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比视察更接近实际
关注民生，了解民情，现在成了官员的“座右铭”，大会小会讲，文章报告说。究竟如何关注、怎样了解，我却看不出有什么新招儿。从古代官员的微服私访，到现代干部的公开视察，其实做的都是表面文章。我不敢说起不到作用，但是，情况的真实程度有多大，我还是抱怀疑态度的。
随便举两个例子：本人居住的小区，突然一天，收购废品摊贩不见了，跟知情的人一打听，原来上级要来检查卫生，怕环境太乱，居委会让小摊贩停业了。另一个例子更邪气，据媒体报道南方某城市，为应付上级检查，将一乞丐送郊区致死，结果城管吃了官司。您看，像这样的视察就是来百次千次，恐怕也难看到真实情况，对于解决问题又能有多大帮助呢？难怪有篇报道说，温家宝总理视察工作时，常常趁当地官员不备，突然提出来下车，到未安排（实为未事先准备）的某个地方察看。这样突然袭击式的视察，尽管也不见得看到真实情况，但总还不至于是完美的假象。
官员若想得到真实情况，其实并不难，难的是看肯不肯下工夫，亲自去体验某件事。百姓当中无小事，这句话官员都会说，真正有体验的官员，即使有也不是很多。20世纪60年代初期，胡昭衡先生任天津市长，为解决市民吃早点难，他跟市民一起排队购买，结果发现了许多问题，而且都关系百姓利益，例如，他发现卖早点的摊贩，拿钱拿物都用手不卫生，于是，他提出使用夹子的建议。这样就保障了市民的健康。倘若他不是亲自排队体验，只是到早点摊视察一下，恐怕只能看到排队购买难，绝对不会想到食品卫生问题。
如果拿老祖宗的微服私访，跟今天的公开视察比较，我倒是觉得私访近似体察，比今天官员公开视察的做法，似乎更容易了解到真实情况。现在电视传媒如此发达，官员们个个如同大明星，几乎天天在电视新闻露脸，再像胡市长那样去逛街体验，肯定会被普通百姓认出来。倘若你是个开明官员还好，趁此机会听听百姓意见，岂不是比搞什么听证会，来得更直接更深入更细致吗？这有什么不好？比如，北方地区冬天取暖，政府为了节约能源，标准室温定在16度，请问定此室温的官员，你有过在此室温下的生活体验吗？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长时间在室内居留的人，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如果你来体验一天，或者问问普通市民，说不定就会知道，原来16度的室温，还得穿上薄棉衣才行。光知道多节能，不考虑人生存，就是因为没有体验。
如今上了点儿级别的官员，不是居住在独门独院，要不就是居住官员大院，想体验百姓生活的困难，从道理上讲有一定的不便。但是也不是完全就做不到，关键是看官员想不想了解实情，如果想做还是有办法的，以我这个普通小民之见，一是不妨经常“忆忆旧” ，因为，每位官员都曾经为过民，想想当初自己为民的难，就会想到百姓现在的苦。从安徽调北京来任市长的郭金龙，据报道，在安徽任省委书记时他就抓教育平等，原因是他未当这么大官时，因未满足学校提出的条件，他孩子被拒之重点学校门外，他有过痛苦的亲身体验，所以他有了大权就想到，让普通百姓孩子平等读书。这就是我说的“忆忆旧”的体验。二是不妨交点儿“穷朋友”，当官忘掉百姓朋友，官越大百姓朋友越少，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有人说，当了官没有共同语言了，还有人说，当了官说话不方便了，其实这都是借口，先不要说你当官为了谁，你的官薪是谁给你的，就是单说想当个好官，从体验民情的角度考虑，交几个普通百姓朋友，对于你决策什么事情，肯定会比光听汇报接近实际。比如，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快，官员说是“结构性涨价”，这是经济学上的名词，百姓听不懂也不想听，百姓过日子的感受是，豆腐涨了几毛钱，猪肉涨了几元钱，这涨了的几毛几元钱，对于百姓生活有多大影响，真正有体验的官员能有几人。你如果知道百姓的感受，说话就会对百姓心思。
据说，有位官员自掏腰包，定期请退休朋友吃饭，但是他的饭不能白吃，条件就是要跟他讲实话。这样做也只能算做调查，还不能算亲身体验，却比之通常的公开视察，所了解情况会更多，而且老朋友也不会糊弄他。这也算是办法之一种吧。总之，还是那句老古话，想知道梨的滋味，你就亲自尝一尝。隔山买牛总是不大可靠。
2008年3月12日
谈“退” 说 “原”
开会介绍与会者，本来无可非议，尤其是互不相识时，介绍一下增加了解，还是非常需要的。问题是现在不论需要与否，只要是稍有点儿脸面的人，主持人都要一一介绍，生怕漏报某一位被怪罪。这还不说，介绍时还必须得戴“帽子”，如，某某什么长官、某某什么书记，有时说上一顶还恐不够分量，干脆凡是有的都悉数不误，很是风光。 介绍现职人员这样也倒罢了，就是离退休的人也不想怠慢，于是乎就翻箱倒柜找顶旧“帽子”：“某某单位原什么长×××”，既给会议增加了“光彩”，又让当事人不至于尴尬。真是绝顶聪明的好主意。首创者真应该申请专利。
