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祸及亚洲，东亚中东倒戈相向
中情局在日本的“烧钱”行动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每月数额高达数百万元；万隆会议让苏加诺一夜之间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中情局异想天开弄一部色情片张冠李戴，让《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和一个个女人努力做爱；苏伊士运河危机谍影重重，后患无穷。
“杜鲁门主义”成就了岸信介政府
杜鲁门时代推出遏制苏联独霸全球的“遏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元开路的。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到1948年6月底，美国共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对抗苏联的“扩张”。杜鲁门声称：“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这就是典型的“杜鲁门主义”。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四点行动方针”，其中的第四点就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被称为“四点计划”。其内容表面上是要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实际上是企图将亚洲和非洲广大的“中间地带”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寻找新的市场，防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当时这些所谓的“中间地带”，最典型的就是指地处亚洲的日本。
不过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中情局并没有注意到亚洲问题，也很少注意日本问题，当时他们主要是注意欧洲和苏联。后来由于苏联的势力发生了膨胀，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又把美国人打败之后，中情局才突然发现亚洲出了问题。如果再不去那里“烧钱”，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那个“C”形战略包围圈就无法形成了。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瞄向了日本。中情局认为，日本当时正是“有奶便是娘”的关键时刻，如果让它倒进了苏联的怀抱，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让它和美国走到一起来了，就等于是美国人在亚洲做了一个“眼”，那么称霸世界的这盘棋就走活了。所以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先是花费了近1300万美元，帮助儿玉誉义夫的日本黑社会组织走私战略物资钨，资助战后日本保守派政客的兴起，并以各种方式资助安排前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
当年在日本，这个儿玉誉义夫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二战期间，儿玉誉义夫在日本不仅是一名身份显赫的黑社会头目，而且还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儿玉誉义夫成了“黑龙会”老大头山满的得力助手，后因涉嫌一桩政治谋杀案而锒铛入狱。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时任日本陆军大将的土肥原贤二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让他专门来对付中国人。土肥原贤二当时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也是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儿玉誉义夫出狱后，土肥原贤二就让他到中国负责搜刮奇珍异宝，他本人从中获得了多达13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由于在搜刮中国珍宝方面的功劳，儿玉誉义夫很快被提升为日本海军少将。
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维护右翼政权的统治，麦克阿瑟曾建立数个秘密基金会，而这些秘密基金会的主要经费来源便是儿玉誉义夫。尽管他因在二战中参与暗杀、绑架、贩毒、勒索而被指控为战争罪犯，并在巢鸭监狱中关了两年，但在1948年，这个罪恶多端的黑社会头子却奇迹般地获释。这是因为儿玉誉义夫答应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一亿美元的活动经费，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免受任何有关战争犯罪的起诉。儿玉誉义夫果然在东京审判时逍遥法外。出狱后他自立门户，成了日本最有名的黑社会组织“关东会”的老大。不仅如此，作为日本最强硬的反共分子，儿玉誉义夫后来还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儿玉誉义夫虽然是中情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得到中情局信任。原因是后来他走私美国人需要的制造导弹的战略金属钨金给中情局，竟然从中赚了一大笔钱。中情局很恼火，觉得儿玉誉义夫只认钱不认人，连中情局的钱也敢赚。于是中情局最后放弃了他。
放弃了儿玉誉义夫之后，中情局又盯上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在日本大名鼎鼎的岸信介。
岸信介在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原姓佐藤，后成为岸姓养子。其亲弟佐藤荣作曾为日本首相。后来其外孙安倍晋三又是日本第90代首相。他自己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内阁重臣。1941年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在日本内阁任商工大臣。当年日本曾对美国下达“宣战诏书”，岸信介是“宣战诏书”的签署人之一，曾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在中国期间，岸信介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喜怒无常，且刚愎自用，让人难以捉摸，故又被人称为“满洲之妖”。
日本投降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判了无期徒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关了三年。1948年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决时，他却被美国人释放。出狱以后，他主动联系中情局，感谢他们的再生之恩，并当即表态说，他的策略是破坏执政的“自由党”，在他的领导下组成新“自由民主党”。中情局觉得他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就决定在他身上花点本钱。1955年8月，中情局告诉他，只要他的“自由民主党”能帮美国“反共”，他就会得到美国人的大力支持。
岸信介当然知道“大力支持”是什么意思。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正需要大量的金钱作支撑。于是他当时就向中情局发誓，一旦他能成为日本领导人，会配合美国的需要来变更外交政策，同时还可以保留驻日美军的军事基地，并且允许美军将核武器引入日本。于是中情局就开始在岸信介身上大把大把地“烧钱”。
中情局通过可信任的美国商人当中间人，把大量的美元交给岸信介，来支撑他的政治活动。1957年2月，岸信介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日本首相。
任首相期间，岸信介修改了吉田茂执政时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加速日本的扩军步伐；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改变了鸠山一郎、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
