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将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到祖国怀抱。我以耄耋之年，欣逢盛世，尤感振奋，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象征。回顾一九四九年前后，我曾在香港搞过“第三势力”，饱受教训。以后，执行了党给予的使命，从香港五上北京，两去欧洲，终于促成了李宗仁从海外归来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抚今追昔，颇多感慨：以为一个人犯错误是可能的，问题在能不能及早改正错误，争取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三势力”的由来
李宗仁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在首都机场发表的《回国声明》中曾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这里专说李宗仁为什么参加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此事与一九四八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不可分的关系。
陈立夫（1898—2001，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在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提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蒋公（想）不得罪任何一位候选人，但是又希望组织部还是把孙科选出来，而孙科这位先生有大少爷派头，他不从事选举活动；李宗仁却有大批人帮他去活动，相形之下，孙科实力太弱。我们已暗中帮助孙科，但是投票的结果，孙科的票数比李宗仁少得多，所以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陈立夫所说的那么简单，国民党到一九四八年，由于CC到处树敌，一个以反对CC为目标的联合战线已经形成，它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军委会礼堂举行。这次全会主要是听取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CC在会中开展了一个国民党革新运动，他们把矛头指向政学系，说张群（1889—，四川华阳人。早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上海特别市市长、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成都行辕主任，并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1947年，担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败退台湾，曾任国民党政府秘书长。）此次包办重庆政协，一切由他向总裁直接报告与请示，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权制，以后党内决策，必须通过中央常会决议。这一运动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无疾而终，但政学系从此恨透了CC派。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蒋介石提出了《中央党部团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办法案》，该案遂于九月十二日举行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实施。依照党团合并办法，在各省市，党主委由CC派充当，而团负责人只能任副主委。于是地方党务由CC一手独揽，团方人员无可奈何，从而引发了一场黄埔系与CC派之间的激烈争斗。
在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的副总统竞选运动中，以三青团为核心，联合政学系和朱家骅（1893—1963，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朱家骅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和考试院副院长、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长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朱家骅是中统负责人，CC系大将。1963年在台北逝世。）系，他们为了反对陈立夫，进而帮助李宗仁竞选，当然李宗仁花了一些钱，有大笔款项由程思远交给周天贤经手。
行宪国大落幕后，中统向蒋介石密报，说李宗仁所以当选“副总统”，完全是由于青年团方面的国大代表不服从中央组织部的调度所促成。团方人员闻此消息，又掀起第二次反对CC运动，其表现为反对蒋提名陈立夫为立法院副院长候选人，并支持傅斯年为立法院副院长。
青年团的立委支持傅斯年出来同陈立夫竞选，是贵州立委黄宇人倡议的，他以为：一、傅斯年在学术界有地位；二、他在参政会时，反对孔宋甚力；三、他不是国民党员，地位超然；四、他是山东人，易于取得华北立委的支持。此一意见，首先取得朱家骅亲信甘家馨的赞同。于是立法院内反对CC的联合阵线开始形成。
五月中，这些立委开始在南京新街口一家银行楼上大客厅举行午餐会，黄宇人致开会辞，强调指出行宪伊始，需要改革，以期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政学系的江西立委文群继起发言，指出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理由。刘不同在发言中抨击蒋介石左右腐败无能，以为吾人所以有此运动，是重用新人，伸张正气。
