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震惊世界的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
20世纪50年代，苏联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被警方以间谍罪逮捕，一大批的克格勃间谍相继暴露，美国的罗森伯格夫妇因之被判处死刑，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因间谍罪被处死的平民。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连罗马教皇也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能免除罗森伯格夫妇一死。
50多年后，一段尘封的历史暴露出令人震惊的真相：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中女主角埃塞尔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当年为了明哲保身，作伪证把姐姐与姐夫送上了断头台。
初涉谍海
朱利叶斯·罗森伯格，1918年5月出生，他和妻子埃塞尔·罗森伯格都是美籍犹太人。由于从小表现出对宗教的强烈兴趣，他的父母原本以为他会成为一个牧师。没想到，他在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热爱社会活动，信仰共产主义，崇拜社会主义苏联，加入了共青团。
罗森伯格的妻子埃塞尔，1915年11月28日生于纽约。埃塞尔天资聪明，从小学习成绩优秀，还有一副好嗓子，成为一名歌唱家是她儿时的梦想。15岁中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船业公司做了秘书。其间，埃塞尔对政治发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频频参与企业工人组织的活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罗森伯格与埃塞尔可谓一见钟情。相识不久，埃塞尔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政治理想与自己一致的年轻人。1939年两人结婚，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但由于埃塞尔身体不好，不得不辞掉工作做起全职主妇。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一家人已经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两个儿子迈克和罗伯特相继出世，夫妻俩沉浸在为人父母的喜悦中，享受着家庭生活带来的乐趣。
1942年春，罗森伯格在纽约一家无线电厂担任信号检查员，由于工作关系，罗森伯格能够接触到许多有关电子工业发展的新情况。他具有的专长和身份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主动与罗森伯格接触。
罗森伯格思想倾向社会主义苏联，非常赞赏像苏联这样替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国家。加之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又是抗击德国***的主力，罗森伯格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战争。有这些思想基础，塞米诺夫很快获得罗森伯格的好感，在他的极力鼓动下，罗森伯格答应为克格勃服务。
1943年，塞米诺夫奉命回国。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里的克格勃特工费克利索夫接替了他的工作。11月的一个星期天，费克利索夫在确信自己没有被跟踪后走进纽约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电话亭，给罗森伯格的寓所打了一个电话。费克利索夫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双方用预定暗语聊了几句。不一会儿罗森伯格开车过来了，费克利索夫警觉地扫视四周，快步跨进罗森伯格的汽车。然后，汽车直奔郊外，在一家小酒店，费克利索夫提出了莫斯科所需要的情报。
起初，罗森伯格将有价值的资料偷出，夜晚躲在家里用手抄一遍，再联系时间给费克利索夫交货。一般资料留在家里的时间很长，容易被人发现，不安全，再说手抄也容易出差错。1944年6月，费克利索夫交给罗森伯格一台莱卡照相机，罗森伯格开始用相机拍摄文件，既安全效率又高，提供的情报数量也增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伯格向苏联提供了美国国防工业的一些重大技术发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美国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是导弹的“千里眼”，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命中目标的精确度。美国军方对无线电引信的生产是高度保密的，防范十分严密。罗森伯格直接掌握的机密资料不多，但他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利用工作之便，凭着极大的耐心和专业知识留心搜集。他积累了一些废弃的引信零件组装出一个完整的引信。后来，他又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引信带出工厂：预先算好清洁工运送垃圾的时间，每天把一个部件当做废品扔进垃圾桶，随后跟着运垃圾的车辆，在垃圾场把零件捡回来。如此操作十几次后一部完整的引信就偷运出了工厂。