这种算不得正派的会风，在行政人员会议上出现，我想倒也不算什么怪事，因为行政长官退下来，有的既无职称，又难觅新职务，在公开场合让人家过得去，总还情有可原，不失为一种应对的好办法。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种好办法推广开来，竟然传到了所有的会，就连自恃清高的知识界，现在开会也来这一套。知识界的人士大都有职称，如教授、研究员、翻译家、评论家、工程师、作家、医生，等等，这些蛮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了，就是退休在家也依然伴其终身，主持者却非要拉其过时职务，在前边加个“原”字来介绍。笔者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听到八九位的“原”某某，听得人如置身历史园林，仿佛时光又倒流了许多年。
当然，无论会议主持人，还是被介绍的人，并不见得愿意这样，可以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其原因何在呢？我想原因就在于社会风气，以及执行不完全的制度，成了生长这株歪苗的土壤。倘若这两方面有一方面稍好些，这种风气都不会演变成这样。干部退休本来是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规定执行，哪个级别到了退休年龄，就无一例外地按期办退，形成个该退就退的好风气，退休就跟调级一样正常，轮到谁头上都会坦然对待。问题是现在根本不是这样，有的到了年龄不仅不退，而且还要易（单）位提升当官，这就让人不好理解了。难道他比国家领导人还重要吗？难道没有他事业就垮吗？正是有了这样的“特殊人”，别的退休者在别人眼里，自然也就掉了“价儿”，自己更是觉得有些不自在。因此才有会议主持人的折中办法。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退休又不是贪污、要官，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随着职务的退出，称谓自然也会消失，这本来不是个问题，有的人却很不舒服。在位时习惯人家叫官衔，退休后别人直呼其名，或者简单地叫老张老李，就有满心的不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虚荣心理作祟。针对有的退休老人的心理状态，人们唯恐担个不尊敬的恶名，于是就情愿不情愿地，依然加“原”加“前”地叫着。据说，美国总统布什先生退休后，有的报刊记者来采访他，问布什最喜欢什么称呼，这位前白宫主人很坦然地说：“退休者，女儿的父亲，妻子的丈夫。”这样的准确定位，我想反而让人尊敬。反之如果也来“原”“前”这一套，在性格坦率的美国人中，说不定倒有种滑稽的感觉。
我这样说，并非是一味地反对加“原”加“前”，主要是看出席什么会，以及以什么身份参加会议。比如，出席原单位的纪念活动，以老领导身份出席，为了区别于现任领导人，介绍时就必须加“原”加“前”。倘若是出席专业会，以专业人员身份出席，再搬出过时的职务，就似乎无多大意思了，闹不好反而让人讨厌。如果自己不是个专业人员，或者根本不通此专业，就更无必要去混会。以“原”“前”这类名誉，换取一点儿眼前的安慰，实在是没什么意思。退休就是退休，无职就是无职，旧威风是抖不起来的。这又不是旧邮票，过了时的更值钱。
生存与死亡，工作与退休，风光与沉寂，热闹与冷清，这都是正常的事，谁想不通这些，谁就是不懂得人生。已经退了休，成了老百姓，何必再计较称呼，加“原”加“前”的游戏，实在不好再玩儿。还每个人的真实身份，给每个人准确地定位，我想说不定会更自在些。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2010年2月16日
富人们做了多少善事
中国有多少富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是没有界定标准，二是难以统计数目。从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上看，或者从财富排行榜得知，咱们中国的富人不能算少。一般的小富中富的人且不说，就说总资产超过4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万）的富人，据美林集团《2004年财富报告》统计，按金融资产100万美元计算，这样的富人到 2003年中国就有23.6万人。美林集团的报告还说，富人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算是几个国家中之一。这些人大概属于通常说的，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中国人。至于这些富人是怎么先富起来的，纯属个人隐私和生意机密，咱们就不去多管多问了，反正是“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即使越轨老百姓也不知道管不了。不过有件事，我倒颇感兴趣：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谁在做善事，都做了哪些善事？
