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心如止水，淡泊人生
虔诚的基督徒与兰花迷
婚后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相扶相伴地步入到“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之中”。这是一个静默而神圣的世界，是一个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在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张学良为自己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港湾。在这里，他不再感到孤独，不再心烦意乱，多年的人生重负所带来的困倦、疲乏，渐渐为一阵清风所拂掠，他觉得有一种再生的欣喜，疲惫的灵魂领略到了几十年没有感遇过的人生壮美，天地万物似乎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亲切，与他的灵魂交融为一体。
自从张学良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以来，一直把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当做自己的老师，跟随着他们一步步认识耶稣、走向耶稣。董显光是蒋介石在教会的老师，到台湾后曾一度做过新闻局长；曾约农、周联华都毕业于教会学院，后又赴美国的神学院深造，回台之后担任神职，为台湾的达官贵人们传经布道，在岛内神学界颇有名气。几乎每个星期，张学良都要同三人相见，听他们传教、证道、做礼拜。为了表示自己对信仰的坚定与虔诚，两人都起了教名。张学良从三位老师的名字中各选出一字，叫曾显华，赵一荻的教名则为赵多加。在老师们的指点下，张学良和赵一荻又参加了美国一所圣经神学院的函授班，每日苦读教义。
宗教信仰成了张学良夫妇的生活重心，无论是与友人欢宴的场合，还是亲人团聚的时候，他们从不讳言基督，言谈之中，尽是“上帝的恩典”，“主的引导”，“神谕的指示”。在圣灵的光耀之中，张学良像所有信神的基督徒一样，有一种“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他感到，功名利禄皆若浮云，青山不及白云高。
张学良夫妇结识了不少教友，有的是当局官员，也有的是家庭主妇，两人常同教友们一起，到荣民总医院或台北的贫民区，对伤患者和穷人讲道，给他们以救助。当然，没有人会知道，其中那位头顶光秃、精神矍铄的老人，竟是名扬中外的张少帅。
由于《圣经》文字艰深，其中的哲理、诗歌、格言常常难为一般人领悟，因此，张学良和赵一荻商量，把《圣经》的教义深入浅出地写出来，编成浅易读物。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三位教会老师一说，立即得到了鼓励和支持。由于张学良的右眼在漫长的幽禁中常借着油灯看书，天长日久，患了眼疾，读书写字多有不便。于是，常常便由张学良口述或两人共同商量，由赵一荻执笔写出。
两人写的第一本教义浅释叫《好消息》，其中表达了人类因有上帝指引而不致迷路犯错的欣喜。接着，又写出了《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三本小册子。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等人见到这些字迹娟秀工整的传教文章，都十分欣喜，分别为之作序介绍，大加赞赏，积极向教友们推荐，在台北的宗教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受了这些鼓励，两人对证道册子的写作越发专心，越发勤奋，有时常常熬至深夜。
紧接着，两人又写了《女人》篇。
爱与舍己，爱与宽恕，成为张学良、赵一荻常常勉励朋友和后辈的诤言。一次当有人提到从1936年到1946年对他们进行了严酷“管束”、多有欺辱的刘乙光时，张学良淡淡一笑，说：“听说他去世了，我很想念他。”
靠着“上帝的指引”，夫妻两人渐渐走出“管束”时代的阴影。但由于年事渐高，张学良很少去网球场了，湖上垂钓也少有为之，除了研读《圣经》之外，他对植养兰花投入了极大兴趣。
早在贵州幽禁时，张学良便喜欢上了兰花，他觉得这种花香味清淡，姿态优雅，堪称花中君子。而且常常长在山岩溪旁，虽难为人识，仍怡然独放，境界幽远，与自己的境况、心性十分相投。赵一荻对兰花也颇为欣赏，有时会捧着花痴痴地嗅，再将它别在胸口，让幽香常相伴随。但那时的日子毕竟是过于暗淡了，精神上郁郁不展，而且迁徙又十分频繁，说不准什么时候卷起行李又要转移，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养上一盆幽兰。
