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惨案—西安又演砸一场戏
杨虎城主持了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单为谁先申明自己的意见，会议就僵持了一个小时。
这不是“抛砖引玉”之时。人们都明白，他们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有可能决定千万人的生死存亡。
最后还是王以哲率先发言：“无论战和，都须当机立断。和平撤退的条件已与顾祝同谈好，这样僵持下去后患无穷。”
这实际上就表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于学忠一听，也表态说主张和平解决，要打的话，他的部队远在兰州，一下子拉不过来。
看见东北军内的两位主将表了态，在渭南决议上签过字的何柱国也转了向，表示同意王以哲和于学忠的意见。
左右为难的杨虎城大失所望，说话时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不打算撤退。但事变以来，我们同东北军一直是一致行动，现在既然你们主和，我力量少，就按你们意见办，和平解决吧。”
就在两天以前，周恩来才向少壮派表示过，如果东北军一致主战，那红军也不会袖手旁观。现在局势又颠倒过来，且合了共产党的本意，所以周恩来显得有些兴奋：“我们本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只是考虑到你们中有许多人主张用战的方式促使南京放回张先生，所以我们才表态支持朋友们的决定，不惜流血牺牲。现在，既然诸位将领都一致主和，那我们当然表示赞同。”
周恩来很郑重地看了王以哲和于学忠一眼，提醒道：“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耐心说服部下，不要再另起风波。”
西安的前途就这么定下了。当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屋子时，已是后半夜，天冷得像是僵硬了一般。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要是他们知道了今晚的决议，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
“怎么？难道少壮派敢杀人？”王以哲不以为然。
“这很难说，”何柱国心神不定地说，“我看，咱俩是不是搬到新城杨主任那儿避一避。”
王以哲摇摇头：“笑话！我堂堂一个军长，我不信，少壮派吃了豹子胆，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
何柱国无奈地背转过身，独自走出了王以哲的公馆。这些天，他一直在同少壮派打交道，知道那些年轻气盛的人一旦绝望，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不能不小心提防。
当夜，何柱国便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何柱国的预感没有错。当“三位一体”最高首脑会议决定“主和”之后，悲愤交集的少壮派们集中到了应德田、孙铭九同住的启新巷一号院内。
在惨淡灯光的映照下，36位少壮派军官的脸显得分外阴沉。
“杨主任、周副主席都一再要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人大声嚷道。
“一和一撤，我们就再无希望见到副司令了！”有人哽咽着说，也有人发出了哭声。
“不行！东北军的前途不能断送在他们手上！谁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我们就杀掉谁！”
“对！把王以哲、何柱国，还有于学忠，一起杀掉！”
“不行，”有人表示反对，“渭南决议还得有人领头执行。于学忠是副司令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再说他不了解情况，是被王、何二人挟持的。我建议，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留下于学忠！”
“对！对！”一时间，屋内人声鼎沸，有人甚至掏出枪来，啪地放到桌上。
杀王、何的决议很快得到通过。36位少壮派军官开始拟定具体行动计划。
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蒋斌、徐方等十人。
此时已是1937年2月2日凌晨2点。西安事变之后的又一场事变即将发生。
2月2日上午，西安所有的城门紧闭，一队队带枪的队伍从街上疾步跑过，又有些汽车轰隆隆地开来开去，令人感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将会发生。
第一个牺牲者是王以哲。当他听见大门被哗地撞开，接着又有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将被子往妻子身上拉了拉，然后转脸向门口。
手枪营连长于文俊率着一队士兵，一脚将门踹开，面向着想要撑起身来的王以哲。他曾做过王以哲的学生，此时，他将两手一拱，大声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说罢，和身边的一名排长同时举枪，向王以哲连开数枪。
几乎在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被枪杀。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亦被开枪打死。蒋斌因在西安事变期间扣留了南京和西安之间的电讯，已经在押；徐方的罪名则是与南京秘密勾结。
少壮派们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但却未能如愿。孙铭九的汽车刚开到杨公馆门口，便见这里戒备森严。孙铭九咬咬牙，想率人冲进，却被警卫挡在门外，接着杨虎城出现在门口，将孙铭九及众人喝退。
由于杨虎城的庇护，何柱国幸免于难。后来他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书“再生之德”四字。
整个2月2日上午，西安都充满了恐怖气氛。由少壮派指挥的特务团士兵，手臂上缠着“反对和平”的布章，持枪在市内来回巡行，不时有枪声和爆炸声响起。
中午过后，气氛渐渐平静下来。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匆匆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少壮派不予闻知，擅自闯祸，一面同在新城大楼内的于学忠研究应急措施。