从历史上看行善做好事，早已经成为普通人道德，例如北京电视台正在为白血病患儿募捐，许多市民都在纷纷解囊，但是终归财力有限难成大善。过去行大善者大都是富人，自己发了财有了钱，就想为乡里做点儿善事，例如修桥铺路，例如赈济贫人，例如兴学育才，是早年富人最普遍的做法。正是因为这些富人行善，就常被乡亲们称为善人，现在乡村有的地方名称，至今还首冠某某善人姓，如某善人井某善人路，即使“文革”中被迫改名，人们仍然保留自己的叫法，足见善事多么崇高，善人多么为人敬仰。
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据说主人公乔致庸就是位大善人，黄河几次闹大水，冲到山西省来，都是乔致庸放钱赈济灾民，乔家开粮发粥，粥还必须得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浓到用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散，浓到放在碗里，插上筷子筷子不倒。行善行得如此真诚，行善行得这样实在，哪能不被乡里感念。那年去山西访问，我问当地的朋友，有这么多晋商大院，为什么只有乔家大院出名？是不是跟张艺谋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有关啊？朋友说，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乔家大院保护得好，算是大院中保护最完整的一处，“文革”中破“四旧”搞得那么凶，都不忍砸碎乔家大院一块砖，因为乔家是个善人之家，乡亲们不想背负“忘恩负义”的恶名。
那么，现在的富人如何呢？很遗憾也很可惜，被称为富人的不少，被叫“大款”的很多，就是不常听说被称善人者。这些年内地有的地方，倒是也有用富人冠名场所，比如“英东游泳馆” “逸夫图书馆” 等等，李嘉诚还设了“长江奖学金” 、办了汕头大学，这些无疑都是富人善事，只是这些善人都是香港的富人。内地富人却很少见此善举。跟富人相比倒是普通人，济困扶贫行善的不少，比较著名的普通大善人，如天津工人白芳礼老人，靠蹬三轮车挣来35万元钱，全部用来资助300名孩子上学，而自己一天三餐两个馒头一碗白水；如深圳歌手丛飞义演400多场次，资助178名儿童圆了读书梦，还帮助了许多残疾人，累计捐款达300多万元，身患绝症还念念不忘承诺。这些人经济并不富有，却肯于用自己微薄收入，尽量资助更困难的人，都是可敬的行善者，都是当代的大善人。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内地的富人为何很少行善呢？真正原因只有富人自己知道，咱们无法推测和猜想。不过从有关媒体报道上看，内地富人中的大多数，除了自己置办豪宅送子留学，好像更热衷于赞助歌星演出，或者赠钱给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要不就是摆这个宴那个席吃喝，跟有头有脸的人搞交际拉关系，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逃跑的赖昌星。同样从媒体报道中知道，有的富人到国外生孩子，或者到国外结婚过生日办喜事，从描述的场面和享受舒服程度看，其花销的数目听后令人啧啧咋舌。可是真正施惠于普通百姓的事，起码我没有听说过多少，当然就很少有富人即善人者。
其实这些富人忽略一个事实，如果想让自己富得踏实，必须有均富的思想观念。最近电视新闻中报道，山东的一位亿万富翁，放弃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当村官，拿自己的钱办慈善事业，回报家乡对他的抚养。这是我听说的首位内地大善人。施德行善是我国的传统，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只有帮助更多人脱贫致富，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这样明白的道理，富人本应该懂得。现在这样那样的排行榜很多，有关部门如慈善总会，搞个“善人排行榜”如何？
2006年2月27日
富人经常在想什么
这篇小文章的题目，难免有点儿窥密之嫌，说不定会招人反感。
