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感谢境外的质检监督
继在一批进口自辽宁大连的鸡蛋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浓度比当地法定上限每公斤2.5毫克超标88%），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又在来自湖北京山县和公安县的两款鸡蛋中先后检出三聚氰胺。此前，香港方面表示，将对来自内地的肉类加强检验。从乳品到鸡蛋查出问题，人家不由得不联想到肉类及其他食品。据《财经》报道，截至10月22日，被海外食品检测机构查出的污染食品种类已达十几种，除乳粉和液体乳以外，还包括糖果、饼干、巧克力、蛋糕、奶茶饮料、豆浆、蛋粉、工业用奶精等含奶和含蛋白质产品，涉及品牌达25个，其中包括大白兔奶糖、吉百利朱古力产品、立顿三合一奶茶、麒麟午后红茶、乐天饼干、士力架花生夹心巧克力、雀巢KITKAT巧克力等知名品牌。本当质量监督特别严格的入口的食品有问题，非食品类生活产品，比如玩具、童车等等，会不会也有问题？
怎样看待境外传回的这些关于中国产品质量的坏消息呢？
对此，以前，我们的一些“愤青”乃至官员，回敬说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蓄意“妖魔化”中国产品，因为他们嫉妒“中国制造”满天下，极力阻挠中国崛起，起码是有意设置技术壁垒来保护本国产品。这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很少有人这么讲了。“结石娃娃”的严重后果警醒了国人，告诉我们产品质量问题再也不能讳疾忌医了。连缅甸这样的“穷哥们儿”都抵制中国奶制品，你怎么好说人家是嫉妒？香港人与祖国内地休戚相关，大量生活物资包括水源都靠内地供给，他们没有必要诋毁内地，他们检测三聚氰胺含量完全是为了自身安全。
我觉得，我们对境外产品质量检测和监督机构提供的中国产品质量信息应该心怀感激。虽然它们的动机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毕竟为我们改善所有同类产品的质量，乃至全面改善中国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全方位的监管提供了信息、压力和动力。最新报道说，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看来我们消费者真要衷心感谢境外对含三聚氰胺食品的抵制，托了人家的福！
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国人的收入虽属“跃升”，但在世界上仍属“中等偏下收入”（约是美国人的1/20)。收入愈高的人们对自己的生命看得愈珍贵，对食物和用品愈讲究愈“挑剔”，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中国古语说“富家之子不处于屋檐之下”，什么意思？他的命宝贵，生怕屋上掉下什么东西来砸了头呀！我们现在很多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买食品饮料和药品礼品，不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过期的食物和药品也舍不得扔掉，只要没有生太多霉没长蛆就照吃不误，也瞧不起那些农民工不管路边摊子的用水与餐具是否卫生，“闭着眼”就吃就喝。为什么会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差别？“习惯”的因素其实是由此前长期的生活质量（收入水平为基础）所决定的。 ……这里的意思是说，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质量检测标准高，质量安全监管严，乃是顺理成章的。
既然我们的收入水平偏低，大多数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高，与国民对产品质量的关注度相适应，政府部门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就严不到哪里去（且撇开腐败因素不谈，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那么，托“中国制造”满天下之福，别人要严格检测进口的中国产品，发现了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反馈回来，“信息资源共享”，这难道不是无本万利的好事吗？
须知，“中国制造”能够满天下，得益于中国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中国当初加入WTO的初衷之一，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倒逼”）。因此，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方面，借力境外的监督促进我国质监体系完善乃题中应有之义，善莫大焉。
怕的是自轻自贱而内外有别，出口产品高标准严要求，内销的仍然是马马虎虎，得混且混。
（《华商报》2008/10/30 ）
公平正义是警察安全的根本保障
发生在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机关的袭警案，令人悲恸和震惊。剖析教训，思谋对策，我想，应该从执法人员及机关的防卫、警民关系的总体改善和社会冲突的化解三个方面齐抓并进。
