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于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在政治立场上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有此转变，有内因也有外因。
一、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阐明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了周总理的声明，深感兴奋。他以为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他为此写信给我，嘱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
二、李宗仁以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实为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国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却一直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李宗仁回忆录》？结论。）而华府当局却视如不见。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举凡一切号称反共的国家，不论良窳，美国悉加援助。因而美国所支持的往往为各该国表面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质上却为最反动、失民心的政权”。（《李宗仁回忆录》？结论。）李宗仁认为，他应当采取适当方式，表示其立场，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三、李宗仁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下旬从纽约到芝加哥，访问了最近被蒋介石下令查办的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
吴国桢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完全是出自美国的支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司徒雷登曾由华府电蒋，请派郑介民飞美一谈。司徒雷登对郑说，美国政府仍坚持不再援蒋，但主张用外交和经济措施来维持台湾现状。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华府力主以吴国桢继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初不愿，卒屈服于美方的压力，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吴国桢到职以后，与蒋经国的矛盾与日俱深，原因是蒋经国负责特务与党务工作，使吴处处受到牵制。一九五二年二月，吴上阳明山官邸见蒋，对蒋说：“总统要培植经国兄，就不该派他主管特务，因为这种工作，越权干政，并且妨害人民生活与言论自由，易成为人们仇恨的焦点，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也。”蒋一闻此语，怫然不悦，用右手猛擦前额不止，连呼：“头痛！头痛！”
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偕夫人黄卓群上阳明山一叙。晚餐后，蒋留吴夫妇在山上住宿。次日上午，吴国桢夫妇辞蒋下山，发现他的司机不知何往，改由助手开车，行驶约五分钟，黄胃病发作。适山腰有一粥店，吴下令停车，扶黄到粥店休息。不一会，只见那司机助手面色有异，进店来请吴出去，指着前后车胎给他看。吴一看也惊得目瞪口呆，原来轮胎的螺丝都快要脱落了。如果不是停车，一到下面斜坡，汽车就会翻到悬崖之下。后来他们截住一部货车回到市区。
吴国桢不久即请辞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一九五三年四月得到蒋的批准。五月，由于张群、吴铁城、王世杰等人的帮助，吴以推动国民外交为名赴美。抵美后，曾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活动，要求以胡适代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并要蒋经国去美学习。蒋一闻报，立即召见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说王积极助吴出国，无异狼狈为奸。十一月十七日下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着即撤职。”十八日，吴铁城见蒋，要求准王辞职，不要撤职。但得到的却是一顿斥责。吴不堪刺激，回寓后服安眠药过多，次日病逝。
李宗仁听了这些情况，不禁喟然对吴国桢说：“蒋先生统治大陆二十年，未能实行三民主义，到台以后，对内厉行专制，对外宣传反攻大陆”，这是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后来吴尚鹰对李宗仁 说：何浩若透露，美国曾有一个腹案，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以吴国桢取蒋而代之。
四、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美国驻广州使馆公使路易斯？克拉克曾通过美使馆顾问何义均和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向李宗仁建议，摆脱蒋介石的系统，建立一个新的第三势力。李不愿自己出面来搞，经过一番酝酿，以亲李的立法委员为基础，成立了以顾孟余为主席的自由民主同盟。
当时据何义均理解，美方所以主张成立此一组织，是因为司徒雷登在解放大军渡江后留在南京，未能通过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克拉布同中共建立联系，意有未甘，仍欲依靠一个中间势力，缓和北京同华府的关系，只是顾孟余对此未能有所作为。后来顾孟余与张发奎在前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的策动下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也没有任何表现。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就放弃这一尝试了。
一九五四年，李宗仁在前孙科内阁地政部长吴尚鹰的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复兴委员会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李为此由吴陪同去旧金山与民宪党负责人、前张群内阁政务委员李大明洽商。不久，李就发现，在海外搞什么政治运动，既无活动基地，也没有群众基础，不能期其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