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的第四军离开广西以后，在南京出现了蒋介石、汪精卫合作的政治局面，在广州则建立了一个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领导中心的半独立机构。汪、胡向来是不合作的，今汪精卫在南京，胡汉民遂倚靠两广实力派的支持，遥与南京对峙。
“一？二八”之役，蔡廷锴、蒋光鼐所统率的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所指挥的第五军在上海奋起抗战，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和期待，在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最新的一页。但是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在日军得到大批增援的形势下，上海我军不得不于三月二日后撤。三月三日，粤方中委胡汉民、邓泽如、李宗仁、陈济棠等通电指责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的抗战，事前事后均不作有效的支援行动，实有负全国人民喁喁之望。可是南京当局却反唇相讥，说十九路军将领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这样，两广不仅在抗日问题上与南京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且在军事和财经方面也完全保持割据状态。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分析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武装割据，内外交迫，疲于应付。在此时期，蒋自无对两广用兵的可能。但只要蒋介石一日盘踞南京政府，则无论广东、广西，对他都不敢忽于戒备。为了巩固两广团结，李宗仁需要长期住粤，以加强与胡汉民、陈济棠之间的联系。广西内部则应励精图治，充实力量，准备随时应变。至于李、白对广东陈济棠，也只能与三国时代蜀对吴一样，采取“可与为援而不可图”的方针。
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在柳州成立的“革命同志会”，原来是李、白与张发奎联盟的政治组织。张发奎军离开广西后，组织无形解体。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对该组织帮助他们渡过危机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因此在宁粤对立的新格局出现以后，李宗仁立即从广州回到南宁，与白崇禧密商，改组“革命同志会”，使其能真正成为加强广西内部团结的一个核心组织。下面是这个组织改组后的新面貌：
一、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下面简称“同志会”。
二、会章的改订，中央组织将干事会议制改为会长负责制，推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所有加盟的会员，一律在孙中山遗像前向会长或副会长宣誓效忠。此外在专员区、部队或学校中设置分部。分部领导人员依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由选举产生；基本组织为小组。小组会议每周开会一次。
三、“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的政治纲领，主要是下面几条：
（一）确认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原则，本会同志为求其实现而共同奋斗。
（二）确认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当前革命之中心任务，为争取民族解放。凡有关发展民权，充裕民生的措施，均必须以民族独立斗争之贯彻为先决条件。
（三）确认蒋介石为当前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而其他爱国党派为本会的同盟者。
（四）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少树敌，以敌攻敌。
上述一、二两项，后来还列入《广西建设纲领》中，作为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这个口号的基本认识。
由于李宗仁需要往广州加强对外活动，新会员的入会宣誓只好由白崇禧个人负责监誓。这样一来，我同白崇禧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白要我也搬进陆氏花园内同他住在一处，以便于多联系。
那时“同志会”会员的取舍标准，不以级职为依据，而以李、白对其本人评价为主要条件。例如：广西省政府是从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会改组成立的，其中只有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最初民政厅厅长由黄旭初自兼）、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是“同志会”会员，至于省政府秘书长朱朝森以及他的后任孙仁林、财政厅厅长黄蓟、建设厅厅长黄荣华，则始终没有参加“同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