刚说了几句，应德田、苗剑秋领着一班青年军官闯了进来，要求于学忠下令，东北军全线出击，进攻中央军。于学忠已经得知王以哲等人被杀情况，两眼红肿，心神不安，此时忍不住痛哭流涕，陈言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军心不稳，他的部队又远在甘肃，实在是无力左右西安的局势。
众人一听，始觉于学忠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于是，只好让他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了一道不撤军的命令，准备发往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
驻守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得知王以哲被杀之后，大吃一惊。他同王以哲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平日很是亲近，少壮派犯上作乱，突然将其惨杀，令刘多荃顿时火起，当即便命令他的一个团开往临潼，向西安作出攻势，一来防止杨虎城的再度动摇，二来向少壮派形成压力，以防再生不测。
此时，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被少壮派的发难惊得目瞪口呆。有人报告，说外界已有传闻，称少壮派的活动是受了中共的指使，亲近王以哲的东北军已扬言，要找中共代表团“讨还血债”。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连忙商议，决定立即作出姿态，表明少壮派的举动与中共完全无涉。同时稳住杨虎城，力争执行“三位一体”的最后决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下午3时，中共代表团抬着一个硕大的花圈，走向南苑门外王以哲的公馆。在灵堂前，周恩来敬上祭品，又向遗像三鞠躬，沉痛地说：“王将军不死于‘九一八’，不死于古北口，竟死于自己人之手，我心里非常难过！”接着，周恩来又历数了王以哲的功绩和他在沟通东北军与红军联系方面所作的贡献。由于悲伤，周恩来满脸泪痕。他的沉痛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令那些原以为杀王以哲是“中共指使”的人顿时消释了误会。
从王以哲家出来，周恩来又赶去了新城大楼，面见杨虎城。
对于少壮派反对撤兵、力主作战的主张，杨虎城一度有过纵容，但怎么也没料想少壮派会采取极端行动，捕人杀人，甚至闯进他的公馆要杀避于此处的何柱国。因此一见到周恩来，杨虎城便掩不住他的愤怒，气呼呼地说：“应德田、孙铭九这帮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现在既已闯下大祸，他们应该学日本的武士道，破腹自杀，要不，就自己绑了，出面自首。”
周恩来见杨虎城正在火头上，便没接着往下说，而将话题引开，谈了一些现在需要应急处理的事。待杨虎城渐渐冷静下来，周恩来才沉稳地说：“今天发生的事，固然是孙铭九他们的错，但背景很复杂。这些天托派分子活动很频繁，利用了少壮派想早日见到张副司令的心理，大肆挑拨，说了很多不利于‘三位一体’的话。我看，孙铭九他们也是上了他们的当。”
周恩来一说，杨虎城也默然了。这些天他也接到报告，说是托派分子张慕陶混到西安，勾结国特分子暗中作了不少活动，其间与少壮派多有接触。
“那对他们怎么办？抓起来交给蒋介石？”杨虎城问。
“不能这么做。”周恩来摆摆手。“少壮派要求放张副司令的心地还是真诚的，在东北军中也有一定影响，对他们抓或杀都会把东北军搞乱。”周恩来在屋里踱了几步，最后转身望着杨虎城，说，“我看他们最好离开西安，先到云阳镇红军那里避避。你这里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平息怨气，可以过两天签发逮捕他们的通缉令，以稳定军心。”
“也只好如此了。”杨虎城痛苦地点点头。
“那么，关于与潼关的协议问题……”
“事已至此，部队乱作一团，打是彻底不行了，”杨虎城长叹一声，沉重地坐到椅上。“我已经想过了，现在只能走和这条路了，也算是执行了‘三位一体’的决议。今晚上我就派人去潼关，跟顾祝同签和平协议。”
“我们中共代表团尊重杨主任的决定。王军长死后，他的部队这几天可能会有行动，杨主任还要多留意一些。”
“知道了，周先生。”杨虎城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握手。“你们也要多留意一些。”
就在周恩来、杨虎城商议善后事宜的同时，东北军中的复仇势力已开始行动。缪澂流、刘多荃开始在军中逮捕“左派”和少壮派人物，并扬言要杀进西安，将少壮派斩尽杀绝。
少壮派军官们不知所措，他们自己的部队也出现了种种不稳的迹象。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不得不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请周恩来为他们点明出路。
周恩来同杨虎城商议后，心中对如何解决西安问题已有了底，因而显得镇定自若。
“周先生，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哪？”应德田急不可耐地问。
“怎么办？你们怎么不早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分外严肃地指责道。“你们自以为做得正确，是在替天行道，岂不知，你们这么干，是在分裂东北军，断送张副司令的性命！”
几个人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苗剑秋小声问道：“我们现在求周先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
周恩来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沉静地说：“我们代表团已经商议过了。你们三个人是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必须马上离开西安。”
“去哪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先到云阳镇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去。这样可以避免东北军自相残杀，为下一步抗日保存力量。这件事我已作了安排，由我派人护送你们。”
