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1298年，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之间爆发了战争。
在参战的军舰中，有一艘名为“东方”号的军舰，舰长是威尼斯的首富马可·波罗，这是由他自己捐钱建造的。
虽然马可·波罗为了自己的共和国而勇敢作战，但后来威尼斯海军还是战败了，马可·波罗被俘入狱。
单调乏味的狱中生活，让马可·波罗常常回忆起自己二十多年的亚洲旅行，那是多么刺激、多么丰富的生活啊！特别是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犹如一幕幕画面，时常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同狱的伙伴是个作家，名为鲁思狄谦，他看着马可·波罗总是眺望着窗外，一付沉思的样子，便关切地询问。
马可·波罗把他在东方的见闻讲给鲁思狄谦，鲁思狄谦很兴奋，建议由马可·波罗口述，他来笔录成书。
这样每天口述、书写就成为他们必做的一件大事。
四年后马可·波罗出狱，将书稿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
马可6岁时，他的父亲尼克拉和叔叔马飞就到东方经商去了。
当他们到达中国时，正值元朝忽必烈在位，大汗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回国时带一封信给当时的罗马教皇，要求教皇委派一些聪明博学之士到中国来。
当尼古拉返回威尼斯时，马可已经15岁了。
当时罗马老教皇已去世，新教皇还没选出，他们只好在威尼斯等待。
这期间马可经常缠着父亲给他讲东方旅行中的逸闻趣事，还要求下次一定带他去中国。
1271年，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即位。
他给忽必烈写了回信，派尼古拉等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去见忽必烈。
这样，17岁的马可·波罗就随父亲等人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
这是1477年印刷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马可·波罗的肖像画。
马可·波罗一行离开威尼斯，经地中海向南航行；接着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城出发，途经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阿富汗、中亚细亚、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历尽了艰难险阻，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元朝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
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热烈欢迎，忽必烈大汗见马可聪明伶俐，非常喜欢，就留他在朝中做事，这样马可·波罗就在元朝做了十七年的官，他很快就熟悉了蒙古人的生活习惯，还学会了蒙古文和汉文。
这期间，他除在京城大都（今北京）视察外，还经常奉皇帝之命巡游外省，足迹遍及新疆、甘肃、山西、云南、江苏、浙江、福建等地。
他还奉命出使过缅甸和南洋。
苏、杭的美景使他留连忘返，赵州桥的设计令他叫绝，中国的发明使他佩服，绸缎、棉线、香料、宝石更令他大开眼界。
后来，波斯伊尔汗国阿鲁浑汗向元朝求婚，元朝皇帝特命马可·波罗护送公主阔阔真出嫁。
1292年初，马可·波罗率领13只大帆船从福建泉州启航，经爪哇、苏门答腊，出印度洋，最后到达波斯。
之后，马可·波罗没有回转，而是继续西行，这样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295年冬末返回威尼斯。
少年离家的马可，回到家乡时已经是40出头的壮年人了。
马可·波罗等人从遥远东方归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威尼斯城，人们纷纷来到马可家中观看。
马可·波罗激动地用他那已不很流利的意大利语，向人们讲述着途中的所见所闻，有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有的人就将信将疑，甚至宣称：波罗家的三个不务正业的男人编造了一派谎言。
有的人还讥笑马可，既然你们都已经到了那么富裕的一个国家，为何还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回来了。
据说为了取得人们的信任，马可在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宴会间每上一道菜，他们就更换一套衣服，一套比一套华丽。
最后他们换上回来时的那套破破烂烂的衣眼，并当众撕开衬里，让藏在里面的金银珠宝洒落一地。
怀疑的人有的相信了马可的话，有的人仍然认为马可的举动只不过是在炫耀他的富有。
威尼斯和热那亚战争的爆发，使威尼斯人对马可滔滔不绝的东方见闻渐渐淡忘。
但1302年，出狱后的马可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奇，那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书稿。
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人们辗转抄阅，争相传诵。
这本书在西欧引起了极大震动，书中介绍了许多奇异的知识，为欧洲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窗户，替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一个亚洲。
但是由于书中所记地理、方物、史实超出了欧洲人当时的常识，所以难免有人怀疑其真实性。
《马可·波罗游记》中讲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国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这对当时欧洲国家来说，是难以相信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基督教文明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文明，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着超过基督教的文明。
所以，自这本书问世后，怀疑就一直存在，有人称该书为“荒诞不经的神话”，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就是一个骗子。
在基督教里，说谎是“十戒”之一，一个人生前说谎，死后就进不了天堂。
所以据说在1324年马可病重弥留之际，一些亲朋好友还在动员他为自己的谎言忏悔。