岸信介上台四个月后就跑到美国，在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他希望中情局可以把资金援助固定来源，不要总是偷偷摸摸地给钱。也就是说，应将钱定期打到他的账户上。他甚至警告中情局说：“万一日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亚洲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不效尤于后。”
中情局当然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就找了很多美国大公司，定期给岸信介提供美元援助。
中情局给日本人的“烧钱”行动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每月的数额高达数百万元。当然，中情局在收买岸信介这个首相的同时，还收买其他人，贺屋兴就是其中一个。
二战期间，贺屋兴曾担任日本内阁财政大臣，二战结束后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1955年被保释出狱，成了岸信介最亲信的顾问。1958年中情局找到了他，从此，他就成了中情局在日本的最大特工。后来，中情局又用钱把他推到了后来的佐藤荣作首相的高参位置上。
当年，贺屋兴曾受到过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亲自接见。在结束会见后，中情局的备忘录中曾这样写道：“人人都同意，在反颠覆工作中，中情局和日本合作最为理想，而这也是关系中情局重大利益的课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中情局驻东京情报站站长霍勒斯·费尔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占领期间管理过日本，占领结束后，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麦克阿瑟将军有他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霍勒斯·费尔曼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美国人永远都在管理日本，无论占领期间还是占领结束后；第二，中情局管理日本有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烧钱”。日本战后体制可以说是中情局通过金钱一手创造的，而且是一个最为成功的例子。
通过美元搞定日本以后，美国在东南亚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印度尼西亚。
色情片《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
二战以前，印度尼西亚一直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到1949年底才赢得自由和独立。当时，美国是印尼的新领袖苏加诺总统的支持者，积极支持他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1953年，尼克松副总统访问了印尼，他回国后曾在国会上说，苏加诺“极受人民爱戴，绝对不是共产党，而且他无疑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王牌”。
可是，才过了两年，苏加诺的行为就让美国人无法忍受了。
1955年，亚非国家首脑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第一次把西方国家的首脑排除在外。这是一次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一夜之间变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然而，在华盛顿的眼里，苏加诺无疑属于站错队的人。当时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卡明甚至向白宫各个部门发出一连串的备忘录，提醒白宫要对苏加诺进行特别的“关注”。
然而，就在此前后，苏加诺还做了三件使中情局非常不安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苏加诺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尽管当时苏加诺也访问了美国，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模式大加赞扬，但是回国后，他并没有以此作为他治理印度尼西亚的模式；
第二件事是印尼从东欧国家购买了武器。苏加诺本来是想跟美国做这笔生意的，可是中情局在仔细分析后认为这笔生意不能做，结果就没有做成；
第三件事是苏加诺上台后，他将荷兰人的大量私有财产收归国有。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情局在印尼的情报显示，印尼可能有200亿桶尚未开发的海底石油资源，而苏加诺又不愿意与美国人友好往来，所以，中情局自然而然地就把苏加诺列为他们关注的头等目标了。于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情局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再次演绎一番，试图推翻苏加诺政权。
当时中情局之所以对印尼如此“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尼共产党在印尼独立以后，不但由地下党变成了公开的政党，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印尼共产党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内则致力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1955年在苏加诺的建议下，印度尼西亚将在当年的9月29日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要求“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采取措施”。中情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即给了苏加诺的竞争对手——穆斯林派的玛斯友美党100万美元，希望该党能在大选中胜出。可惜的是，玛斯友美党却在这次大选中败北，中情局一无所获。更让中情局担忧的是，印尼共产党在那次大选中居然平地崛起，大获全胜，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一跃成为印尼四大政党之一。为此，苏加诺提出，共产党员应占内阁成员的四分之一。
苏加诺后来又实行“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纳沙贡”，这足以让中情局相信，只要苏加诺继续治理印尼，那么印尼这个远东地区除中国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成为苏联集团的一分子。
中情局对印尼的“秘密行动”是在1957年8月1日开始的。当时的负责人就是中情局新上任的远东部长厄尔默。中情局一下子给他拨了700万美元，让他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成立指挥站。这个指挥站里有很多中情局的高手，负责联络苏门答腊岛上的反抗苏加诺的军官，还包括苏拉威西岛上若干企图争夺权力的指挥官，同时又在太平洋的许多地方开辟了便于执行轰炸和运输任务的飞机跑道。当然，这只是硬件准备。
厄尔默还有一个“软计划”，那就是利用舆论工具来败坏苏加诺的声誉。苏加诺当时已经58岁了，但精力充沛，虽然已经有了四位夫人，可还是经常传出一些绯闻。于是，中情局就决定利用这些绯闻做一做文章，达到彻底破坏苏加诺形象的目的。
中情局准备弄一部色情影片，用张冠李戴的方法搞臭苏加诺。中情局很快就得到了一部现成的A片，内容是一名墨西哥男子与一位妓女的故事。但负责此事的特工反复看了很多遍后，却觉得不满意，因为他认为那部A片里的男女主角的表演实在太疯狂了，这样的影片即使上映了，也不会有几个人相信里面那个疯狂的男子就是苏加诺。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经过几天的商量，中情局决定亲自动手拍摄一部影片。中情局动用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力量，在茫茫人海中找了一个与苏加诺相似的黑皮肤、秃脑袋的男人。为了让观众以为这就是苏加诺，他们又制作了一具苏加诺的假面具，让那个男子在拍片时一直戴在脸上。这部精心策划的A片终于拍摄完工了，它的片名就叫《良辰美景》，影片中全是“苏加诺”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努力做爱的镜头。
但是，中情局的这番努力完全是枉费心机，因为根据伊斯兰教义，每一个穆斯林男子都可以有四个妻子。所以这部关于“苏加诺”和几个女人做爱的A片根本不能算是他“越轨”的证据，自然也败坏不了他的名声。