午餐会的费用是由发起人分担的，有一次收费不敷支付，适邱昌渭（1898—195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31年曾担任桂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秘书主任。1943年10月调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同年去台湾。）在座，他说：“我与安乐餐厅业主熟识，由我在账单签字算了。”次日，主办者派人去安乐餐厅交款，索回那张账单。但餐厅主人说：“那张账单找不到了。”过了两天，与军统有关的立委来告诉黄宇人说：“中统已向蒋校长密报，说立法院内反对陈立夫的活动是桂系发动的，并提出邱昌渭签字的那张账单为证。”
这一次支持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的活动并不成功，但联合阵线却在困境中得到发展，从而获致第二次联合作战的胜利。
立法院第一会期开会期间，CC立委成立了“革新俱乐部”的小组织，青年团的“新政俱乐部”也应运而生。后者还吸收与吴铁城有关的“民主自由社”和以陆福祥、端木杰等老军人为核心的“一四座谈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清末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1936年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辞职。1949年兼任总统府秘书长。后赴欧洲游学考察。1951年8月从法国回国。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以金圆券政策失败，引咎辞职，蒋介石决定以立法院长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孙哲生以战局屡败，要成立一个“举党一致”的实力内阁以谋挽救，意思就是延揽陈立夫、吴铁城入阁，以期激励人心。这样一来，立法院正副院长都必须另行选举。初“民主自由社”推吴铁城为立法院长候选人，“新政俱乐部”表示可以支持。但后因孙科坚决要吴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就不能再竞选立法院长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联合阵线的“新政俱乐部”、“民主自由社”和“一四座谈会”全体立委在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立法院长的提名问题。会上，“民主自由社”的华北籍立委武和轩、祁志厚、范予遂等提出河北立委童冠贤（1894—1981，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1925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47年，童冠贤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50年迁居香港。）为院长候选人，他们称童在北伐前即参加了国民党，为北平各大学青年同志中进步分子之一。当即决定以童冠贤、刘健群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十二月二十四日童、刘两人击败中央党部提出的李培基、程天放，当选为院长、副院长。
童冠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以后，留在南京支持李宗仁的谋和政策，给予很大的助力。例如李宗仁上台以后，曾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蒋介石以此一重大决策，未经中央常会决议，亦未与孙科谈过，实属荒谬已极。当示意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造成一国三公的分裂局面。二月一日，李宗仁专机飞上海，挽留孙科内阁由沪返京，没有结果，但童冠贤偕范予遂随李宗仁，表示要在南京复会，与李宗仁同进退，即此一端，就可以显示出童冠贤的政治风格。
由“民主自由社”到“自由民主大同盟”
李宗仁不接受国内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二十日渡江南下。“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事前曾通知各国使馆南迁，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仍旧留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南京，他指望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克拉克能够同中共中央取得某种事实上的联系。
四月三十日，克拉克曾由美使馆顾问何义均陪同飞往桂林，会晤李宗仁，告以美国政府已决定不援蒋，如果李代总统到广州领导政府，应在人事部署上一新国人耳目，才能找到补救的办法。
李宗仁由桂飞粤后，又于五月间与克拉克长谈一次。由何义均担任翻译。克拉克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是实行马歇尔计划，恢复欧洲经济；在亚洲则以援蒋为核心，但要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使中国进入和平建设的时代，因此有马歇尔来华调处的使命。而今看来，前者是成功的，而援蒋则失败了。所以目前美国不援蒋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克拉克希望李宗仁能够摆脱蒋介石的牵制，建立一个新兴的力量。李宗仁表示，此一问题可以从长计议。