搬到阳明山，特别是“管束”解除之后，心上的沉石被搬掉了，日子也渐趋稳定，张学良终于得以心平气静地欣赏这种“花中君子”了。朋友中，恰恰也有几位嗜爱兰花，经他们介绍，他到台北的书店买回些养兰的书籍杂志，又买回些花盆兰草，开始在家中养兰。搬至复兴岗自己出钱修建的寓所，他的心绪更为安定，一下子买回二百多盆兰花置放在园中，又订了一份养兰的专门杂志《兰花世界》，从中吸取养兰的知识。
兰花种类甚多，种养十分讲究，浇水、施肥，花的摆放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等等，无一不需长久的耐心和平宁的心性。张学良将养兰看做是一种陶冶、一种享受。每日上午做完早祷，他便会来到自己的兰苑之中，观赏兰花娉婷优雅的姿态，呼入带着淡淡幽香的气息，陶醉于一片宁静、高洁的氛围之中。
台北地区养兰的人不少，也有富足人家专门在院子里辟有兰园。岁末年初，正是兰花盛开时节，台北桥下的兰花交易所、重庆南路的民众活动中心热闹非凡，兰界人士济济一堂，品兰赏花，交流切磋养兰经验。每逢此时，人们便常常会见到一位姓“赵”的老先生，乘一辆白色轿车，前往赏花，与人谈笑风生。人们眼里的“赵先生”有时着灰黑色西装，有时穿藏青色长褂，白发稀疏，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声若洪钟，气宇颇是不凡，但却没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彼此兰友之交，只谈养兰，不言其他。时间久了，人们才渐渐风闻，复兴岗上的这位兰友是几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学良将军，他身边那位女士便是被称作“红粉知己”的赵媞、赵绮霞、赵一荻、赵四小姐，张学良夫人，紧随在后的三位男士，一位是司机，两位是警务处的安全人员。
虽然有人认出了张学良的身份，但兰界人士大多是谦谦君子，大家都不拂少帅的意愿，仍以“赵先生”相称，只是目光与言语中更多了些敬重与尊仰。台北一带，每有兰展，“赵先生”必定到场，若无展览，他会随兴所至地到处浏览观赏。台北市区及近郊，只要稍有名气、略见规模的兰园，张学良几乎全都访遍，不仅仔细观赏，还同主人一起，对兰株的优劣品头论足。兰界人士把“赵先生”的到来看做是一种荣耀，他每次光临，主人必热情相待，敬奉香茗，一同坐在园中悠悠漫谈，只是话题不离兰花。
久而久之，连跟随张学良外出的司机和安全人员也成了养花内行，在自己家中养起了兰花。司机特地将两盆叶健花盛的兰花摆置在自家客厅，逢到亲友来访，他便得意地指着花告诉人们：“这两盆花是张学良张少帅送我的。”总要引起客人们的一阵羡叹。
“三张一王”转转会
漫长的幽禁生涯中，张学良和赵一荻由于心情抑郁，对饭菜难得讲究，尤其是辗转深山古刹之时，有时连粗茶淡饭也难以保证。两人都是大户人家出身，从小养尊处优，饮食的粗陋对他们不能不说是一种磨难。为了调剂饭菜，增加食欲，也是为了排遣寂寥时光，张学良和赵一荻常常亲自下厨，做些可口的菜肴，久而久之，倒练出了精细的手艺。逢有好友来访，张学良尽量要挽留一同吃饭，随即便按客人的口味，弄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上桌，惹得朋友们不住地夸赞。张群有次向人说起张学良的烹饪手艺，说他是个不折不扣“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张学良则笑答：“人老啦，饭量也小，再要自我惩罚不违了上帝的意愿吗？我就信汉代刘向的那句话：‘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张群哈哈大笑，说这两句话简直该写下来挂在房中，当做指点迷津的妙语。张学良果然把这玩笑付诸实施，书了一个条幅，又装裱起来，送到张群家中。张群果然将它高高悬于堂中，冲着这两句话，常扯出许许多多的话题来。
解禁之后，张学良得以比较自由地出入台北市，其目的地常常是新开张的大饭店或一些颇为有名的酒家、饭馆，如“天厨酒家”， “国宾饭店”西餐部，“红花餐厅”，用张学良的话说，是“上馆子，解解馋”。外人对张学良的身份自然不知，他自己也十分谨慎，无论到哪家饭馆吃饭，都先将汽车停在附近，然后与夫人步行而入。常来常往，饭馆的老板和伙计们对这两位老人也熟悉了，每次他们一走进门，老板便会恭敬地将他们安排到常坐的那张角落里的餐桌，端上他们喜欢吃的板栗烧鸡、红烧鲤鱼、锅烧五花肉，炒上一两碟时鲜的蔬菜，但谁也不知道这两位老人的真实身份。