厄尔默见折腾了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就只好开始对印尼实施他的“秘密行动”。
厄尔默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集中了一大批印尼人、菲律宾人、中国台湾人、美国人和其他“幸运战士”，还有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在1958年1月8日从苏比克湾运到了苏门答腊岛，与当地反对苏加诺的军队会合。中情局又派出B-26型轰炸机执行轰炸和袭扰任务，以支援叛军。
2月10日，中情局又“烧”了一大笔钱给苏门答腊岛的叛军，让他们成立了新电台，通过电台威胁苏加诺，他们将在五天之内成立新政府，但是苏加诺没有回音。据印尼政府说，苏加诺正在访问日本。而中情局的情报则说，这位印尼的领导人正在日本澡堂内纵情声色。五天后，叛军真的宣告成立了新政府。
据中情局情报说，苏加诺立即飞回印尼，命令仍然效忠于他的军队对叛军进行军事打击。叛军立即被打败了。
4月底，中情局派出了特工艾伦·波普驾驶一架B-26轰炸机去支援已经陷入困境的叛军。艾伦·波普娴熟地轰炸着目标，第一次行动就炸死了700多个印尼人。但他已不能挽救败局。就在他轰炸不久后，苏加诺的军队就把苏门答腊的叛军主力给剿灭了。5名中情局官员急忙开着吉普车逃命。他们一路穿越丛林，在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偷了点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用无线电和中情局联系上了。
5月15日，中情局再次派出B-26轰炸机进行轰炸，印尼人又被炸死炸伤无数，但是三天后，当艾伦·波普再次在天空上向下扔炸弹的时候，他的飞机却被印尼军用高射炮打了下来。艾伦·波普只好跳伞逃命，结果被印尼军人捉住了。
他身上的证件证明了他的美国中情局人员身份，于是苏加诺对美国进行强烈的谴责，并向国际社会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这让美国政府很狼狈。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只好向行动小组下达命令，“我们必须尽快脱身”。
5月19日，杜勒斯分别发出快电通知中情局工作人员立即撤退，不要再给当地的叛军一分钱，并且关闭所有的军火供应线，销毁一切证据，撤回国内。中情局对印尼的第一次“秘密行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没有了中情局的支持，1958年6月底，印尼叛军的军事政变被苏加诺彻底粉碎了。
这一年的12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顾问委员会提出，应该马上改组中情局。因为从印尼问题上可以看出，中情局搞这样的“秘密行动”根本不在行，只会是赔了美元又丢人。同时，他们还认为，中情局“没有能力就自身的情报信息与业务作客观的评估”，他们只知道用钱去打水漂。
艾森豪威尔当时并不是没有这个想法。在他连任以后，他就一直想改变中情局的管理方式。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艾伦·杜勒斯，也想不到还有谁可以接手中情局。近几年来，杜勒斯已经对秘密行动情有独钟，早已不把心思放在向总统提供情报这个核心任务上了。当艾森豪威尔把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想法告诉了杜勒斯后，杜勒斯自然极力地阻止总统这样做。他把印尼这一次秘密行动的失败归咎到威斯纳的身上。因为当时一直是威斯纳在负责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最后，杜勒斯请艾森豪威尔放心，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悲剧发生，因为他正在为秘密行动处物色新的负责人。
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黑手
1959年1月1日，比斯尔接替了威斯纳，成为中情局秘密行动处新的负责人。1965年，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了黑手。
自从苏加诺执政以后，军队在印尼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57年，在印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将军的敦促下，苏加诺颁布了《军管法》，宣布全国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军管法》赋予了军队极大的权力，使军队有权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可以制定与公共秩序和国内安全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如果这些法令和规定与原有法律相矛盾，则以《军管法》为依据。当时纳苏蒂安公开宣称：“我和苏加诺就是内阁。”他下令将企业置于军队的直接掌管之下，委派了4000名中上层军官担任被接管企业的经理或监督者。军人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还建立了“战时掌权者当局”。它上至中央，下到村社，与文官体制并行。军人集团借此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到了1958年，印尼全国约百分之八十的行政事务都由军人掌管。
当时掌握陆军大权的纳苏蒂安公开表示，“印尼在世界两大阵营中，站在美国一边”。然而，印尼总统苏加诺所倡导的却是“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者、宗教集团和共产党人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的思想”。虽然在60年代初，军队和各派政治团体都表示拥护，但实际上它已被架空。于是在印尼国内存在两大阵线，一个是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左派军官组成的阵线；另一个是以陆军为首的武装部队及其他右翼人士组成的阵线。而这时，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右翼陆军将领阵线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加诺在国际上风云一时。当时他曾作为东道主，召开了著名的亚非国家首脑参加的万隆会议；先后热情接待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的来访；为了西伊里安领土之争不惜与马来西亚、英国及荷兰顶牛；同时他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接受苏联的援助，又收纳美国的贷款。
然而，就在苏加诺为了西伊里安岛的归属问题，摆开了与马来西亚对抗的架势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向苏加诺提出两项改革军队体制的建议，一是在陆军内部推行政治委员制度，二是建立一支与海、陆、空、警四支队伍并列的第五种武装力量——工农民兵武装队伍。苏加诺接受了艾地的建议，开始推行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在内的一批陆军将领的反对。苏加诺十分生气，打算改组陆军上层领导。陆军上层将领们得知此事后，就一边阳奉阴违，一边在准备策划秘密行动。
当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苏加诺总统与印尼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深感不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策略与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采取的策略相类似，他们正逐渐地、分阶段地取得更大的权力。如果苏加诺仍在台上，印尼的国内局势和对外关系会变得更糟。”
当时，腊斯克要求澳大利亚方面作出努力，阻止印尼共产党向东南亚其他地区扩展，找出一个“解决印尼问题的方案”。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也利用对印尼提供军事援助的机会，加紧在印尼陆军中物色和收买反共将领。
由于苏加诺明确要求贯彻“纳沙贡”思想，这就不能不与反共亲美的右翼陆军军官发生矛盾。苏加诺为了削弱陆军这支政治力量的基础，5月初，下令把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防学院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几天后，他又提出一项几乎要把陆军这支反共政治力量摧毁的建议：在部队成立“纳沙贡”顾问委员会，印尼共产党将同其他政党一道派代表参加。顾问委员会成员充当从最高军事顾问到军分区各级军事指挥官的顾问。