12月27日，费克利索夫和罗森伯格在郊区一家饭店里见面。用完晚餐，费克利索夫起身顺手将餐桌下一个礼品盒提起，对罗森伯格微笑着说他先走一步，就这样，引信被当做礼品拿走了。费克利索夫将引信送到莫斯科。苏联军工部门立即进行细致的研究，仿造出自己的产品，大大提高了苏联导弹的命中率。
内弟入伙
1946年夏天，克格勃总部通知费克利索夫，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苏联于二战期间在美国建立起来的间谍网，克格勃在纽约的一切秘密活动都要立即停止。这是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情报机构得以从国外战场上抽出身来对准国内。负责侦听和破译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的通讯密码，这个计划很快被莫斯科知道了，所以急令在美国的间谍停止活动。一个闷热的夜晚，费克利索夫和罗森伯格在纽约的一家饭店见面，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费克利索夫告诉罗森伯格今后同克格勃恢复联系的暗号和地点，并给他1000美元以备急用。
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停止了一切间谍活动，罗森伯格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搅乱了夫妇俩风平浪静的生活。罗森伯格二战前期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二战结束后罗森伯格事实上退出了共产党，几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早年一块参加社会活动的一名朋友因事被联邦调查局搜了家，特工们在他家找到罗森伯格的党员证。经联邦调查局进一步调查，发现罗森伯格原来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公司接到联邦调查局的书面通知，决定辞退罗森伯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二战结束了，“冷战”接踵而来，美苏不再是同盟伙伴，而变成了利益争夺的对手。在美国看来，任何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挂钩的人都是危险的，而潜伏在美国军工部门的共产主义者则更加危险。
罗森伯格的内弟大卫·格林格拉斯是一名青年军官，1944年，他作为一名军队里的机械师被派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这里是美国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重要的原子实验室。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成熟掌握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国家，美国对自己的“独门绝技”自然严加看管，决不能让它泄露到外人手中。而大卫·格林格拉斯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获取核武器研究项目的有关机密。
1945年1月，格林格拉斯回到纽约度假，与罗森伯格说起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工程，以及参与这项工程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并画了一张高能爆炸内引爆装置模型的草图，介绍了这项工程的大概情况。罗森伯格希望格林格拉斯搞一些原子弹方面的秘密情报，并说明这些情报是送给苏联人，美国是苏联的盟友，苏联人理应得到这些情报。
当时格林格拉斯没有表态，说自己要回去好好想一想。第二天他表示愿意同罗森伯格合作，提供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总格局情况以及雇员的人数，正在进行的试验和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名单。
1945年9月又轮到格林格拉斯休假，他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家里，与姐夫罗森伯格又聊起原子弹的情况，并把自己所了解的全部写了下来，还画了一张草图。格林格拉斯提供的情报经罗森伯格整理，源源不断地送往莫斯科。罗森伯格向格林格拉斯支付了丰厚的酬劳。就这样，格林格拉斯成为了罗森伯格的内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窃取有关原子弹的绝密情报。
绝情陷害
1949年8月29日，苏联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这个消息令苏联人欢欣鼓舞，同时也让美国人感觉到不祥的征兆。美国政府坚信苏联绝不具备独立研制原子弹的能力，因此怀疑一定有间谍在暗中帮助苏联人，搜集美国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情报。1950年2月，在英国哈鲁艾尔原子能科研中心，时任理论物理组组长的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被警方以间谍罪逮捕，指控他向苏联提供了英美两国有关原子弹制造的绝密情报。