我之所以会有如此想法，是从各种媒介中知道，比一般人更艰难的同胞，每天睁开眼睛想的就是，如何用正当方法挣点儿钱，让全家人的衣食无忧。于是我忽然想到，穷苦人是这样想的，那么，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经常在想什么呢？出于某种好奇，或者叫将心比心，想知道我不了解的富人想法跟普通人是否一样。
先讲个穷人的故事。河南有个叫王合的农民，他儿子在北京一家饭店当保安，干了几年挣了一点儿钱，用钱上就开始大手大脚了，父母亲怕儿子学坏，为了看管儿子，母亲就也来到北京，在儿子干活的饭店当择菜工。妻和儿都到北京来了，王合就带着女儿也到北京，靠做泥瓦匠手艺挣点儿钱。王合女儿天生爱美，花30元钱拍张照片，这下可疼坏了王合夫妇。从此家中在挣钱和花钱上有了矛盾。有矛盾也就有了故事，我就不在这里细说。
王合一家人做客凤凰电视台，主持人鲁豫询问王合全家人，将来有了钱都有什么想法？王合说：“有了钱我想让女儿上大学。”王合的妻子说：“有了钱我想给儿子娶个媳妇。”王合儿子说：“有了钱我想留在北京。” 王合女儿说：“有了钱我想回老家。”鲁豫听完又问：“那你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吧？”王合妻子说：“比过去好多了，最困难的时候，房子里找不出一分钱。”这就是贫人无钱的情景，以及将来有钱的想法。
听了王合一家的事情，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改革开放之前，如果你也在农村，靠在地里刨食，家境跟王合有多大差别呢？如果你家在城市，靠每月死工资维生，生活跟别人有多大区分呢？我敢说，即使有也是很少很少，那时追求的就是“穷革命”啊 ，谁比谁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无差别收入显然不利社会发展。因为人的能力、知识、环境不同，抹杀了个性化才干的发挥，必然会扼制潜能的创造力，所以我以为，改革开放政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人敢于为理想而奋斗。用正当方式取得财富的人，是这一政策的最好体现。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过去流行的一句话：“要经常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天听起来可以说是蒙人的笑话，可是在当时却让两代单纯的人，在蒙昧中满足于自己贫穷现状。现在再无人相信了，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还有点儿参考价值的话，那就是不管是对是错，还是应该想想别人的处境。原来跟我们无太大差别的人，你们是怎样忽然富起来的呢？是靠权势是靠本领，是靠人脉关系是靠地缘优势，是遵守法规是犯法逾规，只有你们自己心知肚明，我们无权力更无办法知道，反正你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富人。所谓解放世界上的穷苦人，对于中国富人来说太遥远了，如果连自己同胞老乡的困难，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倒是觉得情感上过于冷漠了。现在有些先富起来的人，就是如此。所以我说，不知道富人经常在想什么？
假如有哪位先富起来的人，不经意间看到这篇小文，说不定也许会问：“喂，穷小子，你想让我想什么呢？”那我就爽快地告诉你，想让你经常想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你能够先富起来吗？你挣的每分钱都干净吗？你是靠自己本事挣的钱吗？你挣这么多钱想过做点儿慈善事情吗？等等。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个富人故事，这个富人就是已故的陈晓旭，当然她还是个名人，因为她饰演过《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这个陈晓旭，演戏出了大名，做生意挣了大钱，可谓“名利双赢” ，却不料最后出家当尼姑。她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咱不是陈晓旭无从知道。其他富人如果有兴趣，不妨破解一下这道谜，说不定会从中悟出点儿道理。
最后我想说，金钱无论对于谁，都是好东西。没有钱的人总是想发财，有钱人老琢磨如何更多。却很少有人经常想想，金钱以外的许多事情——而这些金钱之外的事，恰恰于人生有所裨益。富人们，你不必告诉我，经常都在想什么，只是建议你问问自己：对呀，我经常在想什么呢？
2007年5月28日