何义均是湖南人，四十年代初，我在三青团中央团部当服务处长时，他以中央大学教授兼任三青团中大分团主任。当时中大校长是顾孟余（1888—1972，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1925年12月出任广东大学校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1932年任铁道部长。1936—1937年任交通部长。1941年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49年先后定居香港、美国，1969年返台湾定居。），他不常到，校务由中大教务长童冠贤代行。从而使何义均同顾孟余、童冠贤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
顾孟余早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务长，受到***的重视。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为企求中国统一，应邀北上京华，当时***向孙先生提出了一张荐贤名单，第一名就是顾孟余。孙把名单交给身边的汪精卫。一九二六年春，顾应汪邀入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全大会，随即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成为汪派要角之一，与陈公博齐名。“九一八”事变后，宁粤酝酿统一，由于顾孟余的拉拢，促成汪蒋合作，当汪到南京当行政院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汪精卫变节降日，陈公博亦下水，独顾孟余未去，一时颇有清誉，故蒋以中央大学校长的名义来酬庸他。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孙科向李宗仁辞去行政院长职，童冠贤时任李宗仁智囊团首席顾问，力荐顾孟余组阁。三月九日李曾托范予遂携亲笔函去上海迎顾来京，但顾力辞。三月十日，李宗仁始决定以何应钦当行政院长。所以李宗仁与顾孟余也有过一段历史关系。
李宗仁与克拉克会谈后，了解到克拉克显然是秉承美国当局的意图，要李宗仁摆脱蒋介石的系统，建立一个新的第三势力组织。于是李宗仁委托童冠贤去问何义均，刺探克拉克的真正意向。何义均答复说，克拉克确有此意。李宗仁对童冠贤表示，他不愿意自己搞什么政治组织，希望顾孟余先生出来领导。
后来通过童冠贤的穿针引线，顾孟余应李宗仁之邀，于八月十四日从香港来到广州，住沙面陈伯庄家。（陈伯庄是顾孟余任铁道部长时的沪宁铁路局长）与李宗仁长谈两日，会谈时童冠贤在座。谈话结果，有下面这些结论：
一、由立法院的“民主自由社”、“新政俱乐部”以及其他的立委从新发起一个政团，定名为“自由民主大同盟”（这个“大”字是张发奎加上去的）。
二、推顾孟余为“自由民主大同盟”主席，李宗仁从旁予以支持，由程思远负责联系。
三、“大同盟”设干事会，并分设组织、宣传、政治、财务各组办事。
顾孟余与张发奎、薛岳谈及此事，张、薛均表示愿予积极支持。
邱昌渭随即在广州东山租下一幢新楼，为这个“大同盟”办事地点。在那里正式选举顾孟余为“自由民主大同盟”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陈克文为财务组长。顾孟余在“大同盟”正式成立后，仍回香港。
八月二十日，我由广州去香港，在皇后大道中十号香港广西银行总经理罗豫禄处凭着李宗仁的条子提了一笔钱，从中交二十万港币给陈克文作为“大同盟”的开办费，另给顾孟余三万港币，干事组长每人给五千元。另外张岳灵交我十二万港币作为李宗仁给我在香港的生活费用。李宗仁这一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卸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交给他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刘攻芸后来不能到台湾“归队”，而去新加坡办银行。
八月二十二日，我到坚尼地城会同顾孟余乘“虎门”渡轮前往澳门看望黄宇人。在里维埃拉饭店长谈两日。为什么李宗仁要我去找黄宇人，原因是李宗仁在政治上欠了黄宇人一笔账。一九四八年初，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宇人曾向我提出：“德邻先生这一次竞选，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来搞，悉力以赴，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我把此一意见向李宗仁反映，李十分赞赏。他来电给我云：
特急南京国防部白部长又密请转程思远兄三月一断函悉黄君肝胆过人为仁素所钦佩渠意一不做二不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真知灼见实获我心语云英雄所见不谋而同易胜欣慰彼经济拮据吾人应站在道义之立场皆应设法帮忙希将仁鄙意转告勿念为荷勤（宗仁代字）寅阳印
李宗仁后来在竞选活动中，就以黄宇人所提出的意见为主题，对外开展宣传。当选以后，李对黄感铭肺腑，另眼相看，李希望黄宇人出来帮助童冠贤，把“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事搞好。这是我与顾孟余澳门之行的任务。
黄宇人完全没有料想到顾孟余来澳门看他，所以对顾极为客气。但对当时局势，讲话十分直率。他对这几个月的情况追忆说：
“和谈破裂以后，我们的蒋校长（指蒋介石）约李宗仁、何应钦去杭州开会，会后发表公报，说他们三人协议，今后将加强行政院的权力，继续对中共作战。我对他们仍寄予万一的期待。我从上海到广州的第二天，去看何应钦，探询政府有何坚守华南的计划。何说：以军力论，要想在地图上摆出一个防守华南的阵势，已经很难；再加上军队不听指挥，例如：刘汝明部，国防部（按：杭州会议蒋同意何兼国防部长）曾令其向浙赣路以南撤退，他却向东撤到福建，这分明有人要他这样做，好让共产党向南来消灭两广的势力。因此种种，他自认已无能为力，决心辞去行政院长。
"何应钦提出辞呈后，李代总统提名居正先生继任行政院长，在立法院投同意票的前夕，李先生请我便饭，希望我为居先生争取支持。我认为李先生既无坚守华南的计划，又不能与蒋先生取得妥协，谁做行政院长都不能挽救危局。我只答应自己投居一票。投票之日，思远兄还在香港。（我插嘴说，我当时在桂林）结果，居先生仅以一票之差，未得立法院通过。为什么呢？