马可十分生气地说：“上帝作证，书中所记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那么，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吗？现代的学者也是持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在那里他和从中国回来的波斯商人或土耳其商人交谈过，很有可能依靠某些已经失传的“导游手册”，加上道听途说，便成了他游记的基础。
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马可·波罗书中很多地方的统计资料都是可疑的，对蒙古皇帝的家谱说得也是含糊不清；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书中从未涉及到；书中许多中国地名，似乎用的是波斯的发音。
在马可·波罗的书中，忽必烈正在监督商人们用金银交换纸币。
另一种看法认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中国有个学者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史籍中，明确记载了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与游记中记载的完全相符。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游记的缺点。
因为游记是由马可·波罗口述、别人执笔的，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在事隔那么多年之后，谁也不能保证回忆的准确性。
而且马可·波罗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也不可否认他可能会抱着一种常人都有的心态对所见所闻夸大其辞。
我们也希望会有更多的学者能从浩瀚的中国史籍中，找到更多的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载，给马可·波罗以应有的评价。
伊本·拔图塔的旅行之谜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相信，穆罕默德及其后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竟然会征服半个拜占廷统治下的亚洲、整个波斯及埃及、大部分北非地区，并且把箭头指向西班牙。
阿拉伯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地中海区域，可以说是中世纪非常特殊的现象。
在此时期，阿拉伯世界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摩洛哥的伊本·拔图塔（1304～1368）就是中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旅行家。
摩洛哥是非洲古老的国家之一。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摩洛哥，传入伊斯兰教，并于公元789年建立了阿拉伯的伊德里斯王朝。
它以非斯为中心，在经济和文化上曾一度繁荣。
公元985年，它被西班牙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所征服。
公元11世纪中叶，摩洛哥以南的撒哈拉到尼日尔河一带的柏柏尔人伦图那部落兴起，推翻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在摩洛哥的统治，在马拉喀什建立了阿尔穆拉比特王朝。
公元12世纪中叶，在前阿特拉斯山区马斯穆达部落的柏柏尔人建立了阿尔穆瓦希德王朝取代阿尔穆拉比特王朝。
公元13世纪后半期，阿尔穆瓦希德王朝分裂，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巴尼——马林部落的泽纳塔人，建立了马林王朝，定都非斯。
伊本·拔图塔就主要生活在马林王朝统治时期，马林王朝的首都非斯就是他的故乡。
他出身于穆斯林法官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法律和文学教育。
21岁时，他到麦加朝觐时开始了他一生漫长而辉煌的旅行历程。
在中世纪交通不便、政局变动频仍的情况下，要想旅行并非易事，但是伊本·拔图塔却为自己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在埃及、叙利亚、赫贾兹受业于著名穆斯林学者和伊斯兰苏非派圣者的门下，得到许多学业证件，身价倍增，开始时以学者地位，后来以旅行家身分，到处受人尊敬，所遇到的苏丹、大臣、总督都对他隆重接待，馈赠优厚，使他能够得以继续旅行。
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对学者的尊重。
伊本·拔图塔的旅行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他先到上埃及，经过叙利亚，抵达阿拉伯人所向往的伊斯兰圣地—麦加。
公元1326年，他在麦加朝觐完毕，就穿越荒凉的阿拉伯沙漠，游历过伊拉克、伊朗南部、阿塞拜疆等地。
公元1327年到1330年，他定居在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为下一步的旅行做准备。
公元1330年，他率领一批追随者由吉达出海，沿红海海岸到达也门，又从亚丁启程，沿东非海岸到达现在的坦桑尼亚，回程经阿拉伯半岛南部、阿曼、霍尔木兹和伊朗南部，横渡波斯湾。
于公元1332年回到麦加。
在以后的时间里，伊本·拔图塔计划到印度。
因无直达的交通，绕道埃及和叙利亚，渡海到小亚细亚，再横渡黑海到克里米亚，转北高加索抵达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国首都萨拉伊。
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到过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从萨拉伊到中亚，他还卓有兴致地访问了古城布哈拉、撒马尔汗和巴尔赫。
最后，他历尽千辛万苦，取道呼罗珊和阿富汗，越过兴都库什山，终于在1333年到达了他梦寐以求的印度。
印度苏丹穆罕默德热情招待了伊本·拔图塔，并且由于他在法律方面颇有造诣，还慷慨地任命他为马德里大法官，于公元1342年派他充任赴中国的特使。
这个时期，中国正值元朝统治末期，政治矛盾丛生，社会动荡不安。
伊本·拔图塔在东赴中国的过程中屡经波折，然而有志者事竟成，历经数载，他终于由海路到达元朝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
然后他沿着河道前往北京。
公元1349年11月，他回到故乡非斯。
壮心不已的伊本·拔图塔在第二年又开始了旅行，先去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王国，1352年回到苏丹西部。
他最后一次旅行是穿过茫茫的撒哈拉沙漠到马里帝国，整个行程长达四个月。
公元1353年底，伊本·拔图塔回到摩洛哥，口述他一生的旅行，由伊本·朱扎负责记录和修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游记》一书。
在书中，他对在小亚细亚、东非和西非、马尔代夫群岛和印度旅行的记述，是这些地区史料的主要来源；对阿拉伯和伊朗近东地区的叙述，真实而详尽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他的，《游记》具有持久的历史和地理价值。