苏加诺指示下达后，陆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表面上贯彻苏加诺的要求，暗地里想方设法抵制苏加诺“对陆军的摧残”。
1965年3月，英国驻印尼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给英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与美国驻印尼大使，还有印尼军方领导人商定的颠覆印尼政府的计划。
当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印尼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苏班德里约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命人去核实。随即他被告知，该信件的字体和格式同8个月前火烧英国使馆时拿到的其他文件一样。于是，苏班德里约就对这个信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并于1965年5月26日将信件交给了苏加诺。与此同时，苏班德里约还从印尼情报机构参谋长苏达尔托准将那里获悉，陆军内部成立了一个“将领委员会”，他们反对苏加诺的现行政策，准备发动政变。政变的具体日期为10月5日。因为那天是印尼“武装部队日”，陆军可以此为借口，把大批部队调入雅加达来参加游行。
苏加诺读过这些报告后，认为报告内容是可信的。尔后，苏加诺对信件和“将领委员会”问题采取公开处理的方式。5月下旬，他召集各军总司令、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讨论这些文件。雅尼否认了信中的说法，他告诉苏加诺，陆军将领中，只有巴尔曼和苏根德罗与英国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他们是奉命执行任务。对“将领委员会”的问题，雅尼避而不答，他反过来指责印尼共产党有夺权企图。最后，雅尼将军宽慰苏加诺总统说，他将回去调查，然后向苏加诺汇报。
两天后，苏加诺又在各军区司令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信件问题。几星期后，他授权苏班德里约选择能引起国际注目的时机，宣布这一消息，并作为美英阴谋反对印尼的证据。苏班德里约原计划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宣布此事，由于这次会议推迟举行，于是，他改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此事。
就在政变传闻迭起之际，苏加诺于8月3日突然晕倒，卧病在床，这使印尼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军界领导人都在密切注意苏加诺病情的发展，并积极准备，应付苏加诺死后的不测事件。苏加诺本人也为病情焦虑，急电召回正在苏联和中国访问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两人进行了促膝长谈。两天后，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谈到苏加诺健康不佳，一旦逝世，陆军的“将领委员会”势必凭借武力接管政权。同时会议也分析到，以纳苏蒂安和雅尼为首的陆军将领与空军军官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会议决定：“开展一场运动来挫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不过，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具体讨论印尼共产党将要采取何种军事行动。
印尼共产党一直信奉“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因此自己并没有掌握可以开展军事行动的力量。艾地曾暗中建立了一个叫做“秘密局”的特别机构，由夏姆具体指挥，夏姆仅对艾地本人负责。艾地建立“秘密局”的初衷是，万一印尼需要动用武装力量时，将由“秘密局”承担这方面的任务。“秘密局”的工作也有一定成效，他们不但掌握了一部分陆军中的连、营级军官，而且还将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和西婆罗洲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的苏巴尔佐将军等人争取了过来。
不久，艾地和苏班德里约又获得一条消息，“将领委员会”于9月21日在军事法律学院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10月5日前发动军事政变，组成新内阁，由纳苏蒂安将军任总理，雅尼将军任第一副总理。在此紧急情况下，艾地命令夏姆立刻设计出一个对付“将领委员会”的行动方案。嗣后，艾地将此事通知了苏加诺。苏加诺听后，心情显得很沉重，但是他却没有发表意见。
1965年9月30日深夜，十几辆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客车和汽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叫鳄鱼洞的偏僻山村出发，在陆军中校翁东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带领下，向雅加达陆军高级将领住宅区急驰而去。车停后，他们分别用一个排的兵力去捉拿巴尔曼、苏托约、哈尔约诺、苏普拉多和班查伊丹将军，对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则派了一个连的特种部队士兵去突袭。但是，总部设在雅加达的战略后备司令部的司令苏哈托却没有被列入要抓捕的名单。
官兵们迅速向以上预定目标扑去，其中有3个排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睡意蒙眬的将军们还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反绑双手，蒙上眼睛推上了卡车。哈尔约诺发现有人闯入他的住宅时，便掏出手枪拒捕，被当场击毙。班查伊丹也因拒捕被枪杀。
当士兵冲入雅尼的住宅时，雅尼知道情况不妙，他立即奔出房间，锁上玻璃门，一个怒气冲冲的士兵用自动步枪从背后向他扫射，雅尼应声倒地。他被拖上卡车时已奄奄一息了。
纳苏蒂安算是最幸运了。当士兵们刚要跨入他的私宅大门时，纳苏蒂安的夫人被响声惊醒，她猜到有麻烦了。她迅速锁上通往卧室的边门，推醒自己的丈夫，帮助他翻过与伊拉克大使馆官邸相连接的围墙逃走了。纳苏蒂安的副官比雷登中尉的身材和外表酷似纳苏蒂安，于是他穿上将军服被当做纳苏蒂安蒙上眼睛反绑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士兵们就将三具将领的尸体、三名活捉的将领和那个假纳苏蒂安押回了鳄鱼洞，接着这4人被全部处死，7具尸体被扔入一口废井中——这就是让印尼人震惊的“9·30事件”。
10月1日清晨，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节目中宣读了翁东中校的公告。公告说：“‘将领委员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暗中进行颠覆印尼政府的活动。他们企图在苏加诺总统因病逝世后夺取政权，但是阴谋破产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又策划在今年10月5日前发动政变。我们领导的这场‘9·30运动’是陆军内部的运动，是针对那些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心怀叵测的陆军‘将领委员会’的。”
当天中午12点，印尼“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并发表了第一号法令。翁东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巴尔佐、空军上校赫鲁、海军上校苏纳尔迪和高级警官安瓦斯任副主席。其余40名委员包括空军司令达尼、空军上校拉蒂夫和少校苏约诺。从组成人员来看，“革命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包括印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陆、海、空、警四大军种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其中许多成员对该机构毫不了解，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感到十分惊愕。“9·30事件”只经历了几小时，其后雅加达一如常态，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