“事因政府退到广州后，蒋先生复职的迹象即日趋明显。过去曾在南京支持李代总统苦撑危局的许多立委，本来李能领导改革，对内对外开拓新局，因而对蒋在幕后所作的种种牵制，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反蒋个人或拥李个人，而乃是维护政府的体制，谋求国家的利益。但李先生代总统几个月，除了他本人平易近人，给人好感而外；他对于和战都拿不出较良好的办法。在如此的情形之下，过去支持李代总统的立委多感到没有再继续支持他的理由，原属‘新政俱乐部’的若干立委（指汤如炎、白瑜等）更转而支持蒋的复职活动。这就是居先生未能获得过半数票的重要原因之一。五月三十一日，院会休会；我不待会期终结，即于当晚举家迁来澳门。”
总结这几个月来的事实表现，黄宇人认为，李宗仁对于挽救当前的危局毫无办法，不能再对他寄予希望。如果我们还想再作一番努力，应当像英国费边社那样从头做起，从事文化建设，深入下层群众，建立社会基础，俟有相当成绩，再进行实际的政治运动。顾孟余表示，李德邻先生支持我们，系从全局出发，如果同他截然分开，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误会。最好你到广州去同他谈谈。黄慨然应允。
八月二十五日，黄宇人由我陪同经由香港飞广州。李宗仁一连同黄宇人谈三个晚上，第一晚，李宗仁听了黄的陈述，根本听不下去。李说：“我不过是希望有志改革的同志们能够组织一个团体来促成国民党的彻底改革，并无意从中操纵，更不想把持。”第二晚，黄终于说服李宗仁，此一团体必须与他本人分开，才有作为。第三晚谈话，邀我参加，我同意辞去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在辞呈送去后，蒋经国来挽留我，说：“你这样做，人们将怀疑蒋李分裂了。”我仍坚持辞职，最后蒋经国愤然说：“那么我们不做朋友了。”
黄宇人这一意见，起了负面的影响。张发奎原来要支持“大同盟”，现在既要走脱离现实政治的路向，他就不便参加了。童冠贤也要辞去立法院长，使他以后不能入台。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由广州迁往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的街口租了一层楼作为办事处，在那里居住的有顾孟余的秘书谷锡五和童冠贤的秘书刘汉文。这个组织作出决议：一、成立财务委员会，经管李宗仁所拨付的款项及其他收入，推程思远、李永懋、陈克文三人为委员，以后一切开支，均须经财委会决定；二、成立事业委员会，推童冠贤、李永懋、甘家馨为委员，负责举办文化事业；三、出版一个期刊，推涂公遂负责筹备，顾孟余命名《大道》。此后这个组织，即可叫做“大道社”，这表明它已经完全变质。
涂公遂向香港政府办理《大道》这份杂志登记手续之初，即在香港湾仔洛克道租了一层楼为办事处，他提请要派定一个总编辑，童冠贤主张由顾孟余兼任。黄宇人说：“顾先生一定很忙，恐怕不能兼顾。”童说：“顾先生对总编很感兴趣，我不过代达他的主意罢了。”我和甘家馨、李永懋都表示支持，遂无异议。
白崇禧的部队徘徊在湘桂边境达三个月之久，企望能有一天进入粤境保卫广州。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由重庆经昆明飞抵广州，住黄埔军校原址，叫白崇禧往见，最后作出决定，要白部开回广西。从而使广州成为不设防的城市。李宗仁意识到广州解放指日可待，决定迁都重庆。
十月九日，我偕邱昌渭从香港飞广州。一到中华路迎宾馆，我就对李宗仁说：“顾孟余先生向德公提出建议，粤府迁渝，德公不必到重庆去，可到桂林或柳州另组政府，与蒋介石划分界线，另作打算。如果我不到重庆去，白健生的三十万军队就没有饭吃。两日前白部已开始从衡阳开返广西。”我十一日返港。李宗仁则于十三日离穗飞渝。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而入广州。
李宗仁是这样经由香港飞往美国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顾孟余在九龙金巴利道邱昌渭处召开一个干事会议，会上顾孟余说：“近日接蒋廷黼（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来函，说他要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拟请顾同胡适之为发起人。如此议实现，台湾将成为多党制。我们的组织应扩大范围，增强影响力。我想请思远兄去重庆一行，邀请梁漱溟先生来港共同领导，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大家都赞成。
十一月二日，我由香港飞抵重庆，住邱昌渭处，我发觉他桌边的壁炉台上赫然摆着山东女立委杨宝琳的放大照片，意颇诧异，俄顷闻到高跟鞋的响声，随着杨宝琳走进来了。她指照片对我说：我和毅吾两家结合在一起了。
吃过晚饭，我同邱昌渭到曾家岩上清寺102号去看李宗仁。抗战时期上清寺104号就是蒋介石官邸。两幢楼房联在一起。在那里，看到白崇禧，他是从桂林刚飞抵重庆的，真是太巧合了。当晚，李宗仁因为去参加张群为他举行的宴会，直到八时半才回来。九时我们开始会谈，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刘士毅、李汉魂、邱昌渭、黄雪村。
李宗仁首先问我香港有什么情况？我就把顾孟余所说的话告诉他。随后李宗仁说：最近蒋介石复职的呼声甚嚣尘上，最明显的是报上发表了川康民意机关十月三十一日电请蒋早日在渝共商国是的新闻。此一问题我们应当加以研究。
白崇禧说：过去十个月来我们所得的经验和教训是够多的。最主要的是蒋经过二十年的统治，抓紧军政财大权，不肯放手，我们不与他合作，实际也搞不通。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下，看我能否找出一项妥协办法。李宗仁很爽快地说：要去昆明，明天就走。
十一月三日下午一时半，白崇禧到九龙坡机场送李宗仁去昆明后，立刻要我和邱昌渭去牛角沱访交通部长端木杰，要他去找吴忠信，请吴居中折冲，为蒋李关系寻求妥协。端木杰是吴忠信的人，在阎锡山内阁中端木杰得任交通部长，就是吴提出的，目前吴礼卿的生活费用完全由端木杰供给。端木杰对我们说：“请你们回去答复白健公，我可以保证，礼公可以把健公的话带到台北去。”