当然，他的《游记》同《马可·波罗游记》一样，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游记》中关于中国的那段记载非常简短，行程和日期多有错误，真实性令人怀疑。
不过，这点瑕疵并不能减弱其《游记》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蒸汽机是由英国人瓦特于公元1769年发明的。
这项划时代的技术成就，引起了一场工业革命。
但是在蒸汽机时代以前，伊本·拔图塔的毕生旅程长达12万公里，这在中世纪旅行史上也称得上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革命”行为了。
正因为这个行程和《游记》的历史及地理价值，后人称伊本·拔图塔为中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旅行家一点也不为过。
诗人乔叟的故事威斯敏斯特教堂不是一般的教堂。
相传东撒克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塞伯特在泰晤士河中一个小岛上建一教堂。
该岛后来即被称为威斯敏斯特，意为西部礼拜堂。
根据确凿记载，圣邓斯坦在约公元960年扩建和改建了这座教堂，成为一座隐修院。
公元1065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十字形平面教堂，后来称为威斯敏斯特教堂。
自威廉一世以后，除两位未加冕的英王爱德华五世及爱德华八世外，历代英王均在此加冕。
许多国王和名人也葬在此。
乔叟（约1342～1400）可能是第一个葬在此处的伟大诗人。
乔叟能够葬在该处，这对一个平民来说的确是一种殊荣。
对于乔叟为何能葬在该处，人们却说法不一，有人只简单地认为恰好他死时借住在该处，所以葬在了那里。
其实，乔叟能够葬在那里，主要与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在诗歌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很大关系。
乔叟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地位的酒商。
乔叟早期的教育情况不详，只知道他除精通本国语言英语外，还通晓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
公元1357年，他进入宫廷，成为克拉伦公爵的家仆。
两年后，他被调往法国作战，失败被俘，不久由爱德华三世赎回。
公元1367年，他当上了英国皇家卫士，随国王爱德华三世到处领略英国风光。
派遣文人担任外交使命，这在当时是一种惬意的时尚，特别是对拥有语言天赋的乔叟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公元1372年，他与其他两位代表出使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商谈贸易协定。
公元1378年，他与贝克利·爱德华男爵前往米兰。
公元1374年到1386年，他充任关税与补助金监督。
公元1385年，他受命为肯特郡的调解法官。
公元1386年，他被选入国会。
可以说，乔叟作为一介文人，在英国充任了很多公职，先后得到了爱德华三世、查理二世和亨利四世的信任和帮助。
如乔叟退休后，经济状况日益窘迫，最后甚至为了六先令八便士这点小数目，也低头求助于国王。
公元1394年，为了解决他的生计问题，查理二世赐给他每年20镑的年金，以终其生。
但这笔钱并不够用，他再次向国王乞求每年赏一大桶酒，结果也如愿以偿。
乔叟与国王这种密切关系，特别是公元1381年他被查理二世任命为威斯敏斯特及有关皇家宅邸之司账，从此与威斯敏斯特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应该是他能够葬在该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乔叟死后之所以能够享受那样的殊荣，还因为他是英国莎士比亚时代以前最杰出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公元l369～1370年创作的《公爵夫人的书》。
这是一首悼亡诗，全诗1300余行。
他在这首诗里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展示了他运用中古英语诗句表现日常会话的技巧及在宫廷诗歌传统的范围内塑造现实人物形象的工力。
14世纪70年代，乔叟创作的最主要作品是《声誉之宫》，全诗长达两千余行。
该诗表明他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八音节双韵体诗，确立了轻松、逗笑和略带讽刺的笔调。
14世纪80年代，他还创作了包括《百鸟会议》、《贞节妇女的传说》、《特罗伊拉斯和克莱西斯》在内的大量诗篇，其写作技巧日趋成熟。
当然，给乔叟带来不朽声誉的还是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坎特伯雷故事集》创作于14世纪90年代，虽然乔叟未能完成原先的创作计划，但是全诗已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拼凑在一起的残篇。
在这首长诗中，他叙述了约三十名朝圣者骑马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
他借他们的口讲述了积存在自己心头已经半个世纪以来的故事与思想。
这种把很多故事编辑在一起的手法，虽然曾经使用过多次，但以这次最成功。
意大利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搜集了一百多个不同阶层的男女人物，但他却没有突出展示他们不同的性格。
乔叟却塑造了迥异而又真实的人物，用这些人物表现英国生活，似乎比历史上的芸芸众生更为真切。
这些人有骑士之子，有侍候骑士及骑士扈从的家仆，有迷人的修女，有喜好狩猎的酒肉和尚，有榨取信徒口袋无出其右的修道士，有年轻的哲学学子，有一位充满神圣思想与善行的穷牧师，有鼻顶上有颗疣、上面长着一撮像母猪耳朵上的鬃毛一样红毛的磨房老板，另外还有商人、讼师、自由产业人、木匠、织布匠、染匠、厨子和船夫。
这些人不仅真正生活在大地上，并且真正在熙熙攘攘地来往。
他们能爱、能恨、能哭、能笑，他们沿路策马前行时，我们不仅听到他们所说的故事，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本身的烦恼、争闹与人生观念。
诗中若干对自然美景的赞颂，虽然有些陈词，但是由于出自作者的内心，加以语言的自然流畅、浑然天成，也展示出极其活泼的画面。
诗中蕴涵着浓重的幽默，总的来说是健康的，真实地展示了面对清教徒的枯燥生活酒足饭饱的英国人那种称心快意的幽默和狡猾机智。
诗中所使用的东英格兰中部方言，成为后世足以表达思想上一切典雅和精致的英国文学语言。
尽管一直担任公职，受到历代国王的推崇，并且创作出当时就颇受欢迎的诗篇，但是乔叟晚年生活一直处于人不敷出的状态。
由于喜欢豪饮，他经常欠债。
1898年，他因欠十四镑钱而受到控诉，竟然无力偿还。
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还好，他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点慰藉吧！航海家亨利是奴隶贩子吗亨利在葡萄牙萨格里斯创立航海学校训练水手。