当晚，被少壮派们称作“三剑客”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以及另外十来个可能被报复杀害的青年军官，在中共代表刘鼎的护送下，分乘三辆汽车，连夜赶到了云阳镇，见到了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实事求是地说，这三位少壮派人物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所策动的“二二”事件，却将东北军置于自相仇杀的边缘。三人在红军地区待了不久，都相继出走，苗剑秋投到了军统头子戴笠门下，后来到了日本，应德田、孙铭九却投进了汪精卫的汉奸组织，应德田任河南伪教育厅长，孙铭九任山东伪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孙铭九又投降了国民党，1945年冬被中共李兆麟的抗日部队俘虏。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令张学良感慨不已。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旨在阻止向南京妥协的“二二”事件以悲剧性的结尾收场，东北军中的“左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东北军的危机还未结束。
2月4日，由杨虎城出面，签发了一张逮捕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和其他一些少壮派军官的通缉令，意在稳定军心。但此举并没有止住东北军缪澂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报复行动。他们擅自从潼关前线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
105师旅长高福源是最早在红军和张学良之间沟通关系的人，本来与孙铭九等人毫无关系，但却被怀疑为“少壮派”，由刘多荃下令予以枪杀。
枪杀王以哲的手枪营于文俊连长亦被刘多荃的部队逮捕，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的在天之灵。
许多少壮派军官都遭到逮捕，有的莫名其妙遭到枪杀。孙铭九被抄家，其妻险遭杀戮。
仅仅几天之间，东北军一片混乱，人人自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杨虎城的部队在少帅被扣之后，散的散，降的降，整个十七路军只余下三万多人，对西安的混乱局面无能为力。
尽管是一场悲剧，但“二二”事件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这场历史悲剧的尽早收场。由于少壮派不再敢站出来说话，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尽快地接受了潼关和平撤军协议；南京方面在得知西安面临的困境和严重局面后，亦感到再无兴兵讨伐的必要，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失败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也最终宣告破裂。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布一个有关“二二”事件的四点声明，宣布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东北军、西北军撤军的计划。
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顺利开进了西安。
东北军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将士们无不忧心忡忡。
东北军向何处去？
将士们的目光再次投向“东北军的灵魂”—正受蒋介石“严加管束”的少帅张学良。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对于东北军中发生的巨大变故，张学良几乎一无所知。
过惯了轰轰烈烈的军旅生活，猛然间来到这个山旷人稀的地方，他有一种遁世的清静与悠闲。开始还觉得轻松自得，没过上几天，心中便涌满了烦躁。要读的书，早就摆满了房间，但拿起来只读上几行，便觉脑涨眼涩，只得扔到一边。雪窦寺四周，邵力子已陪他走了好几遭了，新鲜感渐渐消失，有时候他甚至连门都不想再出。可是待在屋内却又更加难受，坐立不安。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稍稍有些平静。坐在长长的门廊中，遥望墨绿色的天穹，他觉得这被群山封闭的空间，倏然扩展得无比广阔，大自然的千万种音籁，都在寥廓的夜空中消失了，只留下无尽的空洞与寂寞。
对张学良来说，三十年间就不知空洞与寂寞为何物。可是，环境对于人的改造与摧残居然如此厉害：三十年未曾体验过的，只寥寥数日，就让人全身心地感受到了。一种悲凉，一种沮丧，一种对于命运转折无能为力的绝望，乱糟糟地充塞在他心中，止不住的热泪，顺着日渐憔悴的脸汩汩而泻。
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他张学良竟然连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也寻不出来。日日夜夜，他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令他无论做什么，都难以遂意。
“这种日子，真不知要过到什么时候！”张学良这么想着，手也不由自主地抬了起来，往桌上重重一拍，惊得一旁的邵力子差点连书都掉到地上。
“汉卿，你这是—？”
张学良始知自己有些失态，抱歉地向邵力子点点头，又背转身朝向窗外。
邵力子迟疑一阵，来到张学良身边。“汉卿，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又挂念西安啦？”
张学良缓缓转过头，望着邵力子。“邵主席，不要说我这个戴罪之人，就是你这个陪伴的，心里痛快吗？”他低下头，在屋里走了几步，停在书桌前。“你当过陕西省主席，西安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复杂得很。现在我又走了，杨主任和孝侯（于学忠）他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我和你一样，与世隔绝，也是不知消息的。只听说顾祝同的兵准备开进西安了。”
“中央军开进西安是早晚的事。可是东北军的弟兄们去哪里，我这些日子一直放心不下啊。”
“听说你倾向于接受老蒋提出的甲案？”邵力子问。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甲案虽然要东、西北军退出西安，但好歹也还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之间也还相互有个照应。不过西北太苦，我担心有的弟兄可能会反对。”