张学良和赵一荻最常去的饭馆，是位于台北市郊北陂的“北国之家”。这里虽不如一些大饭店豪华，但门面也相当考究，三角形的门楣被涂成白色，像是兴安岭的雪峰；摆放在门口的几株北方花木，散发着北国天地的气息。厅里的装饰颇具匠心，既有北方的粗犷又有北方的温馨，进门左侧还用北方的桦木饰围着一个壁炉，里面燃烧着的全是一截一截北方常见的红松。连饭馆里服务员的装束和语言，也全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味儿。
“北国之家”虽远距闹市，但这里从未冷清过，几乎每一天，门口的街沿都要停上一长溜各式各样的轿车、出租车。来这里的人，大都颇有身份，其中有在位或不在位的部长、将军，也有作家、教授、商人、巨富。虽然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点彼此相同：全都是从大陆来的北方人。
经营餐馆的老板也是北方人，离乡已久，深尝离乡背井之苦，于是开办了这个“北国之家”。厨师是北方的，服务员是北方人的后裔，菜单上无一不是北方人的口味。多数客人来到这里，并非是要饕餮一顿，而是借呷几口北方清酒，尝几碟家乡味的菜肴，以慰与岁俱增的思乡之情。逢有相识的故人，大家聚拢一起，一同谈起故乡的山水草木，在浓浓的乡音中抒发积郁心中的对故土的眷恋。
张学良夫妇是“北国之家”的常客。每次一来，必是拣角落里一个僻静的餐桌边坐下。菜由赵一荻点，但全是张学良喜吃的口味：两杯人参酒，两杯苹果茶，一份大葱炒鸡丝，一份油焖白菜心，再有两碟东北小菜。饭馆里光线暗淡，人们极少左顾右盼，只默默地各自饮酒喝茶，低声交谈。张学良和赵一荻坐在角落里，缓缓品尝着故乡的饭菜，谈论着早年在东北的琐碎小事。有时候，邻近的桌上传来东北口音，张学良顿时两眼放光，忘记了吃饭，像呆了似的，倾听那已变得遥远而又陌生的乡音……
张学良好美食，他的朋友们早有所知，恰好张群等人也对美食抱有兴趣，于是便相互约定：彼此轮流做东，每月聚餐一次，谁做东家谁操办餐会，烹制菜肴。一开始，参加的人有七八位之多，渐渐地，形成了“三张一王”固定的“转转会”，成为台北高层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三张一王”都是相交几十年的老友。“三张”即张学良、张群、张大千；“一王”即为王新衡。四人中，张学良、张群、王新衡都曾是官场人物，深陷于政治旋涡之中。来台之后，张群先是担任 “总统府”秘书长，后任“总统府”资政；王新衡原为军统人物，来台后任“立法委员”，后担任国民党的“国策顾问”。唯有张大千未入过宦海，只醉心丹青，是国际知名的艺坛巨匠。
但这位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大师，与张学良之间，却有着一场“不打不相识”的趣事，终于成为终生不渝的一对挚友。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友谊，颇有传奇色彩。
少帅虽出身尚武之家，后又执掌军政，但自幼好文，成年后喜同文人墨客交往，尤其喜好书画，善于鉴赏和收藏。清朝末代皇帝被日本人挟持到东北欲建“满洲国”之前，张学良与末代皇帝溥仪互有往来，故宫流出的许多文物珍品，皆由他出钱购得，逐渐成为鉴赏名家。加之张学良从小好写字，因此一些古董店常假造盖有他印鉴的古画，也卖他的字。一次张学良上街，见一家店内挂有几幅他的“真迹”，便装作买主问价。店主不知底细，说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张学良哈哈大笑，说：“啊，张学良那么值钱，我现在就写几幅给你卖。”店主这才知面前这位年轻人就是少帅，吓得讨饶不已。所以，14岁便与张学良结为盟弟的周大文谈到张学良的志趣时说：“将军爱好书画，收藏甚富，尤精鉴赏，赝品极少……”
1930年，张学良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司令为蒋介石），驻节北平。一天他去逛琉璃厂，购得几幅大画家石涛的山水图，兴致勃勃地返回官邸，请好友们前来欣赏。其间，一位朋友告诉他，近来听说有个叫张大千的人，临摹石涛山水已到了乱真地步，连大画家黄宾虹都上了当。张学良一惊，立即请来几位名家来鉴定，他刚买到的“石涛山水”，果然证明是张大千的仿作。
不久，张学良举行一次大型宴会，事前专门给张大千送出一张特制的请柬，请他莅临。
张大千已经知道少帅出巨金购了自己的赝品，接到请柬很是犯愁。去吧，不知会受何处置；而拒绝赴宴，他张大千日后又如何在中国立足？权衡再三，他还是硬着头皮出现在少帅的宴会上。没料想，少帅并没有对他为难，相反还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张大千是仿石涛画的专家。