尽管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安全事件，好像上海警察自身难保，但是改变不了我对上海治安状况在全国大城市名列前茅的评价——本单位上海工作站的年轻女同事说，她们深夜单身上街过地道也从来不用担心；已经公布的袭警者杨佳去年10月在上海被警察盘查时的对话录音，显示警察执法时态度是相当文明的，在我看来，法治完备的发达国家，警察也不一定都有那样的耐心来说服。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用杨佳的个人经历和性格（成长在单亲家庭，个性易扭曲，敏感而偏执，诸如此类）来解释，只能说明“为什么是他”下手的偶然性，却可能遮蔽了偶然中的必然。
事件发生后，给执法人员包括保安加强警具配备，在机关大院派特警加强保卫，乃至改建办公场所以利防范，这是硬件配置的改善。保护执法者的安全，从现实的情境出发，这是必要的，但显然又只是治标之术。警察特别是交警总不能不上街，巡逻盘查也不能待在装甲车里，执法者不能没有家没有父母孩子等亲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过来说也一样），斗法是没有止境的。正如俗话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因此，从高一个层面来说，改善警民关系很重要。就像有些人失恋后会恨所有的女人或男人，杨佳这样的人会把对某个警察的怨恨“移情”到所有的警察。且不管他是否在外省曾遭警察盘查殴打，从此对警察心怀成见；这次在上海，也不是找与他“结仇”的警察，而是见警察就砍。应该正视，在人口流动性极大的今天，改善警民关系，事涉警察全行业安全。（我写此稿时，看到报道说，近日陕西府谷县司机贺立旗为躲交警检查跳入黄河身亡，引发一起围攻警察砸警车的群体冲突。我想不通，他又不是贩毒，不过是农用车隐藏牌照并违章载了人，为啥那样怕警察？难道他不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躲警察而接受处罚最大的损失也不会超过失去他的这辆车？）要改善紧张的警民关系，还有一点，就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的，不要发生什么事都出动警察压服。把群众“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错位成“有冲突上警察”，警察形象在人们心中就不可能不变形。还有，改善警民关系，不仅是警察执法要慎用强制权，行政长官要慎用警力，而且要在全社会规范警民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不可否认，确有警察滥用权力执法不公；另一方面警察执法也缺少威严，全社会基于对警察职业安全特殊性的理解而产生的配合意识十分匮乏，更谈不上敬畏。杨佳那样不肯与盘查的警察合作，并在现场长时间发生争执，在美国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据说对美国警察喊站住而不听，对警察挥手指戳，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当然，与保护一线执法警察安全相匹配的，是可以先服从后在法庭上讨公道。警民相对时的行为规范应该有法律明确，并在全社会形成行为规则。
在更高的层面上，警察安全系数高低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和谐程度上的。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杨佳被盘查时的不满。前年在法国国内从尼斯飞回巴黎，机场警察单挑我们一行三个中国人开包检查，那种受歧视的屈辱感令人非常不舒服。杨佳虽然是北京人，一口京片子在外地就成了“外来人口”。他一再质问警察“为什么就查我”，却不知“外省”的打工者在每个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总是首选的盘查对象！细想一下，在上学、就业、社保各方面，我们有多少看人下菜碟的歧视性规定，哪一种歧视不可能留下反社会的安全隐患？至于石宗源在总结贵州瓮安事件时所说的，“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矿权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等等等等，都是“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没有得到落实的结果。公平正义的实现才是社会安定包括警察安全的根本保障，所谓“无招胜有招”。
（南方网，选举与治理网 2008/07/09 ）
黑帮恰似地震云
随着新华社的《瞭望》周刊、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于贵州瓮安县6·28事件的深入报道，将各方目击者描述的事件细节及多年的亲身感受拼合起来，我们已经可以作出比较清晰的判断。
毫无疑问，这次群体事件就是针对当地领导机关和警方的。砸车时，一位小老板说这车是我自用的，人们便住手了；打人时，引导警察突围的老师没有挨打。一外地来维持秩序的武警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地群众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白天给我们送矿泉水，晚上给我们做宵夜，把我们当一家人了。但群众对当地公安人员却不是这样，我们把他们送来的矿泉水送给同样站岗的当地公安时，他们甚至指责我们，并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钱买来的水送给当地公安。” 当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加油”。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导致了当地官民关系、警民关系的尖锐对立，这绝不是骂几声“刁民”或归咎于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煽动所能消弥的。贵州省领导引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古老的政治格言告诫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说到了问题的根源。