十一月四日上午，白崇禧邀刘士毅、李汉魂到神仙洞他的寓所来，告以蒋李妥协方案，内容有三点：一、蒋复职；二、李出国；三、白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刘、李均同意。白崇禧嘱李汉魂将上述方案交端木杰转送吴忠信。白并嘱邱昌渭即于五日飞昆明将此事报告李宗仁，当日下午白崇禧即飞返桂林。
吴忠信七日由重庆飞台北，将白崇禧提出的方案报告蒋介石。九日上午，端木杰到学田湾总统府招待所看望我和邱昌渭，说昨（八日）接到吴礼老长途电话：谓蒋同意复职，李仍任副总统，但李不能出国，因为蒋怀疑李出国后将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这样一来，白要蒋李妥协终成泡影。
我这次来渝的任务是代表顾孟余拉拢梁漱溟去香港共同领导“自由民主大同盟”。白崇禧四日离渝返桂以后，五日我即专车去北温泉拜访梁漱溟。李宗仁三日离渝前，知道我此行任务，就拿出银元券三千元要我交给梁老，表示关切之意。
梁漱溟住在北温泉上游师院宿舍，我很容易找到他，首先我代表李宗仁问候他，同时送上李给他的三千元银圆券。然后我才说明此来看他的使命。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我代表蒋介石去看望留在桂林的文化人时，他住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与李重毅、陈韵先两先生过从甚密，我们曾经详谈过。他对顾先生请他去香港的诚意表示感谢。但他说：“近两年来，我立论处世，坚持着两大原则：一是我只有言论，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一是我只是个人特立独行，而不愿附任何组织。所以顾先生的盛意，我只辞谢了。”
梁漱溟既有答复，我原打算不日返港，但十一月八日晚，李宗仁从昆明打长途电话给邱昌渭，要我陪同李汉魂于九日飞昆明。临行时，李汉魂又把旅美华侨周锦朝带上，到昆明后李把周介绍给李宗仁，说周如何重要，但李宗仁同周一谈就知道他完全是一个无知和信口开河的流氓。十一日，李宗仁即嘱李汉魂带周锦朝返渝。
十日我和李宗仁早餐后，他即同我从住处登五华山省府大楼天台远眺，遥望西山云雾迷蒙，滇池波光粼粼，隐约可见。我们边看边谈，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复出已成定局，不日将到重庆；我决定从这里飞桂出国。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我陪同李宗仁乘“天雄”号专机飞往桂林，五时在秧塘机场降落。当晚与白崇禧商定，次日派“天雄”号专机去南宁接黄旭初（1892—1975，中将加上将衔。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19年。大陆解放后，寄居日本、香港。1975年病逝于香港。）来桂商李宗仁行止问题。
十二日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等到文明路私邸谈时局，我也参加，当时提出积极、消极两种做法。十三日继续开会，李宗仁说：“西南残局已无任何希望。我决定出国割治胃溃疡，西南局面由白长官机动因应。”白崇禧说：“德公决定出国，最好先去海南同陈伯南、薛伯陵等一谈。”
十四日，李宗仁偕我与黄旭初、李品仙等飞南宁，准备从那里转去海口。十九日，李宗仁要我从柳州乘陈纳德的飞机先飞香港。我到港后在香港汇丰银行三楼外事处找到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说李代总统明日到香港，请他通知港英当局。叶公超是李宗仁三月间去上海替何应钦组阁物色人选时把他带到南京的，所以他对李宗仁的事很肯帮忙。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李宗仁从南宁飞抵香港，先到九龙塘金巴利道十号前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家里吃了一顿午饭，下午即入香港太和医院养病。二十二日，蒋介石从重庆派居正（1876—1951，湖北广济人，字觉生，号梅川。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加入共进会。武昌起义后，任内政部次长。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主编党刊《民国杂志》。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北京任国民会议参议员。1919年10月，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一度在上海闲居。1931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后任院长。1949年11月到台湾。）、朱家骅、洪兰友、郑彦芬四人来港会晤李宗仁，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劝李返渝。蒋在函中表示，将给李宗仁以“充分权力”。但李婉辞。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再派朱家骅、洪兰友来港，把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会所作出的决议交给李宗仁，决议文如下：
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能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
二十九日，李宗仁要我去新宁招待所接朱家骅、洪兰友来太和医院，当面告以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的约束。朱等闻语面无表情，怏怏离去。蒋李关系从此绝矣！