少帅的宽宏大度令大千十分感慨，两人自此开始交往。一天，张大千逛琉璃厂，一位古董商拿出一幅《红梅图》请他鉴赏。张大千仔细地看过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断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华西的精品，当下同主家商定，以300银洋买下。可是，张大千一摸口袋，未带足钱，双方讲好三日内带钱来取画。但是，第二天张学良也去逛琉璃厂，也见了《红梅图》，也十分喜欢，愿以500银洋成交。商人毕竟是商人，多卖200银洋何乐不为？何况张学良又是北平的主宰。三天后，当张大千凑足钱前来取画时，方知《红梅图》已经易手，气得勃然大怒，痛斥了画商。可是商人的一句回答却令张大千说不出话来：“他是当今北平的皇上，我敢不卖给他吗？”
1935年10月，张大千游西岳华山，登太华峰写生，来到西安。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一职的张学良强拉大千去张公馆小住叙旧。张大千却面有难色，告之次日必须起程返回北平，因他酷爱京剧，明晚是他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而且又是最拿手的《打棍出箱》。
“没关系，”张学良爽快地说。他让张大千退掉火车票，当晚搬去他的官邸，第二天可派专机送大师回北平。
张大千亦是个看重情义的艺术家，张学良如此盛情他再不好推却，当晚便搬进了张公馆，一边同少帅叙旧，一边提笔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图。可惜的是，张大千只顾了同少帅谈笑，在烘烤时不慎被火舌燎及，并把长长的黑髯烧了一长截。张学良很是心疼，伤感地说：“看来我的背运没走完，连享用这样绝美山水图的福分都没有。”
“不用这么伤感，”张大千又重新拿笔展纸，“我宁可对不住余老板，也要为你再重新画一幅！”
张大千挑灯夜战，泼墨挥毫不止，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到午夜时分终告完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将一幅诗、书、画交融一体的艺术珍品呈现在大家面前。张学良兴奋不已，立即和赵四小姐盛宴张大千。第二天，张学良实践诺言，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自己的专机送大师回了北平。
对于张学良的一片厚意，张大千十分感动，一直念念不忘，不久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为：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
可是，这幅画还未送到张学良手中，西安事变便发生了，张学良随之失去自由，被“管束”幽禁于远山僻乡。自由尚不可得，两位朋友谋面的机会也变得渺茫。当这幅《黄山九龙瀑图》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少帅手中时，张学良视若至宝。但望图思友，引起少帅心中无限感伤。而张大千在香港定居一阵后，于1952年举家移居到阿根廷，从此失去了同张学良相聚品艺的机会。
1961年，张大千赴台省亲，专门到北投复兴岗拜会已度过漫长幽禁生涯的张学良。一个是飘零海外的艺坛巨匠，一个是失去自由多年的挂印上将，老友相逢，一时涕零难语，问候声尚未道出，已淌下滚滚热泪。
张大千返南美洲之前，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赠送的一件礼物，展开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张学良抢购而去的北平琉璃厂那幅华西的《红梅图》。一幅艺术精品携来张学良的一片厚意，待见到张学良的那页短笺时，大千更是老泪纵横。张学良在短笺中写道：
大千吾兄台鉴：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又是十年星移斗换，1971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筹办40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出乎他意料的是，张学良居然送来了36年前他专为张学良所作的《黄山九龙瀑图》。张大千深受感动，立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画了一幅梅花图相赠，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赠张汉卿学良宗兄》：