葡萄牙位于欧洲西南伊比利亚半岛西部。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地理学家把这一地区称作卢西塔尼亚。
公元14世纪初，在迪尼斯国王（1279～1325在位）统治时期，葡萄牙开始海外扩张。
当时迪尼斯国王发展农业，使葡萄牙的粮食有剩余供出口。
他还鼓励工业特别是优质亚麻布的生产，使国内市场活跃。
他招雇能干的海员，使本国人民学到了最新的航海技术，有能力组织船队到欧洲其他地区进行贸易。
到了15世纪中叶，随着航海技术的日益成熟，葡萄牙出现了一位航海家亨利（1394～1460）。
亨利为葡萄牙王子。
公元1415年，他跟随父亲远征，占领摩洛哥城市休达，担任该地总督。
公元1419年，他晋封公爵，改任葡萄牙南端阿尔加维省总督，在萨格里什建立了自己的小宫廷。
他对权利没有野心，很少去里斯本宫廷，在激烈的王室争权夺利斗争中置身事外。
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航海探险事业上。
在萨格里什，他成立了一所非正式的野地学校，来传授航海知识。
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与包括犹太和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及制图家在内的助手，搜集和研究了水手与旅游者的记述，同时派遣配上帆、桨和拥有三十到六十名人员的脆弱船只，驶入险恶的海洋，开始了他航海探险的历程。
早在公元1418年，亨利的一位船长就发现了七十年前热那亚人发现的、不久就忘却了的马代拉。
这些殖民者发现该地拥有很多可供发展的资源，特别是糖和其他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殖民的花费，葡萄牙政府也因此乐于为亨利提供航海探险的资金。
后来，亨利在一张1351年的意大利地图上注意到所标示的亚速尔群岛，于是他派遣卡夫拉尔前往勘探，结果大获成功。
在1432年到1444年间，在亨利的航海冒险下，这些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海上岛屿都一一并入了葡萄牙的版图。
当然，最吸引亨利的还是非洲。
葡萄牙的亨利亲王本人从未驾驶过船舶，却因组织航行活动而得到“航海家”的绰号。
由于受到伊斯兰教徒对于廷巴克图、塞内加尔以及西非海岸可能拥有的黄金、象牙与奴隶记述的煽动，亨利决定探勘该地带。
他的手下提到塞内加尔河可能东通尼罗河源及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这样一条起自大西洋，越过非洲，到达红海而东通印度的水道将被开辟。
如果确实能实现这样的梦想的话，意大利垄断的东方贸易将被瓦解，葡萄牙将会因此成为一个势力范围广大的强大国家。
被征服的地区可能皈依基督教，这样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将会受到基督教国家的侧面攻击，基督徒在地中海的航行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保证。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亨利脑袋里充满了梦想。
从这些梦想中，我们似乎没有发现他想开辟一条环绕非洲的航路。
但是，亨利后来的探险却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也促成了他的历史性成就。
早在公元1341年到1346年，加泰罗尼亚与葡萄牙的航海家曾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航九百公里，直到博哈多尔。
但是那里庞大的陆地向西突入大西洋的阵势，却使水手寒心，不敢再向南航行。
他们偷偷地回到欧洲，借口遇到种种恐怖的土著，海里的盐厚得连犁都犁不开。
他们同时还扬言，凡是通过博哈多尔的基督教徒都会变成黑人。
亨利手下的船长古莱恩斯也以相似的借口在1433年回到了萨格里什。
对非洲一直充满种种幻想和期盼的亨利不以为然，他下令吉莱恩斯出航，嘱咐他一定要带回有关这一险恶岬角以南陆地与海洋的清晰报导。
吉莱恩斯受到如此的鞭策后，终于在1435年抵达了博哈多尔以外的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
按照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说法，在那种炽热的太阳底下，只有沙漠才能生存，但是吉莱恩斯却意外地发现了赤道地区茂密的植物。
六年之后，特里斯唐更下航到布朗角。
公元1446年，迪亚斯抵达了名为佛得角的肥沃岬角。
公元1446年，兰萨罗特探察了塞内加尔河口。
公元1456年，卡达莫斯托发现了佛得角群岛。
正当探险事业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亨利王子却逝世了。
其实，亨利王子并不是什么航海家，他毕生从未远航探险，航海家是英国人给他的称号。
他的功绩在于大力提倡远航探险、建造船队、改进测绘技术和推动海路贸易。
他去世后的公元1487年，另一位名叫迪亚斯的航海家率领船队沿非洲西海岸南下，于公元1488年发现了好望角。
公元1497年，达·迦马率领四只船，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等地区，并于1498年抵达印度西海岸，从而开辟了欧洲至亚洲的航线，促进了欧亚商贸关系的发展。
而这一切都与亨利王子先前所做的一切航海准备密不可分。
屹立在葡萄牙特茹河畔的航海纪念碑，酷似一艘扬帆启航的巨型帆船。
尽管我们不否认亨利在航海探险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亨利航海名义上是为探察并使土著皈依基督教，其主要目的就是攫取非洲财富，更不应该忘记他辛勤航海的第一个主要结果就是促成了非洲贩奴贸易的形成。
早在特里斯唐下航到布朗角时，他就带回了一些强壮的黑奴。
他立刻给他们受洗，使他们沦为奴隶，在葡萄牙封建领主的农场上劳动。
公元1444年，兰萨罗特船长带回了一百六十五名黑人，而这些黑人是他们通过非人的杀戮手段来实现的。
到1448年为止，有九百名以上的非洲黑奴被带到了葡萄牙。
在茫茫而艰苦的海上运输过程中，死亡的黑人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说，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掠夺而去的黄金、象牙上沾满了非洲黑人的鲜血。
从这点上讲，航海家亨利王子作为始作俑者，是难逃其咎的。
贞德是“圣女”还是“魔女”1431年5月31日，英国卢昂广场上气氛格外的紧张。
广场中央的空地上高堆着木柴，木柴堆的旁边搭起了两座平台，一位红衣大主教和众多的法官也表情严肃地站立在平台的两侧。
围绕广场周围的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
熟悉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将要处死一个犯人。
随着围观人群的一阵骚动，只见一辆马拉的货车从远处而来，车上载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她手拿一根用两根交叉木棒而做的简陋的十字架，被粗暴的英国士兵带到了火刑柱上。