“东北军对你是绝对服从的，你可以考虑再给他们写封信或者托人捎个信，把你的意思传达给他们嘛。”
张学良摇摇头，脸上有些悲戚。“西安的事太复杂了，我说的话也不一定都行得通。况且我已走了一个多月，好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虎城那里，对你的话还是言听计从的。西安罢战不就是因为你的两封信嘛。”邵力子说。
张学良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目光却盯住了桌上中国旅行社的红道竖格信笺，似乎动了心。
但信还未来得及写，就在这天，张学良得到通知，说是过两天何柱国军长将来奉化，向他汇报西安的情况。
张学良闻之精神顿时一振：“嗨，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他立即叫来副官，吩咐他们做点准备，好招待西安来的客人。
此时的东北军，正处在其形成以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作为旧中国渊源最深的军阀集团，东北军多年来一直靠张学良来维系其统一和严整，其内部所存的新老矛盾和派系之争，在张学良的节制下没有公开暴露出来。“二二”事件不过是少壮派和老将领们之间的一次较量，而其派系纠葛和人员的地域界限，也开始显露出它们在军中的危险性，无论是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还是缪澂流、刘多荃，无一人能号令全军。在西安问题的解决方案上，老将领们大都同意执行乙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可以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得到保证，再则，西北地区地薄物穷，军队难以维持。若开往苏、皖地区，条件相对要好得多，可以使部队得到较好的保存和生息。
由于南京方面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按计划取得了顺利进展，因而东北军没有因兵变和曾经抗拒中央军进入西安而遭到惩罚，它在兵力上也没有被立即削减。南京为东北军的前途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所有的东北军调到江苏和安徽，成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以适当安排东北军的军政官员；根据第二种方案，东北军集结于陕甘地区，于学忠继续担任甘肃省主席。
东北军师以下的官兵大都不愿东调，倾向于接受第二种方案，即蒋介石原先提出的甲案。通过一年多的观察，官兵们发现“三位一体”的存在对他们的个人命运乃是一种保障。西北虽然苦一些，但至少他们不会被视为杂牌军，受到中央军的歧视或被当做炮灰。
何去何从，军中论争纷起。于学忠等人只得派何柱国军长前往奉化，面见少帅，请求张学良的指示。
2月16日中午，何柱国带着师长王卓然和机要员田雨时抵达奉化溪口，见到了张学良。
“报告副司令：部下何柱国、王卓然、田雨时前来晋见！”三人一起举手向张学良敬礼。
张学良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袍站在门口，也没还礼，只点点头说：“弟兄们辛苦了。来，先到屋里谈，待会儿再给大家接风。”
一行人随着张学良进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未及开口，何柱国已是热泪长流。
“柱国兄，你这是……”张学良有些惊愕。
“副司令，弟兄们日日夜夜都盼着您回去啊……”话语未完，何柱国已是放声大哭。王卓然、田雨时也用手抹着脸上的泪水。
张学良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副司令，你不在西安，应德田、孙铭九一帮人目无法度，兴兵叛乱，王军长他已经……被杀了！”何柱国仍在号啕大哭。
“什么？鼎芳兄他……”张学良大吃一惊，猛地站起。
见何柱国哭得说不出话来，王卓然便将西安“二二”事变的情况和平息结果向张学良作了报告。
“鼎芳兄，你命不至此啊！”张学良满脸是泪，双手微微颤抖。
在东北军中，除了张学良外，王以哲是实际的核心人物。他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便投到张作霖门下，在北大营当连长。张学良见他行事干练，带兵打仗颇有一套，便将他提拔为团长，而后又师长、军长，他的一军人马，能征善战，装备素质在东北军中名列前茅。由于张学良将他视为兄长，许多军机要事，总是委托王以哲执行。在结成“三位一体”时，王以哲的部队最先沟通同红军的联系，并曾陪同张学良，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东北军与红军的会谈。西安事变中，王以哲力主兵谏，对张学良下决心扣押蒋介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现在，这么一位将才，一位侠肝义胆的兄长，却死于自己人的乱枪之下，叫张学良怎不痛心悲哀。
“鼎芳兄，”张学良双手紧抱，泣不成声地说，“学良在这里拜你在天之灵了！”说完，面朝西北方向，连连鞠躬。
众人恸哭不已。
哀过，哭过，叹过，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张学良才稍稍平静下来，同何柱国谈起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副司令，东北军没有您，实在是不行啊！”何柱国哀恳说，“你走时，手令于军长号令全军，可是这一阵子，于军长显得优柔寡断，难以镇住大家。我原想，不行就让王军长出来，他的话大家也还是听的。你走后，西安的事大都是王军长定的，上层将领们也没什么话说。应德田一帮人叛乱的事，我给王军长提醒过，可是他太自信了，不信东北军里有人敢把枪口对准他，结果就……”何柱国又哽咽起来。
张学良一动不动，呆了似的望着对面的墙。墙上挂有一幅辛弃疾的词，上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像火一般灼着他的双眼。
“上上下下现在都有些什么打算？”张学良问，目光仍没离开那首词。
“高层将领们一般都倾向东调，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实力。不过，师以下的一些官兵另有些想法，不想离开西北。”
“为什么？”
“大家对‘三位一体’还有留恋，对周先生的人格也很赞赏。”
“是啊，”张学良回过头来，逐一注视着三位下属。“‘三位一体’来之不易啊，大家都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血。鼎芳兄曾经对我说，要保存东北军，只有依靠共产党。这一点，大家都是有体会的。”张学良缓缓站起，在屋里走了几步，最后站到了何柱国面前。“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是！”何柱国响亮地回答了一声。