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写横斜恐未工/看到夜深明月食，和画和梦共朦胧。
1976年，张大千举家从后来迁居的巴西回台定居，在台北市郊外双溪自建摩耶精舍，分别多年的朋友终于又有了晤面之机。
一对终生不渝的挚友在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波折之后，又得以静静地坐在一起，捧一杯香茗，论艺谈文，品画说诗，相顾欣然，趣意悠悠。几十年前在北平、在西安的那些经历，成为他们的一段笑谈，亦是他们永存于心的珍贵记忆。
轻风从复兴岗上缓缓掠过，摇晃着树上的枝叶，发出沙沙细碎醉人的响声。太阳升起又落下，夕照中，复兴三路的这幢小灰楼现出暗红的光色。刚搬来时种下的常春藤，已顺着砖缝墙角攀缘而上，为半侧楼面掩上了一层茸茸绿衣。日子过得很静，很淡，恰如这幢楼房，默默地任朝雾夜雨从身边滑过。
幽居中，张学良心若止水。
张学良与“二蒋”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保密局被撤销，对张学良的监管之责，移到了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手中。
经过五十年代的整治，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逐渐走向稳定，蒋介石的个人专制也随之加强，并从六十年代起开始进行“传子”部署，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逐渐向蒋经国过渡。短短十几年间，蒋经国的权力日益膨胀，其势力范围涉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财经、情报等各个领域。1964年，蒋经国升任“国防部长”，1972年又担任了“行政院长”，成为除蒋介石之外的最高行政首脑。
但有一种身份他一直未变：从1949年起，他一直是张学良的 “监护”人。有关张学良的事，无论大小，一律要呈报蒋经国；若没有他的表态，任何人不得擅做与张学良有关的大小决定或安排，也不得发表与当局口径不符的任何言论。“张学良”三个字，在台湾政坛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1959年张学良“解禁”之后，“管束”放松了许多，至少张学良的外出或会友是自由了。但此时的张学良，已年近花甲，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管束”，与外界已有相当隔膜。所谓会友，不外乎是见见张群、莫德惠、王新衡等一批老朋友，外出也不过是到台北市区或附近的村镇走动走动。作为一位曾对中国现代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张学良仍然备受当局的“关注”，有关张学良的行止仍定期由负责张学良安全的“警备处”报送到蒋经国手中，数十年间从未间断。
蒋介石同张学良之间，曾经算是同僚。1930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但蒋介石对张学良说话，向来是上对下、君对臣的口吻；在私人情分上，蒋介石向来将张学良视作后辈，可以随意训导、斥责。西安事变的发生，几乎将两人间过去的情分一笔勾销，蒋介石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便会恨恨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但是，张学良毕竟在中原大战时救过他蒋介石；1933年，又代蒋受过，身负“不抵抗日本”的重谤而下野出洋；就以西安事变而论，要是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又如何能活着回到南京？
蒋介石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要对他处以漫长的囚禁，还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并不时让宋美龄送去些礼物，都是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几十年间，蒋介石一直拒绝会见这个使他栽了大跟头的人，直到1954年，才第一次召见张学良，让他写出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张学良皈依宗教后，宋美龄特许张学良可以到蒋介石官邸旁的士林教堂做礼拜做祈祷。这本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教堂，张学良一来，难免会见到“总统”，但几乎每一次，蒋介石对张学良都是漠然视之，要么只微微点一下头，要么只冷冷地寒暄两声，彼此间从未有过真正的交谈。倒是宋美龄有时会拉着赵四小姐聊一阵家常。