“9·30事件”领导人翁东是苏加诺的总统卫队营营长，他具有激进思想，当时被认为是陆军中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1947年苏哈托结婚时，他是婚礼上的宾客；1962年苏哈托任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时，他是其手下的一名军官，在战斗中他战功显赫，随即晋升为少校，并任营长。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9·30运动”是爱国和革命的行动（后来，这成为陆军镇压共产党的证据之一）。
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兼马来西亚曼达拉警戒战区司令部副司令苏哈托将军是从广播中听到“9·30事件”的。他在得知纳苏蒂安死里逃生，苏加诺不愿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走而返回总统府后，发表声明，指责翁东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并声明由他掌握陆军领导权，在当天出动坦克和装甲部队，还调集了伞兵突击队镇压“9·30运动”。
10月1日黄昏，苏哈托的军队占领了整个雅加达市区，控制了局势。当天下午，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发表声明支持“9·30运动”，表示坚决保卫苏加诺总统，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颠覆活动。
10月2日，苏哈托命令伞兵部队、坦克和装甲部队包围了哈利姆空军基地。面对这一形势，苏加诺在茂物行宫召开武装部队司令会议，任命普拉诺托将军为陆军“代理司令”，委任苏哈托负责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并呼吁避免进一步流血。这一来，空军部队就渐渐瓦解了。
10月4日，“纳苏蒂安—苏哈托”军人集团声称，“9·30运动”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于是指使军队和暴徒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屠杀。按照流传的一般说法，约有50万印尼共产党人和群众遇难。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也于同年遇难。政变领导人翁东身着便装，乘坐公共汽车准备外逃时，被两名士兵认出，遂遭逮捕，于次年3月被处决。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政治局5名常委中的4位、政治局10名正式委员中的6位都被杀害。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在1966年10月11日报道说，关于在这次清洗中，死亡50万人的传闻是错误的，实际数字是16万人左右。司法部门调查估计是12万人，而来自各地区和乡村的估计数字约20万人。。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在军队的威逼下，被迫签署命令，承认苏哈托的权威。同一天，军队接管印尼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纳沙贡”到此寿终正寝。苏班德里约被捕后，先是判处死刑，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而改判20年徒刑。
1968年3月，苏哈托废黜苏加诺，担任印尼总统。在一幅新闻照片上苏加诺垂头丧气地站在话筒前宣读声明，站在一旁身着军服的苏哈托面带嘲笑冷冷地斜视着他。
在印尼和西方国家中，关于推翻苏加诺政权的一般性解释是，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支持下，准备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计划后来被印尼右翼军方领导人的部队镇压了。
然而，当今有不少东、西方历史学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印尼的军事政变。最明显的是，印尼政变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挑动和唆使下，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无辜华侨。尽管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至今仍回避印尼“9·30事件”，但对于这一指控始终不敢否认。
中情局官员拉尔夫·麦吉曾经参与过中情局1965年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他声称，中情局制造了导致印尼大屠杀的气氛，手段高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以至中情局打算把这套经验介绍到整个第三世界中去。
麦吉在一部被中央情报局删除部分内容后才允许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弥天大谎》中写道：
1965年，一批年轻的印尼军官企图推翻得到美国支持的军人统治集团，并且谋杀了7名高级将领中的6人。中央情报局便利用这个机会来推翻苏加诺，消灭共产党。由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字被删除）行动，估计死亡人数达50万至100多万。最初，印尼军队把印尼共产党抛在一边，因为共产党没有参与政变的阴谋（8句话被删除）。结果，印尼军方领导人（7个字被删除）发动了一场血腥的镇压运动。在激发起公众对印尼共产党的怨恨时，宣传报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遇难将军的碎尸照片出现在报刊和电视上，还附带种种耸人听闻的荒谬传说，讲照片上的印尼将军被印尼女共产党挖下眼珠，阉割了。蓄意编造故事是为了激起对共产党的公愤，为大屠杀做准备。中央情报局特别自豪所取得的成功（1个字被删除），还推荐这一事件作为未来秘密行动的样板（半句话被删除）。
8年以后，发生在智利的右翼军人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正是按照中情局取名为“雅加达方案”的蓝本秘密进行的。
在“9·30事件”中，中情局驻雅加达情报站站长休·托瓦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负责建立中央情报局与印度尼西亚军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回报，印尼军方向美国提供了有关苏联装备的各方面情报及样品。
美驻印尼大使亨利·洛奇也是个重要人物。他曾在韩国、越南任职，李承晚、吴庭艳的垮台都与他有关。现在苏加诺也垮了。难怪舆论界称他为“颠覆专家”。
据1996年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当时披露的秘密文件表明，英国在印尼“9·30事件”中支持军人集团屠杀了50万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秘密文件披露了英国在“政治支持”、“隐蔽行动”和“提供武器”三个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件表明，由于英国是美国的盟友，而英国在婆罗洲问题上支持马来西亚，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向印尼军人集团提供武器时，事先取得了英国的同意。美国的秘密文件表明，11月初，印尼的一些将军要求美国提供装备，中情局将贴上“药品”标签的军用物资秘密运往印尼。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当年在印尼“9·30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西方盟国澳大利亚的谍报机关也是“功不可没”，积极配合。
“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
1956年10月23日，在普通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可是在离巴黎不远的赛夫勒，一个秘密的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参与者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经过秘密的商定后，制定了一项行动方案：由以色列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然后英法两国以“保护运河”为借口，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国际航道。运河北起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南到红海之滨的陶菲克港，全长172.5公里，河面宽180到200米，可通行6.5万吨的巨轮。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各国的航程。与这条航道相比，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的印度洋之间的航程可缩短5500到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短了8000到10000公里，对于黑海沿岸各国来说，则缩短了12000公里。
