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战争，蒋介石只花了三个月时间便把李宗仁打得晕头转向，亡命海外。可是蒋轻动干戈，引起连锁反应，从此国民党军阀战争此兴彼伏，内讧不息。因而给李宗仁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所以有此机会，还是倚靠汪精卫。
自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对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位所谓“国民党元老”，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不是联汪排胡，就是联胡排汪。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逝世，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推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善后，调查与缉凶。蒋借口胡汉民为假定嫌疑主谋人，把他抓到黄埔军校关起来，随后又遣送他赴莫斯科学习，这是蒋联汪排胡时期。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推胡汉民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以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对立。一九二八年三月，蒋胡合作，召集国民党三全大会，把汪派排除在外。三月二十日蒋在会上发表“处理湖南事变的意见”，准备动员舆论讨桂的同时，授意三全大会作出决议：警告汪精卫，开除陈公博、甘乃光等党籍。这时蒋联胡排汪，了若指掌。
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期，广西出现三次“护党救国军”的名号：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九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副总司令”，十一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从海外回到广西，在南宁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八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后，即去香港通过温乔生与西北军联系。冯玉祥原想把蒋桂战争看成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然后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但他万万料想不到李明瑞阵前倒戈，以致桂系很快便宣告失败。五月十五日，冯玉祥为了配合黄绍竑、白崇禧进攻广州，便在郑州就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次日即从平汉、陇海两线发动反蒋战争。十分不幸，当四月初韩复榘从河南带兵南下讨桂的时候，蒋介石就将韩召到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五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下令：冯玉祥背叛祖国，着即褫去本兼各职，严缉拿办。次日，韩复榘即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玉祥也跟着蹈了李宗仁的覆辙。
汪精卫看到内战不息，有机可乘，因而在香港建立国民党地下中央（即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号召各地武装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代，张发奎和唐生智都是以拥汪闻名的。由于有这一段历史关系，所以汪就首先派人同张发奎、唐生智联系，要他们发动反蒋战争。蒋介石早就注意到张发奎在鄂西收容了桂军残部，势力日益膨胀，因令张所统率的第四师，调往陇海路休整，并限于九月二十日前乘轮到达浦口。张发奎估计蒋必在汉口或浦口将其所部包围缴械，时机迫切，不容久待，他与汪精卫取得联络后，即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电告蒋介石，提出下列三项主张：
一、取消违法乱纪的国民党三全大会；
二、根本铲除党内的腐化、恶化势力；
三、敦请革命元勋回国，主持大计。
这是张发奎发出反蒋的信号。次日他即率部由宜昌驻地取道湘西回桂，目的在与广西俞作柏、李明瑞会师，一同进取广东，在广州另立政府，拥汪精卫出面，同蒋介石唱对台戏。
原来俞作柏也与汪精卫、张发奎有过历史关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1898—1970，广东梅县人。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与邓演达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青年远征军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建国后，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广州采取非常行动，目的在诱捕十六日抵粤的黄绍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李济深应蒋介石之邀去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黄绍竑接李济深电，嘱黄来粤代行他的八路总指挥职务。），借以要挟强缴当时驻在西、北江的桂军武装。此一事件即世人所称的“张、黄（琪翔）事变”。次日张发奎即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任命当时在香港的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要他回桂反黄绍竑。后因张、黄失败，俞遂仍回香港隐居。
在张发奎部经湘返桂途中，汪精卫特派薛岳去南宁晤俞作柏，请他揭橥倒蒋，与张发奎一同攻粤。俞作柏以他同李明瑞回到广西接管军政才三个月，一切尚未部署就绪，仓促起事，恐给人以可乘之机。考虑再三，踟蹰不敢决。可是汪精卫以张发奎所部师行在途，不容稍有失误，逼俞立即表态。俞不得已乃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并以李明瑞为副总司令。通电反蒋。并声明欢迎张发奎军返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