张学良明白，当年“兵谏”的枪声，已使他同蒋介石之间，成为仇敌。但他内心中，对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心底又涌起一股难以说清的感激。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他优厚有加，让他担任了陆、海、空军副司令，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并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1934年张学良由欧洲回国后，蒋介石与他同车去会见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因汪不在，蒋介石亲自下车告诉门房，说待汪回家后，一定转告说张副司令亲来拜访过了，让张学良深敬其抬举之意。张学良出国前，国人误将他作为“不抵抗政策”的代表人物，颇多非议。张学良回国后，蒋介石让他任意挑选职务，以尽早挽回国人观感，提高声望，并一再以父辈口吻告诫他，不要再事荒嬉；“兵谏”之后，蒋介石以一个步兵团的经费供养张学良的生活，每次辗转迁移，蒋介石都要打电话给有关人员询问他的情况，并一再让人转告要他“好好读书”……这些事情在张学良看来，已超越一般部属关系。
蒋经国接手张学良的“管束”工作后，开始采取了与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不同的辖制方式。
蒋经国生于1910年，比张学良小9岁。但从经历、名分上来讲，他算是下一辈人，论起称呼，恐怕得叫张学良为“叔伯”。不过，他却从未用过这种称呼。自1950年他在阳明山与张学良相识相交，他从来都是以“汉卿”相称，俨然是平辈之间。
与其父蒋介石不同，蒋经国与张学良之间既无个人恩怨，又无历史包袱，因而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得以采取一种比较从容的方式。对于张学良这个人，蒋经国听说得多了，材料也不知看过了多少，仅从父亲蒋介石口中，他就得知了大量有关张学良的身世、经历、志趣、性格的描述。乍一论起来，蒋经国同张学良在身世、经历、背景与性格方面确还有些相似之处。张学良兵谏扣蒋是“叛逆”行为，而他蒋经国又何尝没有“叛逆”过。1927年蒋介石背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蒋经国闻之义愤不已，当即发表讨蒋声明，并宣布同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因而在蒋经国回国之后，蒋介石也对他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幽禁”，命其回到奉化老家，“闭门读书”，潜心思过。就在这期间，蒋经国与正囚于雪窦山的张学良在溪口街上曾经擦肩而过，相逢而不相识，彼此只望望而已。
蒋经国得以从苏联回国，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之一。张学良扣蒋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联合抗日的诚意，由周恩来在西安向蒋介石当面表示，愿意促成蒋经国回到蒋介石身边，而此时的这位蒋家大公子，在苏联一个集体农庄当过主席之后，正在基辅一家工厂担任布尔什维克身份的车间主任。事隔多年，蒋经国仍还在谈论他的这段回国经历，说要是没有张汉卿的兵谏，他肯定还会待在苏联，说不定当了哪家工厂的厂长或书记了，也说不定，早已被斯大林给“清洗”掉了，言语间对张学良似有一种感激之意。
作为蒋介石的大公子和蒋介石正着力培植的蒋家王朝未来的 “掌门人”，蒋经国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处事上，无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于西安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处置，既然“父王”已经钦定，他又岂敢有丝毫违拂，他所要做的，不过是在方式上进行些调整，变过去的拒不相见、冷眼视之为热情交往、以礼相待。当然，蒋经国的这种方式也包含了他对张学良为人品格的欣赏。在中国，除了张学良，还有谁20岁就当上了陆军少将？30岁就担任了全国武装力量的副司令？还有谁敢于用武力扣押全中国当时的 “最高领袖”，而后又坦坦荡荡地将他礼送回府？