善事也要讲“成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希望工程”刚启动时，只是简单地搞了个仪式，从此就是扎扎实实地做事情，比如在各地建“希望小学”，比如组织大学生支教，比如给山区学校送文具图书，等等，让许多贫困孩子实实在在受惠。类似这样的活动全国还有，如环保部门的保护“母亲河”，如全国妇联扶持西部建“母亲井窖”等等，都是启动时搞个仪式或报道，然后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去落实。这样搞的公益活动才是真真正正做善事，认认真真帮“穷”人，所以深得广大群众赞赏。
我国有句老话“善事不欲言” 。就是说做善事好事，都是悄悄地默默的，而且都是心甘情愿的，绝对不自己到处张扬。如果善事做了或还未做，就闹得天下沸沸扬扬，这善事也就变了味儿，做事人的动机也就成了问题。最近从《今晚报》上看到，天津有个耄耋老人白芳礼，自己生活并不富裕，靠蹬三轮车挣的辛苦钱，资助了成百上千贫困学生，白大爷却一直不吭不响，默默地坚持了十多年。只是因为白大爷最近生病住院，得知他无钱给自己治病，受他资助过的学生们，现在反过来要帮助老人，这才使他的事迹传出，深深地感动了神州大地。白大爷做的事才叫真正的善事，白大爷这个人才是真正大善人。
可是，有的这个组织那个所谓名人，同样也是在做公益事业，在做法上却全然不同。未做之前就连篇累牍地见报，还未做就在北京大搞启动仪式（当然这第一次无可厚非），然后就是带大帮名人和记者，不惜重金乘飞机去外省造势，随后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宣传，事还是那件事人还是那几个人，只是地方又换了一个新的而已。倘若照此周而复始地做下去，偌大个中国全走遍得花多少路费，更不要说搞所谓捐赠仪式的费用。如果真正想扶贫济困做善事，这笔搞“形式”的费用和时间，完全可以省下放在默默的行动上，这样不是更可以多帮助一些人吗？有人对这种做法非常形象地说，这是借做公益事业在给自己扬名，很像草地上的狼拉完屎叫两声，生怕在万里无垠的空旷处人不知。这些靠公益事业造势扬名的人，实在应该好好学学白芳礼老人。
那么，公益事业或者说做善事，究竟应该如何搞呢？当然也不是完全排斥必要的形式，只是每到一个地方搞一次仪式，重复相同做法宣传几个名人，就显得过于滥过于矫情了，反复地刺激感官令人生厌。我觉得搞公益事业，首先要计算成本，其次要加强监督，再者要进行检查，不能任一些走歪路的人，借做公益事业办自己的事，把刚刚起步的公益事业名声败坏了。
在这里我想主要说说，公益事业的“成本”问题，这一点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我们不妨先算一笔虚拟账：从北京到甘肃省会兰州，再从兰州然后到某个村，假如只去10个人搞所谓仪式，每人路费假设是500元（还不算吃住钱），10个人就是5000元，若是把这5000元省下来，起码可以打两口井买千种书接济几十个人吧？何况去的也不只是10个人，路费也不只是每人500元，因为有的人要睡软卧乘头等舱，更不要说还得在当地兴师动众。当然这钱不会是个人掏腰包，十有八九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扶贫济困吗？如果善事都是这样做法，这个“成本”也过于高昂了。跟那位白芳礼大爷比，跟“希望工程”比，跟建“母亲井窖”比，这些所谓名人的“善心善事” ，恐怕多少要打点儿折扣坏点儿名声。做芝麻大的善事花西瓜大的钱，这种不计算成本的公益事业，是应该引起注意和规范的时候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前苏联诗人玛雅可夫斯基，曾经写过一首讽刺诗，说买一瓶墨水要由国家议会讨论，批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有的公益事业，不说其动机究竟如何，只从一而再地重复宣传看，即使不说是作秀或炒作，起码也有点儿老玛讽刺的味道。因此借助老玛的灵感和诗胆，我也来胡诌几句打油诗：送笔一支千里行/乘机坐车费百银/美名扶穷济西部/何似旅游赏风景//劝君行善心先善/莫负百姓一片情/善事善办有和谐/求真务实是根本。
2005年6月20日
老干部局是干什么的？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以为我是明知故问。其实我真的不太明白。
现在几乎所有单位，无论是大是小，是事业是企业，只要有离退休干部，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老干部工作，有的叫局，有的叫处，有的叫办公室，许多人因这个机构当了官。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老干部们操劳一生，退休后有人照顾，真正地安度晚年；新机构设立安置年轻人，借此有个提升的机会，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可是实际情况，好像并不真的那么美妙。这个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又干了些什么？相信没有人会真正说得清楚。
