒台间，处处可隔可搭，一出出“七十二家房客”同时上演。
弄堂里的生活是嘈杂的、生存空间的压缩带来了人际心理的畸变，上海人就在这弄堂里养成了自己独特的习性，是兼容、精明，还是圆滑、势利？抑或两者兼有？
苏州旧民宅的建筑特色
自伍子胥建城以来，苏州一直拥有襟三江而带五湖的地理优势。“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小港水桥多。”脍炙人口的唐朝杜荀鹤的诗句形象地道出了苏州民宅建筑的第一个特色：依水筑室，美观便利。过去苏州城内纵横交叉着数百条河道，市民的住宅都建造在陡峭的河岸上，室内有石阶通向河里。这种在苏州最为普遍的建筑，也最富于历史文化色彩。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船是主要的运载工具，经济的发达与否和有无水道交通有着直接的联系。白居易曾以“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来描写当时盛况。以船代步成为最便利的交通形式，而两岸居民临窗观闹也是乐在其中。在河水未受污染的古代依水筑室，还为居民用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苏州旧民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集中地反映了古人平和、含蓄、淡雅、实用的审美追求。中国的诗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的画有意到笔不到之说，中国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有那么多花窗、回廊、曲径通幽，让人随之低回婉转，回味无穷。苏州的民宅亦复如此，这里过去曾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红楼梦》语），明清时期文人官僚在这里聚资积产，颐养天年者不计其数，他们造下一批批房屋，至今还有很大部分存在。然而，那些朱门大户却叫人难以发现。难道他们都没有几间房子吗？不！在那些普普通通的石窑门里，常常有环环相连，一进接一进的曲折幽深的住宅群。有时在里面走过一个小门，顿觉豁然开朗，竟是一个厅亭相对，池石相映的小花园。这种建筑风格正是中国传统的与世无争、恬静淡泊、注重自身完善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物化表现。
苏州的民宅，无论是不谋而合的沿街沿河房屋，还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大宅，都体现了虚实相生，平衡中求律动、整齐中求变化的特色。且看沿街的那些小民房，它们建造时间各不相同，工匠也并非一人，然而好像有一个总工程师在指挥似的，很少有毗连的几幢房子深浅高低完全一样，左单檐砌墙，右则重檐开窗；左楼室外伸，右则略微内缩，而墙基又整齐划一，一排房屋之前街道自然形成。大户宅中更加讲究，往往前有天井，后则小院；前用月洞门，后开落地窗，重檐、单檐、软脊、硬脊，船形顶、歇山顶，轩阁厅堂，既相呼应，又各有别。各屋之间，又有长廊相连。两室室内互不相碍，登高可揽远山之胜，俯下可汲九壤之泉，曲折洞达，虚虚实实。历代丹青妙手亦常愿垂青于此。
常熟：一方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