福克斯一案震惊了世界，福克斯被西方认为对苏联原子弹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审问中，福克斯供认他的接头人叫拉蒙德，自称是一个化学家，但他对拉蒙德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于是，英美两国的安全机构全力寻找这个叫拉蒙德的人。后来，联邦调查局把怀疑对象集中到哈里·戈尔德身上，因为3年前联邦调查局侦破了一起间谍案，审讯中案犯曾说起过哈里·戈尔德，而这个人正是个化学专家。
1950年5月23日，警方搜查了哈里·戈尔德的房间，随即将他逮捕，戈尔德承认自己就是与福克斯接头的拉蒙德，对从事的间谍活动供认不讳。戈尔德在候审期间向联邦调查局警员交代，他除了与福克斯联系外，1945年还曾去阿尔伯克基与一位美国低级军官联系，收取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原子能资料。这个军官不到30岁，身高大概1.75米左右，长着黑头发，体格非常健壮，他的妻子可能叫露丝。
根据戈尔德的口供，联邦调查局列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戈尔德辨认了老半天说，其中有两个名字像是与他联系过的军官的名字。第二天，联邦调查局给他看了一些相片，戈尔德从中挑出了一张说此人极像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个间谍，而戈尔德指认的那个人正是大卫·格林格拉斯。
1946年2月，格林格拉斯从军队退役后与他的姐夫罗森伯格一起在布鲁克林工程公司上班。他曾经以收集纪念品为名大肆盗窃政府财产，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并搜查了他的房间，那张照片就是在格林格拉斯的房间找到的。戈尔德认出了格林格拉斯，从而也把罗森伯格暴露出来。
戈尔德的被捕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戈尔德的大幅照片，罗森伯格拿着一份报纸来找格林格拉斯，他让格林格拉斯看看是不是与他接头的那个人，格林格拉斯说不是那个人，格林格拉斯的老婆也坚持说不是。罗森伯格却肯定地说就是那个人。接着罗森伯格建议他们夫妇立刻离开美国到苏联去。他们夫妇坚决不同意，说他们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分手时，罗森伯格给了他们夫妇1000美元的旧钞，希望他们早点做决定。几天以后，罗森伯格再次找到格林格拉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讲清楚了事态的严重性。格林格拉斯有些烦了，就哄骗罗森伯格说，他们正在着手准备离开美国。这次罗森伯格又给了他们4000美元，露丝高兴地收了下来。
1950年7月15日下午，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敲响了格林格拉斯的大门，出示了搜查令，特工在房间找到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证据。在一堆照片中特工拿走了一张格林格拉斯身着军服与妻子的合影，正在联邦调查局受审的戈尔德看了照片，肯定地说就是他。16日，格林格拉斯被逮捕。走进审讯室，他就供出了自己的老婆和姐夫罗森伯格，但没有牵连到他的姐姐。格林格拉斯告诉警方自己只是遭人利用，真正的幕后主谋是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伯格。
罗森伯格被联邦调查局传讯，但他矢口否认与间谍活动有任何联系。
7月17日，格林格拉斯的老婆露丝供出了埃塞尔·罗森伯格，并说罗森伯格在餐桌上让露丝说服格林格拉斯提供情报，当时埃塞尔一直在场，也就是说，埃塞尔也参与了间谍活动。两天后，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是被蒙骗的，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指控了他的姐姐埃塞尔，并向警方表示愿意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指证他们。这天，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被逮捕。8月11日，他的妻子埃塞尔·罗森伯格也被逮捕。
当时联邦调查局确实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证明埃塞尔·罗森伯格也从事了间谍活动。然而，在以后的庭审中，格林格拉斯夫妇提供的证词却把他的姐姐埃塞尔推上了断头台。
罗森伯格夫妇和格林格拉斯受到联邦大陪审团传讯后都以阴谋从事间谍活动罪受到起诉，格林格拉斯服罪，承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并出庭作证。
格林格拉斯详细叙述了在洛斯阿拉莫斯服役期间，罗森伯格是如何诱惑他参与间谍活动的，他是如何把搜集到的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交给罗森伯格，又是如何与戈尔德接头联系。他举证说罗森伯格曾送给他一个盒子，但只有一半，盒子的另一半在戈尔德手里，那是被用来做情报交接时的暗号。事后，他出示了盒子，确实与戈尔德提供的吻合。
格林格拉斯向法官揭发：他的姐夫罗森伯格在戈尔德间谍案爆发后多次怂恿他逃亡苏联，但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后来，罗森伯格看见他迟迟不行动没有离开纽约去苏联的意思，又提出他至少必须先到墨西哥避避风头，为此给了他4000美元。那一捆钱被他用胶带粘好，一直藏在壁炉的烟道里，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果然在烟道里找到了那笔钱。