顾名思义，既然叫老干部管理什么机构，理所当然要为老干部服务。问谁都会这么说。那么，怎么服务呢？当然，也都会说，老干部生病照看死后送葬，都归这个机构管。可是再一追问，老干部健康地活着时，你们怎么服务呢？恐怕就答不出来了。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不明白这个老干部管理机构，究竟是干什么的问题所在。
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现在有好多单位，逢年过节发些东西，这是好事情吧，可是你得自己去领，于是七老八十的人，或挤公交车或打的，去单位取一桶油。这还不说，有的单位连一张什么表格，都要通知老干部自己去取，说是单位邮寄没有经费，寄一封信不过八毛钱，老干部乘车得花几十元钱，哪怕你让自己出钱，总也比让人家去取好。再说时间、车钱还在其次，万一途中出点儿意外事，这恐怕就不好交代了。管老干部的机构，难道就不能想想办法吗？再比如，人老了免不了生病，看完病报销医药费，就成了老干部的负担，不去报销没有钱用，报销就得去单位排队，有时排上队现钱又没有了，总之，看病难报销就更难。这些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可是并没有人认真地对待，更不可能有人研究解决。
我的话，就想从这里说起。
首先必须明确，老干部管理机构，不是年轻干部“养老”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工作的人，服务对象就是老干部，就应该思谋着如何方便老干部。如果像仓库保管员似的，把老干部当做物品管理，没有主动的能动作用，这个机构完全可以不设，通知老干部干这个领那个，随便一个什么机构都可兼做，何必专门设立个机构？从目前情况来看，只管过节不管平时，只管病死不管健康，是一种非常普遍现象。有的单位的老干部管理机构，平时甚至于连个电话问候都没有，人未走茶在老干部管理机构就凉了，足以说明有的老干部管理机构的冷漠。
其次必须明确，老干部管理机构，服务对象是人，不光是钱物分发，正常工作就是考虑如何服务。当然，说到服务的确有个经费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愿意不愿意服务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以上边说的取东西和报销为例，如果真正愿意给老干部以方便，就可以用收取成本费的方式，雇人找车解决这点儿不是经常要办的事情，相信老干部们绝不会都反对，因为算下来总比自己去取，更省钱更省时更省力也更安全。道理说通了，方法得当了，相信多数人会拥护。我这个不做老干部工作的局外人，既然可以随便说出个办法，难道专门从事老干部工作的人，还不能在这方面多动点儿脑筋吗？
离退休老干部管理工作是项新的事物。正是因为它是一项新的事物，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就要看具体做事情的人了，如果把它当做科学来研究，说不定就会成为老年学专家，如果只是一般性地应付应付，做得再熟练也只是行政管理，直到做此项工作的人最后退休为止，绝对不会有大的长进和学问。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时代，同时又是长寿者越来越多的时代，老干部管理工作绝对大有可为。照此看来老干部管理机构，应该干什么如何干得更好，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要想做好老干部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真正被领导部门重视。从目前各单位的情况看，配备做老干部管理工作的人员，无论从政治素质上还是工作能力上，有的并不是十分理想和合适，只是考虑提级或别处不好安排，最后只好安排这样一个“闲差”。如果真正重视老干部管理工作，在人员配备上绝对不能马虎，即使不找能力最强的人员，起码也得找有爱心的人来干，这样才会使老干部管理工作，适合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但愿老干部管理工作，突破墨守成规的平庸，早日成为有朝气的新型事业。
2004年6月16日
政绩要算得失账