“看起来，短时间我是回不去了，委员长还要我在这里读书思过。”说到此，张学良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修身养性，难得啊！”
“东北军的去向问题，大家还想听副司令的指示。”王卓然说道。
“诸位将领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九一八’之后，弟兄们背井离乡，吃尽了苦头；同红军打仗，又弄得大家疲惫不堪。兵谏之后，人心浮动，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出路，所以才有杀王军长的举动。”张学良缓慢言语，神色惨淡，好一阵没再说话。
“我看，就按诸位将领的意思办吧。”此话一出，两行热泪从张学良眼里夺眶而下。“东北军是需要休养一阵了。苏皖是富庶之乡，好歹比西北强。稳定下来，好拼足劲打日寇。”
“大家也都是这么想。不想再打内战，要求把自己的命拿去拼日本！”王卓然说。
“军人就应当这样，”张学良点点头。“‘九一八’之前，我对日本的判断失误了。我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大举入侵，侵占我东北三省，后来又占了锦州、热河。我想日本军人应该知道，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利的。没想到，他们居然用枪逼着他们的政府定下了侵华政策。国仇家仇哪，人人都应当向日本人讨这笔债！”
“副司令的话，柱国记住了！”何柱国起身立正。
夜，已经很深了。群山在黑暗中隐去，留下衬在天边的一围暗影。风起得很轻，但却连绵不断，撩着尚未成熟的树叶在屋外簌簌作响。雪窦寺里的晚经早已念过，偌大的寺院黑影幢幢，寺外挑着两盏孤灯，显得分外神秘幽深。
张学良毫无睡意，独立窗前，遥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陪读”的邵力子，已于日前离开奉化，回南京去了。屋里只有张学良一人，每到夜间，难言的孤独就会随着黑暗潜入，像小虫子一般，咬噬着他的心。同何柱国他们谈了大半天，张学良也着实疲惫了，但脑子里却如江河奔腾，无法平静下来。
王以哲被杀，高福源遇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出走……东北军军心不稳，前途未卜，自己又身陷囹圄，无法号令全军。作为东北军的主帅，怎不令他忧心如焚，泪雨难收！
已经是后半夜了，门口的哨兵已经换岗，正从他楼下悄然走过。
张学良慢慢离开窗前，到桌前铺开信纸，给于学忠写信：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尤以鼎方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
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开源（缪澂流）、宪章（董英斌）、静山（吴克仁）、芳波（刘多荃）同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
此颂
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
于溪口雪窦山
信未及写完，张学良已是热泪长流，几番滴落下来打湿了信纸。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将笔一扔，坐在桌前愣愣地好一阵伤感。
他又想到了杨虎城。这位兄长似的人物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民党中算得是元老，为人沉稳真诚。他是陕西的实力派，按说对东北军1935年入陕，“抢”了西北军的地盘理当不满，可是，他却以诚相待，事事处处都尊重他这个后辈的意见，每每想起来，都令他心中涌起一股热流。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问题上，杨虎城曾再三规劝，可是他却没能听进，一失足终成千古之恨。事变之后，西安可谓是个散摊子、烂摊子，杨虎城艰难撑持，实属不易。现在东北军又即将东调，西安的情势更难说清。过去常听人说，蒋介石在收拾异己问题上，可谓是“炉火纯青”，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的命运，将很难料测，说不定将会遭遇到比他和东北军更为艰难的境地。
“虎城兄，真是难为你了！”张学良心中自语一声，又提起笔，开始给杨虎城写信：
虎城仁兄大鉴：
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撑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尔后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愤）事之想，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弟良启
二月十七日
写完这两封信，已隐约听见远处村落中传出的第一声鸡鸣。张学良抬头望望窗外，发现夜黑得似乎比先前更沉了。
天恐怕快亮了吧？
他起身走到门边，揭开了2月18日的日历。
一宿未眠，张学良眼里现出了血丝，脑袋也有些晕乎乎地发胀。
吃过早饭，何柱国、王卓然、田雨时来到旅行社客厅，说是溪口老蒋那里已来电话，催他们立即返回西安，准备去开封参加整编东北军的会议。他们想再听听少帅有何指示。
张学良苦笑一下。他知道，老蒋是不愿意何柱国他们在这里待得太久的。他虽然已陷入囹圄，可毕竟还是一只虎。老蒋不想东北军中再有任何人染上令他心有余悸的虎气。
要说的话似已经说过了，可又好像刚刚开了个头。时世变幻，人生感遇，以及对莫测命运的忧患，又哪里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一想到他们将离他而去，回到令他情牵梦绕的西安，回到不知所措的东北军中，他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般。
“我想，”他终于说道，“我分别再同你们单独谈谈。”说完，张学良起身走进了书房。
何柱国随他而去，在身后掩上了书房门。
接着是王卓然、田雨时，分别进了书房。每一个人出来，都是满脸热泪。
临近中午，三人立正敬礼，向少帅告别。张学良将他们送到旅行社门口，忽然又拉住何柱国说：“柱国兄，还有一事，回去后请务必代弟处理好。”
“请副司令指示！”