柴堆点燃，火焰即在她双脚周围升起。
她口中呼唤着她听到的“天上之音”、圣者与耶稣，整个身体融化在火焰之中。
她就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女”贞德。
1412年1月4日，贞德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的杜瑞来村。
贞德出生的年代正是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时代。
自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后，英法两国封建主在王位继承和领土归属上经常出现纠纷。
这些矛盾最终引起了1337～1453年两国间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
贞德出生时，法国大半国土被英军占领。
由于法国勃艮第公爵与英军勾结，致使法军连连溃败。
贞德虽然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小村庄，但爱国与宗教的热诚使这里的人们不可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
就像全法国乡村一样，杜瑞来村的人们都把英国人认为是将尾巴藏在外袍下摆里的魔鬼。
在村庄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预言：上帝将在某天派遣一位圣女把法国从这些魔鬼手掌中拯救出来，而结束这场被撒旦长期统治的战争。
贞德在这些笃信上帝的村民中素以虔诚而闻名。
她喜欢上教堂，经常热衷告解，并忙于教区的慈善工作。
有一天当她在禁食时，她认为自己看见一道异光照在她头上，同时听到有种声音在呼唤：“贞德，做个顺从的好孩子，常常去教堂。”那时她才13岁，在村民的眼中，她显得格外的神秘。
1428年，英军又向法国大举进攻，东南部的重镇奥尔良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不久，奥尔良被英国军队围困，情况紧急。
年轻的贞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忠君勤王的意识，将解放法国看成是上帝委托她办理的事情。
于是，她自称在梦中获得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告诉她：法兰西将得到“洛林边境的童贞女”的拯救。
1492年2月，贞德改换男装，经过十一天四百五十英里的行程之后，到达希农谒见困顿中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借上帝的名义坚定了国王的信心。
4月，国王终于同意她率军救援奥尔良。
4月29日，贞德身披铠甲，骑着一匹白马，率领一支约有六千人的援军，打着绣有圣母玛利亚像的白边军旗，来到了围困中的奥尔良城。
城里的人欢呼贞德为圣母的化身，虔诚地愿跟随她赴汤蹈火。
情绪激昂的人们在贞德的率领下冲向围城的英军。
英国军队被贞德这种无畏的精神吓坏了，连连败退。
5月4日，在贞德指挥下，士气大振的法国军队一举攻下了英军占领的圣路甫，保障了粮草补给道路的畅通。
圣女贞德是“圣女”还是“魔女”？此后，贞德率领的法国军队又接连攻克两座英军堡垒。
5月7日，在同英军进行的一次关键战役——土尔斯堡战役中，尽管贞德身负箭伤，但她仍旧冲锋在前，激励了法军的士气，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最后法军攻克土尔斯堡，歼灭了那里的英军。
第二天，英军宣布撤退，解除城围。
法国举国欢腾，一致承认“奥尔良的圣女”实为上帝之万能。
但英军却予以指斥而视其为女巫，同时发誓不论死活都要捉到她。
1429年6月27日，贞德率军攻下了理查姆等城市。
全法国人为之欢呼，视她为神召的圣使，她不仅以圣女的身分为法国而战，而且以一个将领的身分指挥着军队。
贞德约束部属很严，常常恳切开导他们，禁止部下放荡散漫。
有一次当贞德发现两位妓女陪伴着士兵作乐，她立即拔剑毫不留情地向其中一妓女猛刺，竟使剑刃断在尸身上。
贞德的个人荣誉也盛极一时。
但这时，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贞德了。
1430年4月，理查姆城左侧重镇康边在英军及勃艮第联军的进攻下告急，5月23日贞德率少量军队赶去增援。
但由于寡不敌众，他们被迫向康边要塞撤退，贞德亲自率领少数部队断后。
要塞城防司令弗来因害怕敌军会趁势冲进城里，竟然拉起吊桥拒绝贞德人城。
这样，在部下大多数遭到杀害后，贞德也不幸被俘，落入勃艮第军队手中。
圣女贞德在受刑。
查理七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营救贞德。
在囚禁中，贞德也几次试图逃走，但都未获得成功。
英国则威胁勃艮第军队，让他们尽快把贞德交给英军，希望给她卑辱的刑罚来驱除贞德那份鼓舞法国人民的魔力。
1430年11月21日，勃艮第军队竟然以一万法郎的价钱，将贞德卖给了英军。
第二年，英军物色了一位法国神学博士柯松，让他在卢昂宗教审判所主持了对贞德的宗教审判。
当时教会为制止邪术分子浸染欧洲，对异端分子宣称要处以死刑。
教廷宣判贞德犯有七十余条罪名，但都遭到了她的反对。
贞德以她单纯而无邪的回答，以及虔诚贞洁的心灵，感动了这些法官，最后只被判“着男装”和“反对教会”罪。
后来英军包围法庭，扬言倘若贞德免除火刑，他们即索取众法官的性命。
到了5月31日，重压下的法官终于判贞德死刑。
1431年5月31日，年轻的贞德身着一件灰色长袍，头带一顶写着“背叛者、堕落在异端的女人”等字样的三角帽，在一万多人的注视下被押往卢昂广场。
在那里，她被当做一个“女巫”绑上火刑柱，活活烧死，时年19岁。
或许出于对贞德的敬慕，或许是出于宗教迷信，在贞德受火刑后，在法国人当中流传着许多说法：有人认为贞德根本没有在火刑台上烧死；还有人认为1431年5月31日在火刑台上烧死的那个女子，并非贞德本人。
无论如何，乡村少女贞德的壮举，当时极大地震撼了整个法国，也唤醒了法国的民族意识。
1453年法国终于取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
1456年，法国教会法庭推翻了原判，为贞德恢复了名誉。
到16世纪，贞德的英雄业绩被广为流传，她开始被誉为“圣女”。
19世纪，贞德被法国人公认为著名的爱国英雄。
被教会宣判为“魔女”的贞德也成为受人尊敬的“圣女”贞德。
彼特拉克钟爱的罗拉是谁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有两句词是这样写的：“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意大利的彼特拉克（1304～1374）就曾这样结识了一位名叫罗拉的女子，并因此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彼特拉克出生于佛罗伦萨。
在公元1316～1320年间，他受父亲之命而学习法律，但他本人酷爱文学。
现存的彼特拉克早期的诗歌均写于这一时期。
公元1326年父亲死后，他弃法从文。
公元1330～1340年，彼特拉克在学术方面进行勤奋研究，尤其是在古典拉丁文方面。
在此期间，他还旅行各地，拜访著名人士，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古典名著原稿。
