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引退”以前，原有其整套计划，那就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如果李宗仁留在桂林，那就非他所能控制的了。因此蒋既派专使促驾，又在其致何应钦函中恳切表示“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要李宗仁“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李宗仁终于还是离开桂林，去了广州。
李宗仁抵粤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依照主子的指示，首先是暴露李宗仁的反共面貌，其次是对他掣肘，使他在政治上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李宗仁于五月八日到广州时，已经发表了一个谈话，表示“戡乱”到底的决心，但顽固派仍认为他的反共态度不够坚决。五月十六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请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全体党员，请国民政府通令各级文武官吏及全国人民，如有再倡议“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叛逆，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五月二十一日，李宗仁不得已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四月三十日，美驻广州大使馆代办路易士？克拉克偕邱昌渭飞桂林时，已对李宗仁说明，美国今后不再援蒋。广州政府如要美国支持，除非它与蒋介石划清界线，组成一个清一色的非蒋势力的政府，否则不易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邱昌渭把克拉克的意见对湖南立法委员周天贤说了。周就找了一些在桂林的“新政俱乐部”分子开了多次座谈（会），向李宗仁提出了下列的意见：一、保持法统地位；二、鲜明政治号召；三、积极创立组织；四、重建和战观念；五、加强地方联系；六、储备全国人才。李对这些基本原则当时大体认可，并表示到广州后的行动就以此为总的方针。
李宗仁此时仍对美援寄予期望，“因召甘介侯于五月十三日自港来穗，拟具计划，任代总统私人代表，以专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的呼吁，甘君卒于五月十九日自港东飞”。（李宗仁：《从南京出走到飞往美国》，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三十页。）
甘介侯此次赴美求援，一去就不复返了。后来邱昌渭面告我，甘介侯此行，实际上没有成就。一次，甘介侯曾对杜鲁门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琏兵团和刘安祺（1904—1995，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第三期。1949年，率部撤往台湾。后调海南岛、雷州半岛，兼任广州卫戍副总司令。10月，战败后去台湾，历任台湾中部防守司令官、澎湖防守司令官、金门防守司令官、陆军总司令。）兵团将与白崇禧的部队固守岭南地区，以保卫李宗仁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甘介侯的这些话，正与华府所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因为胡琏兵团正集中潮汕，准备运去金门，而刘安祺兵团从青岛撤出后，也正在运往海南岛。所以广州实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至此，杜鲁门说：“我是密苏里州人，我们密苏里州人是最讲实际的。”寥寥两语，把甘介侯说得面红耳赤，无言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