六年前被调来镇守此地的贵州警界标兵、事件发生后被免职的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为什么对公安充满仇恨”之问时，借酒壮胆吐真言：“我计算过，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也就是说，群众的不满是基于利益冲突，警方实际上充当了代县政府受过的替罪羊。一些地方的长官，只记住了一条“稳定压倒一切”，一有情况就让警察去弹压；却“忘”了最根本的一面，“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也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点。少女李树芬停尸河边那么多天传言纷纷，县有关领导没有当回事去关心；呐喊“申冤”的人聚集在公安局大厅前，四个小时也没有县领导出面疏导；只有在群众面前强硬惯了的警察，一把扯过两个初中生举着的白色横幅，用警棍将他们驱赶……只知用专政手段对付人民群众怎么能不失人心？正应了《书经》上的警世恒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也正是在群众难以讨到公道，不敢讲真话，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帮会势力、黑恶势力才像毒蘑菇一样有了繁育生长的条件。
一名学生对中新社记者介绍，加入帮会不仅是差生和男生的“专利”。在瓮安，要想安心学习，不为人欺，也必须要加入帮会寻求“靠山”，女生也是如此。帮派成员并非仅活跃在学生间，这仅仅是帮派的最底层。据一位曾投资开矿的当地人介绍，在“金字塔形的结构”的上端，黑恶势力或隐性或张扬于矿区，甚至与官权相勾结，以谋取利益。“如果不接受帮派的条件，一些矿很难能开下去。”其条件包括收取保护费，或者控制矿石的外卖，或者在矿企里享有干股等等，有些帮派成员则自己开矿。申贵荣说：警方内部有人与黑帮有纠结，比如组织抓赌时警察未到赌徒已跑。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说，有的干部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
黑帮恰似地震云，它们如果笼罩了百姓们的生存空间，那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征兆。文史学者王学泰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游民社会和江湖文化，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揭示了当代农民维权领袖产生的根源和地下教会的兴起，他们的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近现代史学者叶曙明的新著《大国的迷失》第一部所讲的，帮会组织150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太平天国实际上是秘密教门与会党（湘军中昼则跪拜营官、百长，夜则帮会头目升座，这种状况到武昌起义时的新军中犹然）之间的战争；孙中山向皇权宣战，想成立“合众政府”，依靠的是洪门天地会、三合会等江湖组织的3500万会众，每次举事总能啸聚一批党徒，然后莫名其妙地失败了；辛亥革命胜利后，各路“民军”涌进城，抢钱抢地盘抢女人，群雄并起，天下大乱……
古代帮会最早的根源在于，政权和绅权治理不到的地方，靠族权维护地方平安，而小姓、小族受到大姓、大族欺压时，就通过异姓结盟来互相救助（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组织则源于土著与客家人之争）。人是社会动物，需要有归属，有难希望有人扶助，遇不平要找人“摆平”。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正、安全等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秩序。正不压邪，政府当作为时不作为，不当作为时乱作为，就必然给黑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哪里帮会林立、黑社会当道，哪里就要出乱子，迟早的事。
申贵荣说：“我们在全州第一家成立打黑除恶办公室，局里调来一批尖子组织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起先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打掉了一些团伙，但到后来，遇到玉山帮这个团伙，我们明显感觉力不从心了。”他为什么会力不从心？相信进一步的追查可以给我们答案。答案肯定比公安自身的问题更深层。
（《东方早报》 200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