英、法和以色列之所以要对苏伊士运河打主意，正是看中了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运河是中东石油的大动脉，欧美石油需求量的80％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这条便捷的航道来运输。仅在1955年一年之内，大小油船共运载了6700万吨的石油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各国。因此，运河的主权国埃及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张王牌。
对于这样重要的苏伊士运河，美国当然不会放任别人来瓜分，而介入埃及来争夺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重任便自然地落在了中情局的肩上。英美两国在对待埃及的问题上一向存在分歧。历史上，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就是在那个时期开挖通航的。作为老牌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但它一心要维护其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美国是后来居上者，国力雄厚，财大气粗，不希望英国在中东和埃及吃独食。总的说来，美国不支持英、法等国继续保持其殖民统治，但是作为自己的西方盟国，美国时时注意协调自己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符合对苏冷战的全局。
实际上，中情局早在1952年就奉命采取了行动。中情局内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关键放在了正在领导埃及革命的纳赛尔身上。当时中情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纳赛尔的革命得到了埃及人民的支持，并将最后取得胜利。“革命成功后的埃及将是对美国友好的埃及”，到那时苏伊士运河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因此，中情局决定全力支持纳赛尔取得成功。
英国并不喜欢纳赛尔，他们千方百计想把他赶下台，恢复法鲁克王朝在埃及的统治。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在没有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英国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1953年，英国情报机关招募了纳赛尔的空军情报部门头目穆罕默德·卡利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先后付给卡利尔总共15万英镑。但是英国没有料到卡利尔对埃及政府忠心耿耿，他向纳赛尔告了密。后来，纳赛尔揭穿了英国要在埃及复辟法鲁克王朝的阴谋。
英国曾向美国提出共同策划秘密行动，在埃及再来一个宫廷政变，推翻纳赛尔，另换傀儡上台。而美国方面却持谨慎态度。他们对英国人说：“从原则上说，我们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不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赶走纳赛尔会取得成功，况且我们还没有找到愿意担此重任、而且又有把握取得成功的宫廷政变组织者。你们可能会找到敢冒此风险的埃及人，但你们衡量过他的能力吗？”
中情局拒绝了与英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当时杜勒斯兄弟所考虑的不仅是美国在中东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有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政治因素更重要。他们的目的是想把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拉到反苏反共的阵营中来。当然，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还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布赖米绿洲的归属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例。
鉴于由美国财团组成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投资，而且沙特阿拉伯人十分倾向于美国人，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向美国提出以石油为代价，请美国人帮助沙特阿拉伯获得对布赖米绿洲的主权。布赖米绿洲一直由被英国控制下的阿曼和阿布扎比占有，沙特阿拉伯对此垂涎三尺，想把它弄到手。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承担了这项任务。1954年，他委派曾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金·罗斯福作为他的“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金·罗斯福与沙特国王商量后，准备在布赖米绿洲先搞一次公民选举，以作为日后夺取绿洲的借口。为了避免在选举中节外生枝，金·罗斯福送给当地酋长一辆带有空调设备的高级轿车，想以此来讨好对方，但是没有成功。
经过深思熟虑，中情局决定重金贿赂对方。于是，金·罗斯福又向这位酋长建议，只要对方肯把布赖米绿洲割让给沙特阿拉伯，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开放，不让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在那里钻井抽油，他愿意支付给对方价值9000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将由中央情报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付。老奸巨猾的酋长哪肯轻信金·罗斯福的许诺，他要金·罗斯福写下书面材料作为凭证，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酋长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英国人。
英国人一听恼羞成怒，就将此事向日内瓦的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中情局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便设法贿赂日内瓦国际法庭的仲裁人，但是这番运作徒劳无功。最后英国人赢了这场官司，布赖米绿洲仍归阿曼和阿布扎比所有。
随后，中情局派金·罗斯福秘密和纳赛尔联系。正如中情局所料，纳赛尔自知现在的实力想要成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中情局的示好表示出了热情。双方一拍即合。一见面，纳赛尔就向金·罗斯福表示，目前，革命者在武器和装备上遇到了问题。金·罗斯福当即表示，中情局会说服白宫尽快向纳赛尔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
在中情局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7月23日，年轻的埃及军官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英国卵翼下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中情局特地训练了特工，保护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的安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任职后，首次国外旅行就拜访了纳赛尔。