“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三人杀王军长引起军中混乱，自是应当惩罚，”张学良低沉地说，“不过，念他们跟我多年，又忠心耿耿，我想还是给他们一个妥善的结局。”
“周先生已让他们去了红军那里，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何柱国说，“过一阵子，等军心稳了，我可以负责向大家作些解释，让他们再回来。”
“不必了，”张学良摆了一下手。“我意是，给他们每人发一笔出国路费。”
“让他们出国？”王卓然和田雨时都有些惊愕。
“是的。这个问题昨晚我已经想过了，”张学良声音不高，但却显得很有决断。“既然已经到了红军那里，又是周先生安排的，自然也就明白把他们送到哪个国家。”
何柱国点点头，又很响亮地答了声：“是！”他明白，少帅是要让这几个鞍前马后追随过他的人去到苏联。
这时的张学良，绝没有料到，“三剑客”后来会走上反动道路，甚至当了汉奸。
“拜托了！”何柱国感到，自己的肩头被少帅猛地拍了一下。
汽车发动了。三人上了车，隔着车窗向少帅敬礼。
“副司令，您多保重！”何柱国嘶哑着声音大喊一声。
张学良伫立风中，向汽车扬起手来，久久没有放下。
苍天为之动情，开始洒下纷纷的细雨。
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何柱国返回西安后，向于学忠、杨虎城转交了张学良的信，并向诸将领转达了张学良的问候和指示。得知少帅在囚禁中仍挂念着东北军的官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军营里顿时泪雨横飞，哭声震天。原王以哲军长的一个营，在营长钟福荣的带领下，全体向东，面向张少帅被囚的方向集体跪下，高喊：“少帅，您多保重啊！”“少帅，您快回来啊！”少帅，我们不能没有您呀！”有好几位官兵悲痛欲绝，哭得匍匐在地。
东北军对少帅的感情令山河为之动容。
在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官邸里，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未熄。
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他杨虎城和西北军呢？一想到这里，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心情便变得格外沉重。
中央军顾祝同辖下的五个军于2月4日开进西安市后，即开始了对东北军的整编。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万福麟、缪澂流、董英斌等从西安风尘仆仆赶到河南开封，参加由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召集、由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主持的东北军整编会议。按照东北军撤军前的协议，此次会议应是谈判性质，但由于东北军内部的分裂，高级将领们都热衷于离开西安，加之张学良又让何柱国带回了尊重将领意见的指示，因此，东北军方面没有进行原来设想的讨价还价。谈判会基本上是一边倒，开成了个接受南京方面命令的会：东北军全部调防进入河南、安徽和江苏，分散于中原和华东地区进行整训；于学忠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东北军元老刘尚清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何柱国的骑兵军接受整编，何本人任西安行营副主任，做了顾祝同的副手。
对东北军来说，这是极为悲惨的命运。由于东北军各部开往不同地区，驻地分散，相互间没有统属关系，全部直接受南京军政部管辖，这实际上分割了东北军的整体性，不久便失掉了东北军的传统个性，成为被逐渐分化、被同化的几支杂牌军。
西安事变的结局，不仅标志着一位声威显赫的青年统帅政治生涯的结束，而且也使一支实力雄厚的地方部队从此消失了。全国抗战爆发后，除了吕正操、万毅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其他各部全数被蒋介石断送在战火之中。
这个结局，是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初绝没有料想到的。他原来指望，只要东北军能够“撑住”，他便有同蒋介石对峙的资本，逼蒋将他放回军中。现在，东北军既已被分散调乱，蒋介石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对放不放张学良也没有了任何顾忌。
张学良自由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
1937年3月2日，东北军发布了《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字里行间情忧意愤，对陕甘同胞一片惜别之情，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西安街头，三个月前曾张灯结彩支持张、杨扣押蒋介石的各界群众，又含泪挂起了标语，舞起了旗帜，欢送东北军离开陕甘。
在古都一片沉滞的气氛中，东北军开始撤离西北。两年前，他们曾怀着深重的国难家仇，来到这片土地，意欲重振军威，挥师收复失地。他们绝没有料到，抗战尚未开始，他们作为蒋介石的异己，又开始了新的流浪。
官兵们一步三回头，向这片写下了他们光辉历史的土地，投去了最后的深情一瞥。
昔日叱咤风云的东北军，就这样悲凉地走向了通向消亡的路程。
离开西北之前，东北军再次选派出军长吴克仁、师长唐君尧、李振唐、霍守义等六位将领，前往奉化面见张学良。3月25日，一行人来到雪窦山下的旅行社，见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少帅。由于蒋介石已经给看守人员打过招呼，因此，他们与少帅的会面极为短暂，每个人同少帅的单独谈话都未超过20分钟。
哭过，哀过，呼唤过，六位将领都向张学良表示：希望少帅早日返回军中，主持东北军大计。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了少帅这个“东北军的灵魂”，东北军的分化与消亡只是迟早的事。
张学良神色惨淡，默思良久，最后对大家说：“为了东北父老的这支武装，大帅（指张作霖）和我都付出了全部心血，大帅还丢了命。大家要万分珍惜。现在，大家要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命令，做好移防的事。只要大家能维护东北军的荣誉，我个人的荣辱已不足惜。”说到此，张学良已是满眼泪花，背转过身，抹了抹脸。待他回过头来，已是一脸的坚毅与豪迈之气。“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回去告诉东北军的弟兄们，有朝一日我定会领着大家打日本，收复家园！”