十二月二日，黄旭初从海口托人带一封信给我，要我向财政厅长韦贽唐提取十五万美元，作为李宗仁赴美旅费。我即日向香港泛美公司买办高大经办好包机手续。同时又在叶公超处办妥李氏随员护照。十二月五日，李宗仁从香港飞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彻底治疗他的胃溃疡宿疾。
美国务卿艾奇逊对李宗仁飞美作了下列的评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引退，蒋介石逐步重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十二月八日把首都迁到台湾岛。这样，国民党政府和它的货币储备在流亡中又结合在一起了。”（见《艾奇逊回忆录》第二十五章二二五页）
李宗仁临别要我去海口晤白崇禧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上午八时许，李宗仁在香港启德机场飞美前悄悄地对我说：“我有两封信留在刘副官那里，你去取来看。”这两封信一是给我的，要我去海口见白崇禧；一是给白崇禧的，要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他。
李宗仁在给白崇禧的信中说：希望白“尽速集结主力，脱离接触，退到海南。只要兄能控制海南局面，弟病愈后即力疾归来与兄共同奋斗。”估计当时情况，白崇禧主力如能退到海南并守住海南，李宗仁是准备回来的。
当时从香港去海南，还没有恢复正常交通。我去同白崇禧的长官部经委会主任唐纪商量，要他同德辅道中的“国民旅行社”接洽，包了一架小型飞机。这样，在李宗仁离港飞美十天以后，即十二月十五日，我便飞抵海口。我一到即径去天主教堂晤白崇禧，刚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都在那里。看到他们面部的表情凝重，知道情况不妙。相与别来还不到一个月，但情况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句话，白崇禧的主力已经覆灭了。
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曾任四十六军师长，我到海口后的接待工作是由他负责的。他对我缕述华中部队在粤桂边境被歼的经过。自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以后，蒋介石就设下一个毒计，让人民解放军来消灭白崇禧的部队。而今他的阴谋得逞了。
原来白崇禧曾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在桂林榕湖私邸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行动问题。会上由白崇禧裁决：决定全力向南行动，即至钦州转运海南岛。参加会议的有李品仙、夏威、黄杰、张淦等人。
可是蒋介石到重庆后，却于十一月十六日电召白部第一兵团司令黄杰去渝面提耳命，令黄杰驰援黔东，黄即电白崇禧云：“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这样，就打乱了白崇禧的南进计划。一着既错，全局皆输。
十一月二十日李宗仁飞港之日，蒋介石命白崇禧即日飞往重庆面陈一切。以后又叫他参加重庆林园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在军书旁午、急如星火的紧要时刻，蒋介石使白崇禧离开战地和部队至五日之久，二十四日才准他回桂，以致贻误军机，延缓了部队南下行动。这是说，蒋介石是故意这样干的。
另外，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所率领的广西子弟兵在南进之际，麻痹大意，嗅觉不灵。所部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已经到达玉林，他完全没有必要在那里休息三日，坐失挺进雷州半岛时机。而当进军雷州半岛时，他不使用广西精锐第七军，而以新编的二十六军为先头部队，该军韦介伯师在行军途中碰到地方游击队，即踟蹰不进，后经张淦亲往指挥，始得通过。但此时云南的鲁道源在信宜遭人民解放军截击败退下来，张淦左翼受到威胁，放弃南进雷州半岛，改向西撤退。十一月三十日他进抵博白，不派警戒部队。十二月一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从玉林方面追来，轻而易举地打入他的司令部，把张淦从床底拖出来，他就这样被俘了。
主帅张淦既被俘，桂军各部丧失了统一指挥，人自为战，遂被各个击破。从而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张文鸿亦相继被俘。仅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带了少数部队向西撤退进入越南。
白崇禧十一月二十四日从重庆乘军机返抵柳州机场，闻沙浦已失，遂乘原机飞往南宁。同日黄杰率第一兵团从柳州南撤迁江。十二月三日，黄杰指挥所部又转移到邕宾路八塘，令所部第十四军守昆仑关。三日晚八时四十分，黄杰从八塘打电话给白崇禧：说昆仑关失守，他立刻向南宁移动。白崇禧遂偕李品仙于十时从南宁飞海口。随后黄旭初亦另机飞抵琼岛。
白崇禧到海口后，以为广西必有多少部队可到钦州、防城，十二月四日晚曾乘军舰到龙门港了解情况。他在龙门港期间，获悉十二月五日南宁解放。广西的徐启明兵团在上思被截击，所部一二五军军长陈凯荣、四十六军师长秦国祥被俘，余偕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西撤龙州人越。黄杰兵团七十一军亦在上思以东被歼，军长熊新民被俘。由于人民解放军分两路截击：一路由灵山、合浦向西，切断了邕钦路，一路由南宁向南。所以桂军能到龙门港的绝少，白崇禧于十二月九日晚返抵海口。
蒋介石于十二月十日派陆军副总司令广西容县人罗奇和前上海市长陈良从台湾到海口访白崇禧，罗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函，敦促白尽速去台共商国是；陈良是老军需署署长，他带来了一批金条，说是请发华中部队军费。这是蒋施用政治、金钱两种手段，双管齐下，诱致白崇禧入台。
白崇禧十二月十五日电李宗仁云：
