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的来临，以蒋介石入南京复职为标志，显示出南京国民党政权重新回到蒋介石手中。这一年，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合作，但蒋氏又欲杀之。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发出通电，宣布他已于一月四日抵京，继续行使总司令职务，并负责筹备第四次全体会议，俟北伐完成，即当向中央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
蒋介石于发出通电的次日，示意国民政府于第三十一次会议中作出下列决议：
白崇禧仍任淞沪卫戍司令，出征期间由熊式辉暂代。
这是蒋介石安抚白崇禧的一种手法。熊式辉原是白崇禧自兼的第十三军的第二师师长，当白崇禧解决赖世璜的第十四军时，熊式辉曾向白氏毛遂自荐，意欲晋任军长。白崇禧阴许之而后食言，熊式辉为此不惬于心，并一转而效忠于蒋介石。但因他和上海市长张定璠都是江西同乡，所以还能和平相处。
白崇禧于抵武汉后拜望第四路总指挥程潜，商进兵湖南作战方针。程潜出示他制订的兵力部署方案，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氏看到它写着：
一、以第三路军（白崇禧）沿长江两岸前进，准备向临湘及岳阳进攻；
二、以第四路军（程潜）沿武长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由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进攻长沙。
白崇禧一看到这计划甲项，就皱起眉头，他对程潜说：“颂公，第三路军应是进军湖南的主力，而今把它置于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这是白崇禧一向好胜的一种体现。
“那应当怎样改动呢？”程颂云虚怀若谷地问道。
“我以为第三路军应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负责进攻金井、长沙。”白崇禧断然地说。
程潜终于表示同意，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白崇禧、程潜指挥的征湘军，自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开始行动，武长路正面由程潜指挥第四路军攻击前进，而以陈绍宽指挥的海军担任掩护。白崇禧指挥的第七军夏威部和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则由通城直指平江，压迫敌人于汨罗江畔，欲一举而歼灭之。一月十七日，敌军李品仙部放弃城陵矶、岳州，向汨罗江溃退。逾日程潜进驻岳州，白崇禧也到了通城，准备全线于一月二十一日拂晓展开攻击。
不幸武长路正面在一月二十日夜变生肘腋，右翼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忽倒戈投敌，由黄沙街向左翼程潜总指挥的基本部队第六军侧背猛烈进攻。第六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损失重大。敌军刘兴、廖磊两部乘机渡过汨罗江，配合叶开鑫部夹攻第六军。程潜总指挥看到当前形势严峻，连忙退回武昌。并电白崇禧，建议第三路军退守蒲圻、通城，容后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电后，立刻召夏威、胡宗铎到通城开会，告以岳州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程潜总指挥的意向。白崇禧说：“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渡江进行追击，尽管孤军深入，只要斗志坚强，获胜机会甚大。如果向后撤退，则将严重损害士气，可能造成全面溃败的局面。”夏威、胡宗铎对白崇禧的意见没有任何异议，白氏遂电复程潜：“第三路军应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武汉有陶钧的第十八军担任防卫，可保无虞，请释疑虑”。
一月二十一日拂晓，白崇禧指挥的第七、第十九两军在平江渡汨罗江成功。当渡江时，曾遇到敌军李品仙的守江部队猛烈抵抗，结果李部大败而逃。第七军夏威部追到李品仙的指挥部金井，直逼长沙。在此情况下，已在武长路方面渡过汩罗江北岸的刘兴、廖磊两部敌军，看到李品仙既败，恐退路被切断，也仓皇后退，于是，白崇禧乘胜追击，顺利收复长沙。
白崇禧说：“这一仗所以险胜，主要是主帅能下决心与三军将士用命。”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往往胜败决定于顷刻一念之间。当桂永清当驻德使馆武官时，曾访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请教为将之道。鲁登道夫沉思有顷断然地说：“决心！”桂永清还请益，鲁登道夫重申：“最重要的还是决心。”看来西征最后一战的胜利，与决心也是分不开的。
平江一战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好打了，李品仙所统率的唐生智旧部，其中包括李品仙自兼的第八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还有新编的周斓的第十七军、叶琪的第十八军，因士气涣散，纷纷向湘西退却。白崇禧依照原定计划，从湘潭追击到宝庆，没有发现敌踪，于是派张震欧为代表，持函去溆浦跟踪找到李品仙，对他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坐下来谈谈，团结对敌吧。”
本来，照通常情况，都是败者向胜者求和，今白崇禧不以战胜者自居，反其道而行之，倒使他们感到意外。李品仙与白崇禧本无什么敌对情绪，之所以举起枪杆同白崇禧作战，不过是遵照唐生智的命令行事。现在扪心自问，感到再对抗下去实无任何意义。此外，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和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曾经被赵恒惕派到广西当代表，而白崇禧也曾在北伐前夕到长沙劝第四师同人早日参加国民革命。彼此有过长期的历史渊源，易于推诚相见，解决问题。
几经磋商，白崇禧终于成功地收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全部军队：由李品仙任第十二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叶琪为第十二军军长，何键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后来除何键一军留守湖南外，其余各军由白崇禧率领北上，参加中国革命军“第二次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