这些阅历使彼特拉克更加顽强地鼓吹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启示合一。
由于他将这种表面上似乎冲突的两种思想相综合，因而被认为是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伟大代表。
公元1340年9月，他同时收到发自巴黎和罗马授予他的桂冠诗人的邀请。
也就是在这段弃法从文的过程中，彼特拉克结识了罗拉。
从彼特拉克收集的维吉尔诗集的扉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公元1348年所写的几句话。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知，他与这位品德超群的罗拉相逢于公元1327年4月6日阿维民翁的圣克拉拉教堂里。
在公元1348年，在同一城，同一月，同一个第6日，与第一次相同的祈祷时间中，他与罗拉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的交往。
在彼特拉克的诗歌里，他以吸引人的细节来描写她，但把她的身分保密到连朋友都以为她只是他诗歌中的创造，而把他所有的热情都当做是诗人的特权而已。
那么，这个罗拉是谁呢？公元1348年4月3日，在阿维民翁有张遗嘱被归档保存，立嘱人为罗拉·德·萨德，她是乌格斯·德·萨德伯爵的妻子，生了十二个孩子。
彼特拉克的情人可能就是这位贵妇，而她的丈夫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性虐待狂的远祖。
波特拉克钟爱的罗拉到底是谁？那么，罗拉有何特殊的魅力，能使这位桂冠诗人与她保持长达二十一年的交往呢？在佛罗伦萨桂冠诗人图书馆收藏着一幅马蒂尼所画的小画像，相传是彼特拉克画的罗拉的肖像。
从这幅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拉长着纤细优美的脸庞、精致的嘴唇、挺直的鼻梁和阴郁的眼睛，暗示出她忧郁而娇羞的容态。
当彼特拉克首次见到罗拉时，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已经结婚，或者已是年轻的母亲。
然而罗拉接受了他的爱慕，但对他保持一段距离，对他的热情给予克制性的鼓舞。
正是这种抑制着的魁力使彼特拉克成为最有名的诗人。
诗的写作在当时是一件相当流行的消遣。
作为一名吟游诗人，彼特拉克将自己的热情贯注在上千的诗篇章节中。
但是他也抱怨律师、神学家甚至他的男仆都会写诗，担心不久违牛也会像吟诗般鸣叫了。
于是彼特拉克沿用当时的十四行诗的形式，并将这种诗凝结成繁难的押韵诗体。
在房间，在河畔，在山间，在晚祷或弥撒时，他摸索着诗的写法和形容词的用法。
在与罗拉结识的二十一年间，彼特拉克写了二百零七首十四行诗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诗，都是以她为题材的。
这些手稿被收集成诗歌集，引起了意大利青年、壮年和僧侣们的注意。
在从灾难拯救出来的世界文学里，从来没有人用如此丰富而且富于变化的内容，借助于如此苦心的技巧，来详细说明爱的情绪。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彼特拉克的这些诗歌里，充满欲念的巧妙想象和涌动而出的阵阵爱情火焰，神奇般地被修剪成有律有韵的诗章。
意大利人接受了用该语言谱成的音乐作品。
他们觉得这是曾经听到过的最为动人的乐章，精微、优美、和谐，闪烁着生动的臆想，有时甚至使但丁的作品都显得粗率而不悦耳。
当活着的罗拉听到她的头发、眉、眼睛、鼻子、嘴唇等等在意大利东部的亚德里亚海等地被广泛歌颂时，她也许会害羞而脸红，也许会因兴奋而感动。
她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成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时至今日，彼特拉克这些爽快悦耳的诗歌仍然处于无可凌驾之势，外国人可以翻译其思想，但谁能翻译出其中所蕴涵的音响呢！彼特拉克并没有停留在所取得的成绩上。
从公元1346年到公元133年是他和过去决裂的时期。
他热衷于恢复罗马共和政体，恢复罗马民众政府。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大量的外交任务，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活动，并写出若干书信体诗歌。
从他给朋友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态度的转变，即将中世纪抛在后面，为文艺复兴作准备。
从公元1351年起，彼特拉克开始写新诗。
在新诗发展史上，他不仅给人类留下了最清晰、最热情、最精确的印象，同时也最富启发性的人类爱情和忧伤、狂喜和悲戚的表达方式，而且也用他那奇异的感伤情调创造了现代抒情诗的形式与语言，为全欧洲的抒情诗提供了共同的原料。
这也不能不归因于罗拉对彼特拉克的深刻影响，因为他一直感谢这一段单恋产生的高尚影响，并对自己耽于肉欲生活进行自责。
看来女人不一定都是祸水，她有时也可以造就出一个伟大的男人。
薄伽丘为何迷恋坏女人“小火焰”薄伽丘（1313～1375）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
他不仅以其《十日谈》名垂后世，还以与玛利亚·阿奎诺的恋情而名噪一时。
这个女人几乎支配了薄伽丘在《十日谈》以前的文学活动，这令许多人迷惑不解。
玛利亚·阿奎诺是个私生女。
她15岁嫁给阿奎诺伯爵，但是不久她就发现她的丈夫根本无法满足她的生理需求。
她鼓励一连串的人来充当她的情人，补足她丈夫的缺陷，并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财产花费在她的服饰上。
她成了那不勒斯城最放荡的女人。
在公元1331年复活节前周星期六的一个弥撒上，薄伽丘第一次见到了玛利亚·阿奎诺。
对于薄伽丘而言，她比希腊女神阿佛洛蒂特更美艳，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的金黄色秀发更为可爱，也没有一件东西比她那双淘气的眼睛更令人迷醉。
总之，她的妖冶美丽撞击着薄伽丘这位18岁年轻人的心，他称她为小火焰，渴望把自己烧灼在她的情火中。
他忘记了教会的法规，忘记了小火焰所学过的戒律。
数月以来，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去亲近她。
他单独到教堂做礼拜，为的是希望她能在场；他徘徊在她窗前的街道上，默默地注视着她映照在窗上的倩影；听说她在巴亚，他就赶到那里去，仅仅为了一睹她的芳容。
他追求小火焰长达五年之久，一直等到别人的钱袋空了，她才接受了他的爱。
但是一年耗费昂贵的幽会使得通奸的刀口都变得迟钝了，小火焰已经对薄伽丘没有了新鲜感，并别有用心地抱怨他看别的女人。
正好薄伽丘的钱也花光了，于是小火焰就去找别的食物，将他毫不犹豫地抛在了脑后。
薄伽丘追求小火焰有五年之久，与她真正相处不过一年，但就是这六年如水的光阴却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
他写下了很多有关思慕、燃烧、激烈爱情的十四行诗。
为了她，他还写了一首冗长而沉闷的散文诗《菲洛柯洛》，该诗是中世纪恋爱故事的一个翻版。
较好的作品，是他运用八行诗节写成的《菲洛斯特拉托》。
不久，薄伽丘又创作了史诗《苔塞伊达》献给他的小火焰。
该史诗讲述帕勒蒙和阿奇特两兄弟为了一个女人艾米莉亚的爱而引起的流血之争，最后胜者死在了她的爱抚的怀抱中，在经过相当长的迟疑后，她却接受了败者的爱。