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李品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白崇禧接到李宗仁的复电，文曰：
请蒋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依据。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与黄旭初同机从海口飞抵香港，临行时，白崇禧要黄旭初到港后向法国使馆代办罗嘉凯申请去越南的签证，以便了解入越部队究竟有多少？后来黄旭初竟未成行，因法方慑于新中国的威力，并不批准给黄签证。
我回港后，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之兄陈维周请我到他的继圆台吃饭，陈维周说，白健生长官在海口曾同他作了一次密谈。白长官手中掌握着一批黄金，要与我兑成港币。我因为不能把这批黄金运到香港来（港英当局严格禁止黄金入境），所以不能拜命。看来，白崇禧原来并不甘心入台，只因为这批黄金所累，不能不于十二月三十日冒险到台湾去。他一入台湾，即受到蒋介石的软禁。在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回到祖国大陆后，他就为蒋派特务暗害毙命，蒋用心何其毒也！
第三势力活动烟消灰灭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由广州移到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租一层楼做办事处，顾孟余的秘书谷锡五、童冠贤的秘书刘汉文都住在里面。
这个组织每周开会一次，顾孟余亲自主持。并负责编辑《大道》月刊，出版第一期后，第二期迟迟才出，第三期拖得更久。看来顾孟余似乎态度消极，由热变冷。试举一例作证：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美国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来到香港，他曾负责编写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并在十月间美国务院召开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中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此次来港，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未到以前有荆磐石其人，由立法院副秘书长阎国辅介绍，请我们去格兰酒店吃饭，荆说，这个美国无任所大使和他很熟，他已经约好将到机场接他，要我们准备与此人接触。于是我们请张纯明用英文写了一个节略以为顾孟余和这位杰塞普大使交换意见的参考。结果顾竟不去。
由于《大道》无疾而终，甘家馨、涂公遂主张另办一个刊物，我与黄宇人也赞成，甘并提议命名为《独立论坛》，大家没有异议，遂征求新加人“大同盟”的张纯明（清华大学教授、行政院参事）、黄如今（东北大学校长）等人的意见，他们也表支持，向港府登记所需的保证金，由我与李永懋（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董事）等分担。黄宇人对甘家馨、涂公遂说 ：“刊物登记时，关于督印人、总编辑和经理的名义，应由我们三个担任，不可让思远列名，以免别人误认为与桂系有关。”《独立论坛》后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发刊，由甘家馨担任总编辑。
李宗仁在离开广州飞往重庆之前，以青年、民社两党在他竞选“副总统”时期，曾经把他们能够掌握的票来支持他本人，内心极为感激，而今这两党人马都要到香港去，特分别给以资助，使他们能够成行。民社党把这笔钱让大家分了。青年党则以这些钱来办《自由阵线》。及美国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到港，曾任南京政府农林部次长的谢澄平获有机会见到他，从而使《自由阵线》这份杂志取得香港美国总领事馆的支持，谢澄平就借此机会把《自由阵线》总编辑的大权从左舜生手中抢过来，并且办得更加出色，他吸收了陈濯生、胡越和许冠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等在该社担任编辑工作，其中陈濯生在中央大学肄业时曾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在青年党内，谢澄平同我比较熟识，在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我就是通过他争取青年党的票来支持李宗仁的。到香港以后，经过立委刘子鹏的穿针引线，我同他经常会晤。谢澄平提出要邀请一些比较熟识的朋友举行定期座谈会，交换关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他提出的名单有：
1.罗梦册（参政员、中央大学教授）；2.张国焘；3.程思远；4.伍藻池（旅美华侨，属民社党）；5.董时进；6.黄如今；7.黄宇人。
座谈会举行多次后，大家认为应该邀请更多的人参加，共同建立一个组织。张国焘提议：仿效法国称第几共和的成例，命名为第几民国运动。此一意见，引起争议。最后，大家同意谢澄平所提的“民主中国”。此一座谈会，因我有东京之行就停止参与了。
原来在一九五〇年秋，在香港蓝塘道张发奎家里，经常举行一个定期的座谈会，参加者有我、黄旭初和青年党的李璜。一次李璜谈起，说他们青年党的朋友赵毓松（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时任教育部长），已与东京麦克阿瑟有了联系，麦帅同意香港的民主人士在神户建立基地，在那里训练干部，出版刊物，设立电台，请先派人去视察一番。张发奎主张黄旭初亲自去看看。黄当即答应，临行黄忽发喉炎。黄送给我两千美元，要我替他去走一趟。我一到东京，只受到伪满洲国时代担任伪工商部长韩云阶的接待，他是岸信介的爪牙，与东京盟总没有任何联系。这完全是赵毓松要到东京去活动，特撒了这样的弥天大谎，我们上当了。