“是！”六位将领全都挺身肃立，等待着少帅的进一步指示。
张学良目光锐利，逐一审视着这几位曾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仿佛又置身于奉天北大营的操场上，向着他的千军万马发号施令。他的右手猛地举起，脸上肌肉紧绷，像是要下达一条攻城陷池的命令。倏地，举在空中的手凝住了，明亮的目光又渐渐虚茫起来，那手缓缓垂下，无力地摆了摆。“好了，就这些。拜托了！”说完，张学良头也不回，独自走出了房间。
“少帅！”六位将领悲绝地大喊。
少帅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东北虎”既已被缚，南京便得以从从容容地来对付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了。
对于收拾“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蒋介石真是行家里手。辛亥革命之后，群雄纷起，割据盛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作霖、吴佩孚、刘湘，均各据一方，与蒋介石抗衡。蒋介石采取明打暗拉、和此击彼、软硬兼施的手段，将其中的大部分军阀收拾得服服帖帖，不敢妄动。现在，要将杨虎城和他仅余三万多人的十七路军置于蒋氏的指挥棒下，更是易如反掌。
蒋介石对付十七路军的方法十分简单，却也十分狡诈：制首慰下。先剥夺了杨虎城这个“首犯”的兵权，来个“革职留用”，然后对其部下进行宣慰，让孙蔚如当了陕西省主席，杜斌丞当了秘书长，续式甫当了财政厅长，另外一些重要将领也多多少少得到了南京的一些“甜头”。
十七路军稳住了，不再有什么“异动”了，蒋介石开始“处置”杨虎城。
1937年3月底，杨虎城连连接到由宋子文和顾祝同转达的蒋介石命令，让他赶赴杭州，接受召见。
西子湖畔，垂柳依依，浮烟如梦。在西湖边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杨虎城见到了由宋美龄、宋子文、胡宗南陪同露面的蒋介石。杨虎城发现，比起三个月前在西安时的情形，蒋介石略略胖了些，腰也直了，脸上更是一副傲慢与威严构成的冷峻。
所谓“召见”，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训话。短短的寒暄之后，蒋介石便板起脸孔，历数西安事变张、杨二人的“罪过”，表现他“领袖”人格之伟大。
“我个人吃点苦，受点罪，算不了什么。可是此事发生在你和张汉卿身上，确实让我想象不到。”蒋介石挺身端坐，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神情冷漠，言辞寒厉。“张汉卿一从外国回来，就劝我学墨索里尼那一套，搞***组织，到处宣传绝对信仰领袖，拥护领袖独裁，还说国民要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试验的机会。可是一背转身，他又来这么一下，让人怎么对他相信！”
蒋介石停住口，目光定定地盯着面前的一只水杯。屋子里死一般地寂静。
“身为军人，张汉卿打不住共产党，居然会向他们投降。还口口声声要打日本。打不住呢，不是又要降吗？”
杨虎城满脸铁青，目光始终盯住面前的茶几。
宋子文似乎听不下去了，插进来说道：“其实汉卿也是个守信义的人，这阵子在奉化，也为防止内战做了很多事……”
蒋介石扬起手，止住宋子文。“张汉卿这些天自我反省，已经有了些认错的表示，又一再说要跟我学读书，学人格。”说到这里，他的语调缓和了些。“他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才铸成西安大错。不过虎城，你是老同志了，竟会跟着他走，让人怎么想嘛！”
蒋介石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杨虎城始终默然无声。
第二天，蒋介石又同杨虎城进行了单独谈话，明确提出，对他革职留任，让他出洋考察。对此，杨虎城早有预料，仍然是默默地点点头，接受了这一残酷的命运。
蒋介石早就明白，杨虎城对被迫出洋之事，只会是表面服从，内心会对他充满诅咒。于是，蒋介石连连向西安发出电报，催杨虎城成行。
4月16日，蒋介石再次打电报给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让他再行相催：
……总之虎城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中央当派员为之筹划一切也。
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
张学良被囚，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破裂，已经使十七路军倍觉孤单，彷徨无依了。现在杨虎城又辞职远行，更让将士们心冷齿寒，忧愤于心。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联名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以杨虎城患有高血压病为由，请求缓行。他们认为，只要杨虎城暂不出国，那么全国抗战一起，他便可以投身抗敌，仍与十七路军生死相依。
但这个请求却被蒋介石冷冷地拒绝了。并让人传话：你要真有病，来上海好了，上海的医疗条件不比西安强多了？
杨虎城无奈，只得飞赴上海，准备由海上乘船赴美国。
5月27日，杨虎城告离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各界市民，各救国团体和各校师生，以及十七路军的官兵，全都集往西郊机场，为杨将军送行。口号声、军乐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人们情绪激动，热泪飞洒，以各种方式向这位为抗日而被罢黜的爱国将领致敬。杨虎城到达上海后，西安的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许多热情的话语，托人远道送给他，以表达故乡人民对他的一片深情。他们似乎已经预感到：杨将军很难再踏上故土了。
1937年6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发布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临行前，杨虎城在上海祁齐路的寓所里，与前来送行的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言语间情绪激动，欷歔不已，对西安事变这一义举毫不后悔，说：“只要十七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有了好战绩，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众将领告退前，杨虎城又逐一紧握着他们的手，谆谆嘱托道：“我杨虎城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此时的杨虎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清了在蒋介石治下的末路。