即便诗中充满了骑士般的爱情故事，但是长达九千八百九十六行的冗长叙述却使得读者难以率读。
不过由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敏锐，描写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并且讲究典故和辞藻，薄伽丘创作的这些献给小火焰的情诗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
公元1341年，薄伽丘离开了那不勒斯，前往佛罗伦萨城。
但是小火焰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不勒斯而消失，他仍然生活在对小火焰的美好回忆中。
公元1342年到1343年，他完成了寓言诗集《爱情的幻影》献给小火焰，用四千四百行三行体回忆他们私通的快乐时光。
公元1343年到1344年，他完成了具有心理洞察力的散文小说《小火焰》。
在这部小说中，小火焰被安排诉说她与薄伽丘越轨的行为。
为了自己的光荣，他还让小火焰宣布是他弃她而去，而不是她把他给甩了。
公元1348年瘟疫后不久，薄伽丘开始撰写使他声名远播的《十日谈》。
小火焰似乎已死于瘟疫中，更何况薄伽丘已经不是毛头小伙了，35岁的他已经从欲望的炽热温度降了下来，这使得他能够平静地用小火焰的名字作为《十日谈》中最不过分雕琢的说书人之一。
小火焰逐渐退出了他的生活。
到了年近50岁时，薄伽丘却突然陷于后悔写《十日谈》或年轻的荒淫诗的情绪中，当然也包括他写的大量献给小火焰的作品。
公元1361年，一个垂死的僧侣送来一封信，谴责他罪恶的生活和快乐的故事（指《十日谈》里的故事），然后预言如果他迟迟不改，他将很快死掉，并且死后在地狱中永远受苦恼。
薄枷丘相信算命和评梦的谬说，也相信众魔之说。
僧侣的来信使他很痛苦。
于是在“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的劝说下，他把意大利情诗和短篇故事集《十日谈》的写作转移到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名著的热情研究上，成为欧洲第一位希腊人文主义者。
对于薄伽丘而言，他年轻时之所以迷恋于小火焰，很可能与早年的经历有关。
他是个私生子，在婴孩时期就被带到靠近佛罗伦萨城的一个地方，在继母的管教下度过了极不快乐的童年。
公元1323年，在他10岁的时候，他被送到那不勒斯去学徒，学习理财和经商。
他恨商业，宣称自己偏爱贫穷和诗歌，倾心于奥维德，以他的《变形记》和《女英雄情书集》自娱，而且还背诵了大部分的《爱情的艺术》。
他曾经激动地写道：“维纳斯的圣火可能使最冷酷的胸膛燃烧。”但是他的父亲不允许他爱钱胜过爱美，于是他以学习教会法作为条件离开了经商的工作，并准备开始浪漫的生活。
这可能是他与小火焰相恋并长期难以忘怀小火焰的最主要的情结吧，因为小火焰点燃了他冷酷的胸膛，使他忘记了过去不痛快的时光，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温馨浪漫的爱情。
波焦因何使全世界都怕他。
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会在一生中仅仅表现出一种性格来，而把性格的其他方面遮掩得了无痕迹。
波焦（133～1459）就是这样的人。
一方面他是人文主义者、书法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使全世界都害怕的人。
波焦出生于阿雷佐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佛罗伦萨跟随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以抄写书稿维持生活。
在抄写书稿的过程中，他以卡罗林小写字体为基础，创制了一种圆润而工整的字体，经过一代抄录人员的修饰改进，为新兴的印刷艺术提供了“罗马式”字体的原型。
公元1403年，他移居罗马，任教皇卜尼法斯九世秘书，在以后的五十年间，他一直为罗马教廷服务。
教廷尊重他的精力和学问，派遣他担任十几次任务。
他凭借教会秘书的身分，屡次逃离本职，轻易进入守卫最严或最不受注意的图书馆，寻找古典书稿，收获颇丰。
例如公元1403年，他在克吕厄隐修院发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两篇散佚的演说稿。
公元1416年，他在圣加仑隐修院发现了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昆提利安所著《演讲术原理》的完整手稿等。
公元1417年，他在富尔达、圣加仑等地隐修院发现了若干手稿，包括P·费斯图斯的《词义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马尼利乌斯的（星占学》，S·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记》，A·马尔切利努斯的《战绩》，还有阿皮修斯论烹调之作等等。
公元1417年，他在朗格勒发现了西塞罗的演说词《为凯辛纳申辩》。
公元1423年担任元老院秘书后，他又有所发现，包括弗朗蒂努斯的《沟恤论》和F·马提努的《星占书》。
他的这些发现被当时的人文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收获，他也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却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另一面，以至于让全世界都怕他。
波焦为人处世之方法令人咋舌。
他曾为教皇马丁五世写下多篇生动的教会信条辩护文，可是他在私人聚会中却与其他教会雇员共同讥笑天主教规条。
他以不雅却轻快的拉丁文写成对话和书信，讽刺教职人员的罪恶，宣称他们应该下地狱，可是自己却照犯不误，并且常常搬出一套套的歪理来为自己辩护。
红衣主教安吉罗责备他有孩子，认为穿教士服装的人不应该这样，又责备他竟然蓄养情妇，认为连俗人都不可以这样过分。
面对红衣主教的责问，波焦冷笑了一阵，然后以一贯无理的态度回答道：“我有孩子，是适合俗人的；我有情妇，那正是教职人员的古老风格。”一番话说得红衣主教无可奈何。
但是波焦比一般的教职人员更无情。
他在55岁的时候遗弃了为他生过14个孩子的情妇，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子。
波焦就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佛罗伦萨。
波焦兴趣广泛，他收集古钱币、碑铭和雕像，以学者的精简文体描述古罗马遗留下来的纪念碑，几乎建立了现代考古学。
但是他的这些成就远远比不上他那与同时代的人文学者迥异的文笔。
他伴随教皇犹金四世参加佛罗伦萨会议，与斐勒佛争吵，用最粗鄙下流、热烈的措辞对骂，控告他盗窃、无神论和淫乱。
斐勒佛当然不是波焦的对手，因为他在17岁时就写出过集故事、讽刺和脏话大成的著作。
在《讽骂集》中，他攻击同作秘书工作的洛伦佐·韦拉，控告他盗窃、伪造文书、叛国、异端邪说、酗酒和不道德。
法拉为韦拉反击，讥笑波焦的文法，引述他文书和口语中的大错，说他是老朽的傻瓜。
除了受害人韦拉外，没有人重视法拉与波焦在文学上的对骂，双方的骂文同是拉丁文章的佳作，而波焦的文章确实能够显示出古典拉丁文可以深切地表达出最摩登的思想和最隐私的事物。
波焦的热情不止于此。