一九五一年春节，我从东京回到香港，到蓝塘道去看望张发奎。张说，日本的事不要提了。现在有新情况：原来在广州解放前夕，前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经港返美，特来拜访张发奎，鼓励张建立第三势力政治组织，他将为其争取支持作出努力。现在香雅阁介绍一位名哈德迈的美国人带亲笔函来见张发奎，说前谈的事已有着落，希与哈德迈先生密切联系。张发奎要同顾孟余谈谈此事，当约定正月初七由我带顾孟余到蓝塘道会晤。见面时，张发奎提出：香雅阁以前曾说过，要与许汝为（即许崇智）合作，可否请顾先生同他谈谈，顾孟余说，许崇智不能守秘密，目前不要让他知道。张发奎要顾孟余与哈德迈接触，由李微尘担任翻译，李遂参与机密。在以后建立的“顾张联盟”中起着核心作用。
顾孟余同哈德迈见面后，认为后者很有来头，自此与张发奎过从甚密。有时顾与哈会晤，由张纯明担任翻译。张纯明对我说，这位哈德迈，抗战时他在印度见过，那时哈属于0.5.5.的人马（0.5.5.即美国战略情报局，一九四七年杜鲁门政府改为中央情报局），现在哈的后台，可能就是中央情报局。
我在张发奎家里认识李微尘，他是台山人，是旧金山民宪党领导人李大明的弟弟，中英文均好，曾当过陈友仁的秘书。自哈德迈来港后，李微尘就成了张发奎的谋士和办理中英文的唯一机要人物。
以张发奎、顾孟余为核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下称“战盟”）在哈德迈的主催下，终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在香港拉开帷幕。这个组织设中央委员七人，他们是：顾孟余、张发奎、童冠贤、张国焘、彭昭贤、宣铁吾、李微尘。下面设三个工作组：以甘家馨为秘书组长，周天资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过去在《独立论坛》工作和写文章的黄如今、何正卓、邵镜人、王孟邻都被分配在各组工作，他们过去都是在广州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的骨干分子。
“战盟”的机关刊物是《中国之声》，由张国焘担任社长。在“战盟”正式成立前，张发奎曾向顾孟余保证，说他与港督葛量洪有交谊，顾在港搞政治活动不会受到什么干扰。可是“战盟”成立三个月后，顾即被港府警局政治部找去谈话，警告他：“如在香港搞政治活动，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境。”顾立即从他的香港坚尼地城寓所搬到九龙花坪球场附近小街的童冠贤家里暂住，不久又避居东京。
顾孟余离港后，“战盟”顿失重心，由李微尘个人把持。不久，甘家馨、周天贤、涂公遂等均被排除，张国焘的地位亦不保，张发奎派他的亲信林伯雅来当《中国之声》社长。张国焘以后依靠他的江西同乡许鹏飞（过去当过熊式辉的秘书长）和涂公遂的帮助，收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资料，写他的回忆录。随后“战盟”亦相继解体。
关于“战盟”解体事，我去问过此时还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担任顾问的何义均，他说：“战盟”结束系受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回顾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后，华府当局已将蒋介石一笔勾销。但因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一面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一面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进行武装干涉朝鲜。一九五一年二月九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关于美国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和运送武器的协定，五月一日美国在台北成立“军事援助顾问团”。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由一九四九年八月起的袖手旁观转为积极支持，并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当局乘机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香港“第三势力”的支持。美国对第三势力的态度也就渐渐冷落了。“战盟”失去美国的支持，不得不停止活动。
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旬，前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与张发奎谈及，以白崇禧所部全军覆灭，而蒋介石在台复职又迫在眉睫。李宗仁已无依靠力量，盱衡全局，不如自动解职，出来组党。因于一月十三日从香港去电李宗仁，文曰：“此间同志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国，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十六日，李宗仁复电“组党尚非其时”，意示他对第三势力运动意兴阑珊。
可是到一九五四年，当香港第三势力已经烟消云散的时候，李宗仁忽然受前孙科内阁地政部长吴尚鹰的怂恿，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李宗仁并且由吴尚鹰陪同去旧金山访《世界日报》社长、前张群内阁政务委员李大明，希望他把民宪党重整旗鼓，成为“政团同盟”组成的一个单位，李大明慨然答应了。李宗仁又写信给我、要我去同谢澄平商量，把海外青年党拉到“政团同盟”旗下，谢也首肯。此一运动，等到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后才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