1955年12月，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正式向纳赛尔提出建造阿斯旺水坝。英国希望借此机会诱使纳赛尔采取亲西方的政策，以确保其油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想借此机会拉拢纳赛尔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两人都把这当做加强世界反苏力量的一项长远计划。
1956年4月，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成立了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联盟，而艾森豪威尔鉴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则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以色列。当年5月，纳赛尔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纳赛尔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反共政客们，于是7月19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取消援助埃及修建水坝的贷款计划，这使纳赛尔在国内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他被美国的要挟激怒了。
金·罗斯福找到了纳赛尔，希望他能够保证美国所付出的努力会得到回报。可是精明的纳赛尔却对金·罗斯福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也是埃及人民的好朋友。埃及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可是，目前我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伊拉克和土耳其正在企图侵犯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国土上——苏伊士运河区还有大量的英国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
金·罗斯福对纳赛尔说：“我将回去告知中情局高层，保证埃及人民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金·罗斯福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按照纳赛尔的意志行事，否则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以前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泡影。
可以想象，当罗斯福将纳赛尔的额外要求报告给中情局的时候受到了多大的压力。他们痛骂纳赛尔的无耻和贪心。但最后中情局还是无奈地接受了。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和威胁，中情局帮助埃及和伊拉克、土耳其签订了防御条约，并让英军撤出了运河地区，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
正当中情局满心欢喜地等待自己应得的回报时，上台后的纳赛尔却要求向美国购买武器，但不能按照美国规定的用现金交易。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纳赛尔找到了中情局，说：“如果你们破坏我们原本的情谊，拒绝给我们援助，我们很可能会向你们的敌人苏联寻求帮助。”随后，埃及就用棉花换取了捷克的苏联武器，这让中情局顿时感到不安。
1956年7月，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将原先由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7月26日下午，纳赛尔在埃及亚历山大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说：“为了开挖苏伊士运河，我们有12万儿女在强迫劳役中丧失了生命。为了建设苏伊士运河，我们曾经付出了800万英镑。苏伊士运河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使历任部长和历届内阁都感到耻辱。”
中情局此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当中情局把“美国可以帮助埃及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意愿告知纳赛尔时，得到的回答仅仅是“谢谢你们的好意”。
这下不仅是中情局大为不安，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异常震怒。他大发雷霆：“我们能帮助他上台，我们也同样能够赶他下台。那时候纳赛尔就会知道欺骗美国的代价。”
英法两国决定利用目前美国人对纳赛尔的敌意和不满，趁机收回自己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他们在私下里曾向杜勒斯透露过这种打算，但没有把详细计划告诉他。其实杜勒斯通过自己的情报，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估计以色列将进攻埃及。因为在10月25日，美国驻以色列使馆的武官向华盛顿陆军部发来一份电报，电文是这样的：“刚才想到应该把此情况告诉你们。我的汽车司机——一个独腿断臂、瞎了一只眼的后备役军人，也被应征入伍了。”
10月26日上午，情报处长艾默里看到了这份从军方转来的电报，立刻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以色列的战备动员竟达到了如此的程度，显然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进攻别人：约旦军队对以色列有威胁，但绝没有大到迫使以色列连残疾人都应征入伍的地步；既然约旦不足为惧，那么，以色列进攻的对象只能是埃及。于是他放下电报，立刻来到局长杜勒斯的办公室对杜勒斯说：“以色列已经作了战争总动员……”
当天晚上，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有关人员对艾默里作出的推断进行讨论。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被认为是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关系最密切的人，大家请他发表一下看法。安格尔顿说：“艾默里的预测似乎有点骇人听闻，我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昨晚，我一直同在华盛顿的以色列朋友待在一起，他们一点也没有透露过此事，我推测这是以色列人在搞战备演习，并非是想对别国发动进攻，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去打埃及。”
星期六上午，国务卿杜勒斯在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艾默里把自己的推断又陈述了一遍。杜勒斯想起英法两国曾向他透露过要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他把英法的意图和艾默里对以色列的推断联系起来，还是倾向于艾默里，认为他的推断有可能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杜勒斯准备到达拉斯发表演讲，原想提及一下此事，但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在讲话稿上划去了有关的两句话。后来他回忆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外界人误认为以色列把进攻埃及的事情已预先通知了我们美国”。
10月29日，华盛顿已经正式得到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情况报告。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十分钦佩艾默里的敏锐反应和正确推断。然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事先没有向他报告此事很不满。
1956年10月29日下午5时许，以色列果然向埃及发起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中东战争就这样打响了。由沙龙上校指挥的以军第202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了500余人和部分武器装备。同时，该旅的主力3000人与米特拉山口的伞兵会合，向米特拉山口突进。埃及被打得措手不及。到了11月6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英法联军也几乎控制了整个的苏伊士运河区。