6月29日，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随员亢心栽、樊雨农，乘坐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离开了上海，前往美国。
码头上，近千名送行者高高挥手，与杨虎城挥泪告别。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庄重地举臂，向渐渐远去的客轮致军礼。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次向自己爱戴的长官敬礼了。
杨虎城站在船舷边，脱下头上的礼帽按在胸口，含着泪，向岸上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回到祖国，而回国之后，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他的眼前，此时竟朦朦胧胧地浮现出张学良的身影。行色匆匆，心情郁闷，再加上南京的限制，他已没有可能去见这位共襄义举的少帅了。何时才能与他再度聚首，共驱日寇呢？
杨虎城的心上一阵悲凉。
“兵谏”的两位领袖人物，一位被囚，一位被迫出国，给历史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但是，“兵谏”的枪声唤起了千万民众抗日的勇气，给南京政府向日本步步退让的政策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令蒋介石多多少少感到人心的向背。
在溪口蒋母坟庄那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蒋介石成天难说一句话，面向着那堵挂着他母亲遗像的墙苦思冥想。
东北军东调了，西北军也去甘肃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他长期以来的心腹大患共产党红军了。从1931年开始，他一共抽调了上百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但是，红军非但没剿掉，反而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最后居然联合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成为不可小视的一股军事、政治力量。依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红军是非被剿掉不可的。可是经过西安事变，这个方针是不得不放弃了。在西安，他是作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明确保证之后，才得以获释的。作为一个领袖，蒋介石必须遵守他的诺言，否则，他将失信于西安事变中的各方，失信于各地方实力派，失信于中国人民，危及他的地位。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军队步步进逼，蜂涌入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已有明显的攻占全中国的企图。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武装群众，出兵抗日。在此情况下，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势必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那时的局势，就不再是一个西安事变的问题了。
想到这些，蒋介石又看了看放在桌边的一份文件，上面抄录的是中国共产党在2月10日发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上面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活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四项保证。从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作了重大让步。
蒋介石又看了看另一份文件，这是侍从室刚刚送到的。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双方意见大体一致，正准备将谈判条件写成条文。中共代表还提出，要求与他直接进行谈判。
看来，国民党的政策不得不变了，他蒋介石独断专行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了。蒋介石皱着眉，长叹了一声。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并没有直接响应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但在其通过的宣言和决议中，已经表达出实际上接受共产党主张的意向。
会议一结束，内战停止了，为反共战争而设的“剿匪”司令部纷纷撤销了，曾受过日本教育的张群被罢免了外交部长职务，代之以亲英美的王宠惠。2月23日，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今后将要奉行言论自由、集中人才的政策，并准备释放一些政治犯。这些，实际上都是西安事变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由于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转折开始了，“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的前提（毛泽东语）”。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进行，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悠长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