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战事依然不断，但我们再也不用去打杖了。米兰的秋天很冷，天黑得也早。转眼间已是华灯初上，沿街看看那些橱窗令人愉悦。店门外挂着好些野味：雪花洒落在狐狸的毛皮上，冷风吹着它们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干僵的鹿沉甸甸地挂着；小鸟儿们在寒风里瑟缩发抖，浑身羽毛翻飞。这是个寒冷的秋日，风从山峦上吹下。
我们每天下午都到医院去。薄暮时分，我们穿过市区，走去医院。通往医院的路有好几条，其中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远了。因此，大家一般都是从桥上跨过运河到医院去。河上有三座桥，随你走哪座。其中一座桥上有个卖炒板栗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很暖和，炒板栗放进口袋后热烘烘的。医院很古旧，景色却很秀丽。跨进大门，穿过庭院，再走过对面那扇门，就到了。通常，葬礼都是从这个庭院开始的。旧医院对面有几幢新建的砖砌楼阁。每天下午我们都坐在给我们治病的医疗器械里，到那里相聚，大家彬彬有礼，关切地询问各自的病情。
医生走到我手术椅旁，问：“战前你最喜欢什么？运动吗？”
我说，“对，我喜欢踢足球。”
“很好。”他说，“你会比以前踢得更好的。”
我膝盖不能弯曲，从膝盖到踝关节之间的小腿僵直地垂下来，没有任何感觉。医疗器能让膝关节自由弯曲，就像骑三轮自行车时那么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医疗器转到膝关节就不行了。医生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是个幸运的小伙子，一定会重新踢上足球的，就像个锦标选手似的。”
旁边的手术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一只手小得像只婴儿手。上下弹跳的牵引皮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少校检查时，他对我眨了眨眼，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上足球吗，少尉医生？”他剑术很棒，战前曾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击剑手。
医生回到后面房间的办公室，拿来一张片，上面拍得是一只萎缩了的手，跟少校的手几乎一样小，那是治疗前拍的，经过治疗后大一点儿了。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片，十分认真地瞅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说。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把片递还给医生。
“该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每天还有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要当律师，一个立志成为画家，还有一个一心要当兵。有时候治疗完毕后，我们会一起走回去，到斯卡拉（米兰著名的歌剧院。）隔壁的科瓦咖啡馆去。四人结伴同行，我们就会抄近路，从共产党聚居区穿过去。那里的人憎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面就会有人大叫：“A basso gli uiciali！”[① 意大利语：“打倒军官！”
]①还有个年轻人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走，一共凑成五个人。他鼻子毁了，在等着整形，所以脸上蒙着一块黑帕子。他从军校直接就上了前线，一小时不到就受了伤。他们给他整过形，可是，也许由于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实在没法矫正他的鼻子。他到过南美，在一家银行工作。那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往后如何发展，只知道仗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除了那个脸上蒙块黑帕子的小伙子，我们都戴着一模一样的勋章；他在前线待得不久，所以没得勋章。那个脸色煞白、立志当律师的高小伙儿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枚。他是意大利突击队的上尉，在前线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些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到医院里小聚一会儿之外，便没有什么更深的交情。尽管如此，每当我们穿过城里那段恶劣的地段到科瓦咖啡馆去时，或者酒店里灯火辉煌、歌声震天，而我们在黑暗中并肩往前走时，或者人行道上的男男女女熙熙攘攘，我们只得推开众人挤到大街上时，便会感受到某种共通的东西，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对科瓦咖啡馆都很熟，那儿富丽堂皇，温暖如春，灯光不会太眩目，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嘈杂喧闹，烟雾弥漫，总有姑娘们坐在桌边，壁架上放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科瓦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就是咖啡馆的姑娘。我觉得她们现在依然爱国。
开始那些小伙子看我戴着勋章，都对我都很客气，问我是怎么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颁奖文件给他们看，满纸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fratellanza”①[① 意大利语：意为“友爱”。
② 意大利语：意为“克己”。]、“abnegazione”②等。如果把这些修饰语都去掉，这些辞令无疑就是在说：我之所以受奖仅仅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那以后，小伙子们对我的态度就有点儿不一样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是，我是他们的朋友，但是，自从看过那些辞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因为这跟他们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获得勋章的。没错，我确实负了伤，可大伙儿心里明白，那只是个偶然事件而已。虽然我倒从未感觉这些勋章自己受之有愧，但是，有时黄昏时分喝得酩酊大醉后，我便会想象自己也曾干过所有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跟那些小伙子们获得勋章所干的一样。然而，在寒风飕飕的夜晚，街边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后，一个人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尽量挨着街灯往家走，这时，我便感觉到自己决不可能会干过那番大事，我太怕死了。我时常夜里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心生恐惧，担心重返前线后会如何。
然而，那三个佩戴勋章的人像三只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会把我也看成兀鹰，但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个很清楚，于是便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刚上前线第一天就负了伤的小伙子跟我还是好朋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被人接受，我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也不会变成猎鹰。
那位杰出的击剑手少校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次我们坐到仪器里面后，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语法问题。不过，他倒是夸我意大利语口语不错。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聊天。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没多大兴趣了。“噢，是啊。”少校说，“那你干吗不研究一下语法？”于是我们就开始学语法，结果不久后，我开始觉得意大利语太难了，还没想好语法之前，我都不敢开口跟他说话了。
少校定期来医院，我觉得他一天都没落下，但是我敢说，他根本不相信器械治疗。那段时间，我们谁都不信这些东西，有一天，少校甚至还说，这些玩意儿全是胡扯。当时，那种医疗器械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简直就是白痴想法，他说，“理论就是理论。”我学不会意大利语法时，他说我是个丢脸的笨蛋，还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白白费尽心思教我。少校身形矮小，却笔挺地坐在器械中，眼睛直盯着墙壁，将右手伸进仪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拍打。
“等战争结束，我是说，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你打算干什么？”少校问我，“回答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但我很想结。”
“太蠢了你！”他似乎很生气，“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Signor Maggiore[① 意大利语：意为“少校先生”。
]①？”
“别叫我Signor Maggiore。”
“为什么男人不该结婚？”
“不该结！就是不该结！”他怒气冲冲地说，“就算他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也不能让自己落到那步田地。他不能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说道，样子十分气愤、十分怨恨。
“可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
“肯定会失去。”他盯着墙壁说道，然后，便低下头看着整形器，把那只小手从牵引带里猛地抽出来，在大腿上狠拍了几下。“肯定会失去！”他几乎在大吼大叫，“别跟我争！”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大叫：“把这该死的东西给我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不一会儿，我听见他求着医生借用电话，再后来，他关上了门。等他再回到这间诊室时，我正坐在另一台器械上。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的器械走过来，一条胳膊搭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一面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粗鲁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为他惋惜，“真抱歉。”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太难了。”他说。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向窗外。一会儿，他哭了。“我简直恢复不过来。”他抽噎着说。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来，目光空洞，直挺挺地站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他挺起腰板，走过一排排手术椅，出门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妻子年纪轻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后不能再上战场才跟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都没想到她会死掉。她过世的三天里，少校没来医院。之后，他照常来就诊时，军装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当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各种镶着大镜框的片子，显示出各种伤情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少校坐的器械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三张片，都跟他的伤情类似，但已经完全恢复了。不知道医生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片。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第一批使用这些仪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片的反应却很淡漠，他只是凝望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