在中国，还有谁在经历了政治生涯的辉煌顶峰之后，从此步入黑暗，在寂寞与无奈中消度时日，青灯黄卷，潜心苦读，以一级上将之尊而炼磨成深山隐士，历史学家？
宋美龄那句“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的话，曾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广为流传，蒋经国自然有所听闻，并为此曾当面询问过宋美龄。但张学良所受的委屈和凌辱又岂是这短短八个字所能说清！蒋经国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将来的某一天，这一类的话不会再从自己的口中说出。
也许就为了这些，也许还因为许许多多别的原因，蒋经国不希望在自己接手张学良的“管束”工作后，再将他视作蒋家的囚徒。蒋经国甚至希望，他能成为少帅晚年相交的一位朋友。
1950年夏天，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来到阳明山，首次正式晤见张学良。彼此的名字，彼此的经历与性格，双方早已了解得太多，一见面果真如老朋友般的熟识。蒋经国主动提起1937年在溪口街上的相遇，说当时竟不知那位气宇轩昂的壮士就是少帅，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张学良亦表示歉意，说那些日子心情不好，对身边一切漠不关心，事后打听，才知路上邂逅的是大公子。接着，两人便谈起了雪窦山、雪窦寺、千丈岩和妙高台等当年两人都曾流连的地方，说到兴致处，禁不住同声大笑，初次相见的陌生感于是一扫而光。
“汉卿，我们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今后大家要多多来往才是。至少也可以解解寂寞嘛。”蒋经国说。
“寂寞我倒不怕，几十年了，我已经惯了，”张学良缓言道， “再说，你又身担重任，还是以公务为重。”
“公务哪里忙得完，”蒋经国笑道，“论资历你是我的前辈，能经常陪你说说话，听你谈点旧事，对我也是教益。”
“蒋主任这就客气了，”张学良笑道。“我那点事哪有什么可谈的。不过，你若得空，我倒是随时欢迎你来我这里做客。”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蒋经国伸出手来同张学良紧紧相握。
自此之后，蒋经国几乎每月都要来到阳明山张学良的寓所拜会，有时也陪同张学良外出游山、钓鱼，一起谈历史、谈作诗、谈民国掌故、谈名人轶闻，除了政治时局和敏感的西安事变两人都小心翼翼回避外，几乎对所有话题都有过涉及。蒋经国有时也邀张学良和赵一荻去到自己的住处，让厨师做上一顿宴席，同张学良干上几杯。他对能与张学良密切交往颇有些自得，有时逢人问起他的行踪，他总是有些神秘地一笑，说：“去一位姓张的朋友那儿。”面对这位朋友的名字和身份，他则从来秘而不宣。
1959年张学良“解禁”之后，提出要在台北近郊自费盖房，蒋经国闻之表示赞成，并亲自张罗在北投复兴岗的复兴路选好地皮，新居落成时，又送来一套客厅用的中式豪华家具。这时的张学良，已开始喜欢种养兰花，蒋经国去看望张学良时，常常会带上一两盆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令张学良笑逐颜开，连连道谢。
1962年4月，美国“白雪溜冰团”到台湾演出。公演的头一天，蒋经国打电话给张学良，问是否想看美国人的溜冰技术。张学良生在东北，自幼对溜冰就十分喜好。但自1936年12月被囚后，25年来尽是在南方的深山僻地消度时日，再没见过什么溜冰，更没有见过洋人的溜冰演出，所以一接电话便表示愿意去看，请蒋经国务必帮忙买两张票，他同赵四小姐一定准时前往。
“我也好久没见过溜冰演出了，”蒋经国在电话中说，“我和方良陪你们一块儿到体育馆去。”方良即是蒋经国的苏联妻子，随蒋经国由苏联到中国后，由蒋介石亲自改名为蒋方良。
当天，蒋经国便派人到体育馆售票处，在座位表上选了四张连号票，又在这四张票的前后左右插花式地买了七八张互不相连的座票。体育馆负责人得知蒋经国夫妇将来观看演出，自然格外小心，特地吩咐保安人员将那四张连号票的位置作为责任重点，不可出任何纰漏。
第二天晚上演出前5分钟，蒋经国夫妇陪同张学良、赵一荻走进了体育馆。场务主任已知蒋经国夫妇要来，但却不知同他们一道来的是什么人，只是从蒋经国对他们的那种恭敬和让座的情形来看，判断绝非一般客人。
