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在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大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3夸脱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后来，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班，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了。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我是母亲的蒲公英
苏珊·查森
听到这里，小时候和母亲坐在餐桌旁的情景好像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夹在旧词典的那朵已压成薄片、变成深黄色的蒲公英。
每一种花都有它的出众之处，如此才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欢乐。在我生长的那个小镇上，学校离家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路。每天中午，母亲们大多做好午饭，等孩子们放学回家。
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尽管现在看来确是如此。我想当然地认为，母亲应该给我做三明治，欣赏我的手工画和督促我做作业。我从未想过母亲这个曾有职业、有抱负的知识女性，在我出生之后，怎么会把每天的时间都消磨在我的身上。
每当中午放学铃声一响，我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回家，母亲肯定站在家门口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等着我，就好像我是她心中头等重要的事。年幼无知的我却从没有因拥有这份深厚的母爱而存有感激之情。
在上三年级的一天中午，我告诉母亲，自己被挑选在一部戏里演公主。在以后的几周里，母亲总是不辞辛苦地帮我排练、记台词。然而无论在家里排练时那些台词说得多么流利，一旦上了舞台，我就将台词忘得一干二净。
没办法，老师把我从剧组里挑了出来，让我担任旁白的角色。尽管老师向我解释时语气温和极了，但我依然感到阵阵心痛，特别是看到“公主”由另一个小姑娘扮演时，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中午回家后，我没把这事告诉母亲，但她看出了我的不安，没像往常那样提出帮我排练，母亲让我跟着她到屋后的园子里去走走。
那是个宜人的春日，玫瑰花的叶子已绿了，葡萄架上爬满了返青的藤条。大榆树下，满地绽放着一丛丛黄色的蒲公英，远远看去，就像一位美术大师在我们的视野上轻轻抹了层金黄色。
我看到母亲弯下腰，随手拔起一丛蒲公英说：“我想把这些杂草都拔掉，只留下玫瑰。”
“我喜欢蒲公英！这园里所有的花草都是美的，即使是这些普通的蒲公英。”我嚷道。
母亲神情凝重地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是啊，每一种花都有它的出众之处，也正如此，才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欢乐。“我点点头，心里正为自己说服了母亲感到高兴。
接着又听母亲说：“对人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公主’，但这并没什么值得羞愧的。”
我想母亲大概猜到了我心中的隐痛，于是，我向她哭诉了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她安详地笑着，仔细听着我的述说。
“我想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旁白者，你大概没忘，以前你很喜欢给我朗读故事，而且旁白者的角色和‘公主’同样重要。”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渐渐对扮演旁白者这个角色而感到自豪。中午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和母亲反复朗读角色的台词，以及和母亲谈论演出时的装束中度过了。
正式演出的那晚，我感到紧张极了。就在演出开始的前几分钟，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母亲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着递给我一束蒲公英。尽管花已有点蔫了，有些已从花秆上飘落，然而看到这花，我明白母亲就坐在台下，我顿觉自信。
演出结束后，我把这束蒲公英带回家。母亲把它仔仔细细夹在一本词典里。
现在，每当夜深人静时，在柔柔昏黄的灯光下，我时常回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尽管对整个人生来说那是短暂的，然而，从那些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生活，以及生活中发生的那些看来似乎平常的小事中，我感到了深深的母爱，也悟出了爱──首先主要体现在一些极微小的事情上。
我工作后，母亲来看我，我请了一天假陪母亲。中午时，像重温往事一般，我特地陪母亲吃午饭。餐馆忙乱得很，坐在许多匆忙吃饭的人中间，我问已退了休的母亲：
“妈妈，我小时候你一直在家操持家务，肯定觉得厌烦了吧？”
“烦？是啊，家务活是让人厌烦，可你却永不让我厌烦！”母亲缓缓答道。
对她的回答我并不十分相信，于是我进一步说：
“照看孩子肯定不会像从事一项职业一样能给人以鼓励。”
“职业的确能激励人，我很高兴我曾经有过职业。职业就像一个吹起的气球，你只有不停地打气，才能使它一直膨胀。而一个孩子却像一粒种子，你给它浇水，精心照看，它就会自己长成一朵漂亮的花。”
听到这里，小时候和母亲坐在餐桌旁的情景好像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夹在旧词典的那朵已压成薄片、变成深黄色的蒲公英。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简·雷诺
我的父母陪伴我度过我生命中的每一次高潮和低潮，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我只有记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永远……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在“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迪剧场演出，我的父母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这一幕。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迪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凯迪拉克。所以我成为乔尼·卡森的经纪人后，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凯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凯迪拉克到处逛，母亲总是要弯下身子。这样，父亲对镇上每一个人大嚷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她了。
“嘿，”父亲说，“我儿子为我买了这辆车！”
──终身的保修证书
我父亲钟爱证书。任何一件他买的产品，他都要为保修证书做一个卡片，以及一张封面──“作为我们的文件”，当然，用到这些文件的机会只有万分之一。
曾经有一次，我旅行回家，发现抽水马桶的坐垫坏了，我想把它扔掉。
可父亲说：“等等，别扔！我有一张20年保修期的证书！”
几分钟以内，他已经把那东西找了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片，看起来像老式的黑白照片。
我说：“这不行，爸爸！我可不想举着这副锈光的马桶坐垫穿过镇上的大街！”
“那么，我来，我有保修证书！”
我只好开车送他到杂货店，还有那副难看的破坐垫，卖出它的人已经在十年以前退休了，他的儿子走了出来。
爸爸说：“我的马桶坐垫坏了，我想要个新的。”
小伙子看了看，说：“它锈光了，我不能给你个新的。”
爸爸给他看那张证书：“是吗？那看看这个，还有92天！”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新坐垫。
新坐垫的保修证书保证它可以用到2008年。我们到家以后，爸爸又填了张卡片，用很大的字写上我的名字，这说明它将由我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