咱们中国人爱算账。商人做生意算盈亏账，农民种地算收成账，工人干活算奖金账，百姓过日子算收支账，就连不挣钱的孩子，到了一定的时候，都要算算储罐里的钱。更不要说口头禅里：“小心，我找你算账。”其实，无论从哪里说，做事情学算账，都是值得提倡的，做到心中有数，总比稀里糊涂好。运用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算账尤其显得重要。
说到算账，就不能不说，这几年开始时兴的官员算的年终账，也就是通常说的“报告政绩” 。官员算政绩账，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说明有责任心，愿意做些实事，自然应该受到百姓欢迎。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年终算过政绩账，被评为“人民公仆” ；有的企事业单位领导，年终算过政绩账，跟职工一起获奖，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群众对这笔政绩账的认可，当然也是群众对官员的评价。为百姓服务受百姓欢迎，这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可以说里边不含任何杂质。受此殊荣的官员，应该打心眼儿里高兴，更要格外地珍惜。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有的官员的政绩账，在算法上还有缼欠，群众并不是十分认账。他们在算政绩账的时候，大都是列举所做事情件数，实际效果如何却很少提及。很有点儿像小餐馆里服务小姐给客人报菜单，一个个菜都叫什么名字，至于这菜是怎么做的，味道是咸是甜，价钱是贵是贱，就完全不管不顾了。官员政绩也这样算流水账，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只是显得对普通百姓不够尊重和缺乏一定诚意，就是对自己的政绩，好像也不是负责任的做法。例如现在任用干部由群众推荐，这种形式正在普遍采用，有的单位头头说政绩，只谈选拔方法和数量，至于选出的干部到底怎样，试用期结束考核合不合格，最终被群众否定的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就免开尊口了。做事情不谈效果，这样来算政绩账，给群众的印象，总觉得不怎么厚道。
单纯“评功摆好”的做法，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光靠吹牛造假升官，好像也不再那么灵光，因此，算政绩账应该有总结性质才对 ，做了多少实事解决了哪些问题，固然要如实报告给群众知道，但是从推动工作角度考虑，还必须要算得失成败这笔账，而且比摆做事的数量还应该细致，以便从经验教训中找出改进方法。当糊涂官马虎官糊弄官，过去也许还可以办得到，因为那时的群众只出耳朵，不敢出自己的头脑和嘴巴，这会儿好像就不那么容易，会思索敢说话的大有人在，更何况有些事情关系切身利益，完全不让群众说三道四，恐怕很难捂住谁的嘴巴。再说有些事情非要通过群众，目的正是想求得群众监督，谁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呢？
官员算政绩账时，只报项目不说得失，有的人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种人大都是水平不高所致，群众提醒一下也就改正了；有的人则不是这样，自己明知道事情做错，却不敢公开向群众承认，而且在对外宣传报道时，还拿不是当理讲，群众自然看得一清二楚，哪会有无意见的道理。像这样文过饰非的官员，即使不是政治品德有问题，起码也是思想落后于时代，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责任心，要知道，头脑清醒的群众有的是，不说不等于看不出来。因此，在算政绩账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更要从有利事业发展的高度算，这样才会年年有进步事事有开拓，官员本身在执政上也会有作为。总之，既然要算政绩账，就不能光算做了什么，也要算是怎么具体做的，更要算成败得失如何，群众反映是好是坏，要算账就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政绩账才不是假账糊弄账。这样的官员在群众眼里才不是赖账的官员。
现在又到年头岁尾了，正是算账的适当时机。别人的账如何算，那是个人的事情，咱们无权给人家支着儿；而这官员的账怎么算，却关系普通的老百姓，我在这里说了说自己的看法。即使不能改变算账规矩，起码让有的官员知道，百姓希望你们的政绩账，应该算得仔细再仔细，尤其要说清楚所做事情，结果是不是正确和对事业是否有利。政绩账不如实算，当心有一天，群众找你算后账，到时日子更不好过。
200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