临到演出开始，秘密终于被泄露。随同蒋经国夫妇前来的警卫处长找到体育馆主任，说今晚是蒋经国夫妇陪同张学良、赵一荻看演出，第一不可随意告诉别人；第二不可让新闻记者们知道这个消息；第三是若有背闪光灯的摄影记者走近这一区域，应让他退出，或者立即告知坐在那四个连号座位前后左右的安全人员。
溜冰团的演出十分精彩，观众对他们精湛的技艺、潇洒的舞姿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这时已得知，同蒋经国在一起的那位头发银白的老人，就是已从政坛消失25年的张少帅，禁不住频频向他张望。他们发现，这位曾经威震中华的少帅对溜冰表演似乎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不停地指着场中演员同蒋经国耳语，并常常率先鼓掌，显得兴致勃勃。
两天后，蒋经国曾派出买票的安全人员又来到体育馆，和上次一样同样买了四张连座票和七八张插花式的座票，并告知体育馆主任，说张学良观看演出后印象很好，想再看一次，经国先生也决定再陪他来体育馆。
主任有些纳闷，问：“经国先生那么个忙人，真能抽出时间呀？”
“这你就不了解了，”安全人员回答，“经国先生对张先生非常尊重。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陪他看两场演出又算得了什么。”
果然，当晚蒋经国夫妇再次陪同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了体育馆。演出结束后，体育场的工作人员们注意到，蒋经国一直陪同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汽车跟前，待他们的车启动开走后，他才同蒋方良上了自己的车。
蒋经国陪同张学良连看两场演出的事渐渐传开，有许多人都在猜想，蒋经国是不是想用自己对张的尊重，来弥补蒋介石长期囚禁给张造成的创伤？抑或是想给民众造成一种政治宽松的印象？
对于蒋经国过分频繁的拜访和邀请，张学良表现得极有分寸，能推脱的就推脱，能谢绝的就谢绝。蒋经国每次赠送了什么礼物，张学良总是想方设法予以回赠。实在拿不出东西了，就到湖中钓几条鱼，请人送到蒋经国的官邸。1965年1月，蒋经国当上了台湾的“国防部长”，张学良在用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时，委婉地提出，现在经国先生的担子重了，工作定会更加繁忙，以后能否减少些同自己的来往。“我一个老头子，打发时光的办法多得很，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你的时间。”
“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是有的嘛，”蒋经国在电话中说，“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成。”
张学良无言以对。此后蒋经国的车照样常常出入北投复兴岗张学良的住所，有时，两人在挂着蒋经国赠送的颂扬蒋氏家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的客厅里聊上一阵；有时，张学良陪着蒋经国在附近的树林山岗上散会儿步；有时，张学良也接受邀请，到蒋经国的府邸去待上一阵。由于张学良的坚持，每次见面的时间缩短了许多。
1972年，蒋经国当上台湾的“行政院长”，成为台湾当局的行政首脑。为此，张学良专程去到蒋经国的官邸，在当面表示祝贺后，明确表示，鉴于蒋经国现在的身份和工作的繁忙，希望日后减少彼此间的来往，若蒋经国不接受这个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的拜访和邀请。
“没想到汉卿你这么固执，”蒋经国苦笑着说，“那好，我每个季度去看看你总可以吧？”
张学良摇摇头：“不行，还是太频繁了。你一个行政院长，哪里抽得出那么多时间。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就足够了。”
但蒋经国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一来，等于宣告了他不可能再做任何人的朋友。两人争执一阵，最后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
“你看你汉卿，”蒋经国摇着头说，“本来大家是朋友，结果搞成邦交式的例行会晤了。”
“那有什么办法，”张学良固执地说，“谁叫你是行政院长呢？”
两人相对，都发出一阵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