这一天，恰好是美国总统的投票选举日。3天以前，国务卿杜勒斯因患癌症，需要立即住院做外科切除手术，此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最困难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他公开反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他显得无能，影响他的形象。而更使他和白宫班子闹心的是，西方此时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而英、法、以三国偏偏在这一非常时刻到中东折腾，这不仅使西方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同时也使美国分散精力，让苏联人有机可乘好在匈牙利下手。
事实果真如此。赫鲁晓夫也正是瞅准了西方国家之间正在钩心斗角，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本人又忙于大选，于是他就安下心来，在匈牙利放手大干一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提出建议，由苏美双方联合调停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警告英、法两国必须迅速撤军，否则，苏联将以武力支持埃及。
艾森豪威尔当时十分清楚，赫鲁晓夫想借此机会在中东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将世界舆论的视线从匈牙利事件中转移出去。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最后美国只得同苏联一起，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英法两国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还通知英国，如果在周六前不撤兵，美国立即中断经济援助贷款。美国对法、以两国也施加了压力。
12月22日，鉴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英、法两国被迫从埃及撤军，苏伊士运河重新回到纳赛尔政府的手中，在此之前，暂时由联合国军看管。苏伊士运河危机得到了解决。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真正的赢家是苏联。当时苏联只不过是卖了一个“口头人情”给埃及，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支援埃及，可是这就让埃及政府感激涕零了。出于对苏联的感激和信任，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政府从此与苏联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从而削弱了美国在中东和埃及的影响力。
在埃及，中情局没有捞到好处。
在叙利亚同样如此。
1949年，中情局用大把的金钱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军人施舍克里为叙利亚领导人。但是此人在中情局的口碑相当差，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流氓。一个流氓统治国家只会越搞越糟，于是在支撑了4年之后，叙利亚施舍克里政府就被复兴党与共产党给推翻了，这让美国人做了一单赔生意。
到了1955年3月，中情局认为，叙利亚军事政变时机已成熟。
1956年4月，中情局把50万叙币转交给了叙利亚政变的领导人。没有想到，由于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的气氛为之一变，让叙利亚也投靠了苏联，于是中情局就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行动。
到了1957年夏天，中情局又把支持叙利亚政变的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情局的想法是，通过一些手段让“叙利亚变成以阴谋、破坏与暴力对付邻国的主使者”。当时中情局的计划是准备在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等邻国制造“全国性的阴谋和各式暴力活动”，然后把责任推给叙利亚。中情局先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兄弟会”里扶植多个准军事的派系，制造不安假象扰乱叙利亚政府，然后又在叙利亚边境制造一些冲突，给亲美的伊拉克和约旦制造攻击叙利亚的借口。
当时叙利亚政府的情报也很不错，其头目阿巴杜·哈密德·塞拉吉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特工。叙利亚特务机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保护着政府的稳定，关注周边事态的变化。中情局一直在注视着塞拉吉的动向，希望自己的秘密行动不要被这个人识破。
当时中情局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站长叫斯通。他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身份为掩护，花了几百万美元结交了一些叙利亚的军官。可是那个塞拉吉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识破了斯通的阴谋。于是塞拉吉决定用“钓鱼”的方式和那个斯通再玩一把。他派了一名军官去见斯通，说是愿意为他服务，获得了斯通的信任，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大把的钞票。然后那个军官就在电视上现身说法，宣称美国人在用金钱收买自己，意欲推翻叙利亚的合法政府。于是塞拉吉就以保卫美国大使馆为借口，顺理成章地逮捕了斯通。
斯通被捕后，立即招认了自己是中情局的人，并且还交代了中情局派给他的任务。叙利亚政府非常恼火，立即通电向全世界大造舆论，说美国人想要在叙利亚搞政变，同时还宣布斯通是叙利亚“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他在八小时之内立即离开叙利亚。
这是美国外交官第一次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大丢面子。美国人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也驱逐了叙利亚驻美大使，同时还谴责叙利亚“无中生有”。但是斯通的供词却成了中情局意欲颠覆叙利亚的证据，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叙利亚趁机和埃及结盟，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反美情绪最高涨的地区。很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地就爆发了反美暴动，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中情局在中东地区下不了台。
叙利亚秘密行动失败后，中情局又把目光瞄上了伊拉克。此时伊拉克的执政者还是亲美分子赛义德，中情局驻巴格达情报站又是故伎重演，希望能用美元来维持和稳固这种局面。但是就在1958年7月14日这天，一批陆军军官推翻了亲美的赛义德政权。新上任的凯西姆将军立即对旧政府进行整顿，他发现在那几年里，伊拉克已经被美国用金钱收买了。于是凯西姆立即找到苏联做伊拉克的靠山，允许苏联对伊拉克全面介入，立即派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代表团进入伊拉克。
一见伊拉克“反水”了，中情局大为紧张，认为伊拉克此时已经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于是中情局的一部分官员就认为，应该立即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派特工暗杀凯西姆。中情局总部同意了这个暗杀计划，不过最后却没有实施，原因是伊拉克内部风云变幻，伊拉克复兴党正在伊拉克境内开始反对凯西姆的运动。中情局一见心花怒放，马上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段，用大把大把的金钱支持复兴党人，最终颠覆了凯西姆政权。
但是让中情局始料不及的是，复兴党虽然上台了，但是自己用大把大把的银子扶植起来的却是一个未来的“白眼狼”——他就是伊拉克未来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伊拉克的问题让中情局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甩不掉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