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洁逝世后，周恩来示意统战部，他以为李宗仁晚年丧偶，可能触景伤情，不如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借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我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宋堃和尹冰彦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我们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这是大屋顶宫殿式的三层楼建筑物，后面有石栏环绕的平台。蒋在南京时总是在黄埔路官邸办公会客，到了周末才陪宋美龄到此休息。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李宗仁今重临江南故都，一些往事不禁泛起脑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的是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吧。
经过十六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从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的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
五月下旬，我们经无锡到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月一日，我们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编者注：这篇社论系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授意、修改及审订，内容大致是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目的是要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于形势的认识总是要逐步深化的。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陈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我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导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又将到来了。
六月十日，我们方到杭州，便被招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六月二十八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的讲话。***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海瑞罢官》历史剧是历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字辰伯，原名春晗。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民主同盟。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青联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彭真就是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的组长，其任务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这个小组的成员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五人小组根据彭真的意见，拟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二月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当经通过。二月八日由彭真、陆定一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重申：《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彭真后来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的批语》，经政治局在京的常委传阅同意，于二月十二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此一文件的基本精神，主张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这样，《海瑞罢官》问题就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主席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还说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有关的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陈伯达支持了上述的批判，还作了进一步的揭发。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指挥文化革命。
“《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没有被识破，有些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而蓬勃壮发地开展起来了。”
***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我注意到***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记录。
当***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逗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很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我同李宗仁参加的一组，只记得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我在座谈会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我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的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一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对我说：“这场运动是‘四清运动’的发展，目的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人士不受影响。”但后来运动逐步深入，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