就像后来的阿雷蒂恩一样，波焦还满腔热情地将自己的笔变成了勒索的工具。
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王没有承认他将某位学者的某篇著作译为拉丁文的能力，结果招致了他无尽的愤怒。
这位人文主义者暗示说，一枝好笔可以刺杀任何国王。
阿方索赶忙送上钱财来封住他的口舌，免得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作为人文主义者，波焦确实学识高深，但他只凭本能和冲动做事，并且丝毫不受任何道德和责任的约束，对于任何人都敢用他所熟悉的广博的粗鄙艺术进行口诛笔伐。
难怪当时的人就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怕他”。
也许今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波焦在70岁时写了一篇论文《悲惨的人类处境》，认定生命苦多于乐，并且推断最幸运的是没有出生的人。
波焦嬉笑怒骂结成一生，但只有他最明白自己隐藏在这怒骂中的真实心境。
在72岁时，他返回佛罗伦萨，被任命为领袖团的秘书，最后被选为领袖团的一员。
为了表示感谢，他写了一本古体的佛罗伦萨历史，书中包含着政治、战争和他虚构的谈话。
他那些人文主义的所谓德行到最后也没有舍得放弃一些。
公元1459年，波焦终于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同时代尚健在的人文主义者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波焦那无情而又富于艺术性的攻击了，真正享受人文主义所带来的激情与憧憬。
死后依然弟子如云的马萨乔东晋大诗人陶潜在临死前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慨叹一个人死后，除了至亲仍会有悲情索绕于胸外，能有多少人还会记挂那逝者呢？然而世界上总有些事情例外，意大利15世纪初的著名画家马萨乔（1401～1428）就是其中的一例。
他在人世间仅仅短暂停留了二十七个春秋，但是他去世后却依然弟子如云。
马萨乔出身贫穷，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公元1417年，年仅16岁的他只身来到佛罗伦萨。
关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我们无从知晓，只知道他非常热衷于绘画，对他的衣服、外表、收入、债务都不在意。
在他的作品里，他将人文主义引入艺术，以人和现实为中心，从生活中汲取形象，摆脱了中世纪神权对艺术的禁锢。
一些重要的绘画技术，诸如首次运用中心光源和革新的透视法，都归功于他，他也因此成为公元15世纪初现实主义绘画的探路人。
从14世纪到15世纪初，意大利的绘画与其雕塑、建筑的业绩相比是相形见绌的，这和哥特式艺术的传统习惯有很大关系。
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给雕塑艺术留下了更多的用武空间，从13世纪末开始，意大利的雕塑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高潮。
但这并不意味着绘画没有什么发展，一些锐意革新的画家在此时期正在成长，尤其是随着大的教堂与礼拜堂、富豪住宅与贵族官邸等世俗建筑的兴建，绘画的空间在不断扩大，从而为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当时许多画家在绘画的艺术处理方面经常探索具有空间感与体积感的表现方法，力图把科学知识用于观察自然，而马萨乔就是其中的成功者。
马萨乔在绘画艺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体现在他为佛罗伦萨圣玛利亚·德尔·卡明大教堂布朗卡奇礼拜堂所绘的壁画上。
这套壁画中的一幅题名《纳税钱》，是马萨乔在去世前不久绘成的。
他把三个连续的故事情节安排在同一场景中，其中中间是使徒们围绕着基督，基督则正在告诉彼得可以在一条鱼的嘴中找到一块钱币，这块钱币正好可以用来付税，而税吏则站在前景中，背对观众；左边是圣彼得正在从鱼嘴里挖钱币；右边为圣彼得正在把钱币交给税吏。
在运用光线来表现人物的体积时，马萨乔采用来自一个集中而固定的光源所投射出来的光，而不是像他的前辈那样只利用平光。
这种光以固定的倾斜角度投射到人体上，使人体表现出明暗层次，从而产生立体感。
除借助光线的投射角度和强弱来塑造形体以及利用光线变化来渲染画面气氛外，马萨乔还更加自然而多样地安排画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在《纳税钱》中，马萨乔避免了前辈画家把画中人物全部安排到画面前景中所形成的人墙弊端，让许多人物围绕着耶稣，构成一个有深远感的圆圈，使人物活动于更加开阔的环境中。
右边背景中的建筑物是以单一的焦点透视法绘成，这种透视的灭点正好集中在耶稣的头部。
整幅图画的前后景为空气透视法所统一，这种透视法通过捕捉光线的远近变化来表现深度感，使画面中的景物产生一种距离的感觉。
除《纳税钱》外，马萨乔为布朗卡奇礼拜堂所绘的另一幅壁画《被逐出伊甸园》，也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之一。
在这幅画中，马萨乔让自右下角射下的光线在亚当和夏娃身上造成强烈的明暗对比，使人体显出很强的立体感；人体周围没有琐碎的景物，使画面表现出深远的空间距离。
马萨乔为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绘制的壁画《圣三位一体》同样久负盛名。
在这幅画中，马萨乔以一间有拱顶的方形礼拜堂为背景，有意地把画面的透视点置于观众眼睛的高度，使观众仿佛觉得画面上的建筑物逼真得像是生活中那座真实教堂在建筑结构上的连接部分。
这种创造性地采用线形透视法的作品，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充满自信的进取精神。
遗憾的是，马萨乔不知道什么原因，放下他未完成的工作，到罗马去了，从此音信皆无，人们只能猜测他也许遭到了意外或疾病夭亡了。
布朗卡奇礼拜堂的壁画虽然没有完成，却被立刻公认为绘画上的一大进步。
因为在这些壁画中，马萨乔终于摆脱了哥特式画风的约束，形成了自己写实的画风。
他在前人未曾涉及的广阔绘画领域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西方美术史中，还没有一位画家能像马萨乔那样，在如此短促的生命中，为发展一种新的画风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在那些大胆的裸体、优雅的衣褶、惊人的透视学、写实的远缩法和精确的解剖细节中，在光与影的微妙层次深度中，大家都感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在涌动。
凡是在佛罗伦萨行程范围可及的有雄心的画家都来研究这些作品，这些画家包括安杰利科、利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
没有一个人在死后仍然有过这么多显赫的学生，也没有哪位艺术家曾经不自觉地有过这样大的影响力。
达·芬奇曾经说过：“马萨乔以完美的作品显示，凡是不以自然这个至高的女主人为向导的人，都会在徒劳的苦工里耗尽生命。”这可以说是对马萨乔这样的文艺复兴绘画班首最高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