联邦调查局还在罗森伯格家中找到了一些出境签证照片，再经过对为他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的调查核实，证实罗森伯格也有逃往墨西哥的打算。因此联邦调查局断定，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确实是一名长期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在说到自己的姐姐时，格林格拉斯口气坚决地说：“她有一架‘雷明顿’牌便携式打字机，我经常看到她在秘密地打文件，这无疑是在为苏联情报部门服务。”
检察院在掌握了充分证据之后对罗森伯格夫妇提起诉讼。1951年3月6日，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罗森伯格夫妇，他们被指控共谋从事违反“1917年间谍法案”的间谍活动，对这种罪名的最重处罚是死刑或3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检察官指控三位被告：在战争期间，在我们历史的紧要关头参与反对我国的密谋活动。他说，将会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罗森伯格夫妇是如何劝说格林格拉斯从事间谍活动的，而他们通过格林格拉斯窃取了关系到美国国家生存和世界和平的武器——原子弹的情报。
法庭强调由于案件触及军事机密，不便公布罗森伯格夫妇所犯罪行的具体细节。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苏联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最大的敌人，他们决不会饶恕投敌叛国者。因此尽管律师、群众等社会各界强烈谴责、抗议审判结果，但政府仍然没有改变决定。这时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美苏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国内弥漫着强烈的反共情绪。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对罗森伯格夫妇的审判一开始就笼罩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罗森伯格夫妇在辩护律师布洛克父子的陪伴下镇定自若地走上法庭，显示出独具的严肃和冷静，仿佛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有人都在期盼目睹一场唇枪舌剑、精彩绝伦的世纪审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证人们依次出庭指证罗森伯格夫妇之后，夫妇俩表现得非常平淡。罗森伯格拒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但当要求对此作出解释时，他说除了在法庭上听到过的以外，他说不出原子弹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学过核物理等课程，他没有试图劝说格林格拉斯夫妇离开这个国家，也没有给他们夫妇提供过旅费，他和妻子根本没打算逃离这个国家。总之，否定了对他所有的指控，表现得既傲慢又不合作。而埃塞尔和她的丈夫一样，甚至还表现出对法庭的藐视，她全面证实了丈夫的证言，宣称自己是美国的忠实公民，从未参与过间谍活动。她强调说，她弟弟和弟妹说的一切是假的。
陪审团原本就比较信服人证物证，再加上被告夫妇态度冷漠，甚至有藐视法庭的味道，陪审员们失去了对罗森伯格夫妇的同情心。
1951年4月9日，纽约联邦法院重新开庭，法官考夫曼当庭宣布：“根据已被证实的罪行，判处罗森伯格夫妇死刑，在5月21日星期一开始的一周内依法执行。”法官是这样陈述量刑理由的：罗森伯格夫妇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而罗森伯格夫妇的行为使苏联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考夫曼认为：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也许还有上百万无辜的人为他们的叛国行为付出代价。
考夫曼法官说，埃塞尔·罗森伯格在本案中非但没有劝阻她丈夫从事那些卑鄙行径，反而加以鼓励和帮助。在这一罪行中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同谋。埃塞尔申辩说：“事实上，除了在审判期间我听到的情况外，我不知道任何别的情况。我在法庭上讲的都是我知道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不打算编造谎话。”
坦然赴死
宣判后的当天深夜，罗森伯格夫妇被转押到新新监狱的死囚牢房。两人的牢房只相隔二三十米，他们大声呼唤对方的爱称，相互鼓励。埃塞尔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她唱起歌剧《蝴蝶夫人》中有名的唱段《他将在晴朗的日子归来》。犯人不约而同地为她鼓起掌。罗森伯格非常激动，突然叫道：“埃塞尔，再唱另一段。”埃塞尔唱起同一歌剧中的《啊！愉快的夜晚》。纯正优美的歌声感染了监狱里所有的人，一名犯人甚至觉得是在听音乐会。此后，在被囚禁在新新监狱的漫长日子里，每当埃塞尔在这边唱歌的时候，罗森伯格就能听到，她总能用甜美的歌声消除丈夫的疑惧。
4月10日，法院开庭审判格林格拉斯，本来以为揭发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会让他获得很轻的判决，结果地区检察官一开口就提议判他15年徒刑，后来法官考夫曼果然判处格林格拉斯15年徒刑。
罗森伯格夫妇通过律师提出了上诉，后来又有来自社会各方要求延期执行的呼吁书、请愿书和申请书。法官提出的行刑日期一再延期。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只能在每周四下午才能见面。除此之外，唯一的联系就是信件，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他们在信件中互诉衷肠，相互鼓励。这些情意绵绵的信件同时被他们的律师复制，用在他们的孩子所写的《我们是你们的儿子》一书中，被广泛阅读。这些感人至深的信件使罗森伯格夫妇得到广泛的同情。
1953年6月10日，上级法院最后驳回罗森伯格夫妇的上诉，决定于6月18日行刑（后又延期一天）。从6月10日至18日，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地发生了几百起支持罗森伯格夫妇的示威游行。罗马教皇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总统能免除罗森伯格夫妇一死。在巴黎，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谴责美国“野蛮地迫害忠良”；在爱尔兰，中央情报局都柏林情报站遭到燃烧弹袭击；伦敦的交通被抗议者堵塞；意大利许多城市发生了持续15分钟的罢工。即使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们也存在意见分歧。那些相信罗森伯格夫妇是善良无辜的人经常聚集在联邦法院门口，手举标语，为夫妇俩喊冤叫屈。
联邦调查局在量刑的同时指出，如果罗森伯格夫妇愿意招供，可以为他们减刑。但从作出死刑判决的1951年4月9日到执行死刑的1953年6月19日，罗森伯格夫妇始终拒绝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在审讯中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6月19日，死刑马上就要执行了，罗森伯格夫妇的两个儿子迈克和罗伯特在律师的带领下，站在白宫门前祈求美国总统不要让他们成为孤儿。总统对他们要求宽赦的申诉书还没有明确表态，罗森伯格夫妇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下午2时，白宫新闻秘书告诉等候的记者：“总统拒绝介入此事。”艾森豪威尔不介入此事其实就是表示赞同法院判决。事后，总统在给他在韩国服兵役的儿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只是死了两个人，但他们向苏联提供的原子弹制造技术，却能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1963年6月19日晚上8点整，行刑的时辰到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走在通往行刑室长长的走廊上，一位年轻的犹太教教士走在前面，嘴里诵着《圣诗》第23首的词句：“是的，纵然我在死亡的幽谷漫步，我也不惧怕魔鬼，因为你与我同在……”他被固定在电椅上，一条电极接到他腿上，另一条电极连着头盔戴到他头上，此时，他平静地凝视着前方，嘴角略显一丝笑意。刽子手合上了电闸，高达2000伏的电流穿过罗森伯格的身体。8点6分，监狱看守宣布罗森伯格已经死亡。
埃塞尔紧随其后，她异常平静地与两年来一直看护她的女看守吻别，然后径直走上电椅。不幸的是埃塞尔在接受第一次电击后没有死亡，于是行刑人员给她进行了第二次，从她的头部一次又一次冒出一缕缕白烟，情形惨不忍睹，10分钟后埃塞尔也死去。
大卫·格林格拉斯在监狱服刑不到10年于1960年获释出狱，他和妻子团聚后，两人隐姓埋名过着隐居生活。直到2001年，79岁的格林格拉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曾在50年前的审判时作了伪证。格林格拉斯承认自己确实是在姐夫罗森伯格的鼓动下为苏联提供过有关原子研究以及核引爆器的情报。但针对姐姐的指控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格林格拉斯不无坦白地说，当时他之所以将姐姐、姐夫一并指控为主谋，是为了替自己和妻子洗脱罪名。担心妻子被卷入其中并坐牢才因此说谎，让姐姐当了妻子的替罪羊，他也因这些供词而逃过死刑。
在当年的证词中，他指控姐姐埃塞尔曾用一台“雷明顿”牌打字机为他打印向莫斯科传递情报的副本，在检方看来这正充分证明了埃塞尔的间谍身份，法院也正是因此给埃塞尔定了罪。但事到如今，格林格拉斯才承认这些不过是他为了自保编造的谎言：“我不知道谁打印了这份材料，坦率地说，我都记不起是否曾有人打印过那份材料，我对当初发生的已经失去记忆……我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对埃塞尔造成怎样的影响。”
格林格拉斯承认自己时常被这段往事困扰，但他的妻子总这样安慰他：“看，我们还活着。”格林格拉斯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两个外甥，他会跟他们说，对他们父母的死感到难过，但他不会为当初作伪证道歉。“我并不知道谁下达了死刑令。既然当年出卖了自己家人，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我吃得下、睡得着。”虽然他已经是快入土的老人，却仍然是一副无赖的嘴脸。
事实早已证明，埃塞尔·罗森伯格对丈夫的行为虽然表示支持，但埃塞尔自己并不是间谍，她从来没有同克格勃工作人员见过面，被判处死刑是不公正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了原子弹间谍案的档案，档案也证实了这种观点：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确实是苏联的间谍，而埃塞尔·罗森伯格却从未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