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字塔下的谋杀
他说：“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
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率领埃及人民赢得了十月战争；他是一位和平的缔造者，是他促成了埃以和谈，用和平的方式收复了失地；他是一位外交的能手，是他打破了美苏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他被人们称为“一位改变现实的人”。战争，使他成为英雄；和平，却使他垮台。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却丧生在同胞的枪口之下。尼罗河带走了他的骨灰，而金字塔则记下了他的丰功伟绩。
他就是中东和平的缔造者之一——埃及的第三任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中东，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西奈沙漠和朱迪亚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和阿拉伯人民。然而，半个世纪来，这里一直是血雨腥风，战争和暴力连绵不断，世界列强伸出争夺的黑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争夺在这里的生存权利而互相厮杀，鲜血染红了沙漠，陷入仇恨的深渊，和平成了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中东的近现代史，一直是伴随着汩汩的鲜血和累累的白骨，在长年的战乱中，中东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要比任何人都来得强烈，来得不可磨灭。
如今，我们看到的中东，已然不再是半个世纪前那战火纷飞、人们埋骨沙漠、人民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中东。虽然，它距离真正的和平仍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但不可否认，比起半个世纪前，如今的中东人民，已经能够闻到了和平到来的气息，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和平的体温，已经能够拥抱这得之不易的幸福。
而这一切，都和中东的四位国家领导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埃及第三任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统拉宾、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
而在四人中，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于中东和平的进程贡献可谓是最为意义深远的。正是因为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访问以色列，促成了埃以和谈，才正式开启了中东和平之门。
然而，1981年10月6日，埃及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萨达特最喜欢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被埃及人民奉为民族英雄的萨达特却在阅兵仪式上遭到刺杀，不幸身亡。
10月，对于萨达特来说，这个月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他的一生中，数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10月——1970年的10月，他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埃及总统，开始了功过参半的政治生涯；1973年的10月，他领导埃及军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击破了以色列不败的神话；也正是在10月，1981年的10月，他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10月，对于埃及人民而言，同样有着非凡的意义。1973年10月6日，犹太人的赎罪日，这是非常特别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必须整日不吃不喝，坐在屋中祈祷，以求上天能够赐予他们幸福与平安。然而正是在这一天，萨达特却出人意料地下令出兵以色列。没有人想到埃及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出兵，因为按照赎罪日的教义，这一天就连出门都是对真主的不敬，更何况是发动战争。因而，这场奇袭，在最开始的时候，令以色列有些措手不及。
在这一天的凌晨，埃及军队突然越过苏伊士运河，向驻扎在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军队发起猛攻。以色列把全部精锐部队调到西奈，阻击埃军，其后便派部队攻入埃及本土，切断西奈埃军与大本营的一切联系。在后路被抄的恶劣情形下，埃及军队一改人们以往的软弱印象，竟是死战不退，战况异常惨烈。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20天，一直到停火，埃及军队始终在西奈半岛上屹立不动。这就是后来被埃及人民称作“十月战争”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虽然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以埃双方不分胜负，但这一仗却是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以前无敌于天下的神话，使埃及在世界上的威望大增。这场由萨达特亲手策划的战争令阿拉伯世界极为振奋，而埃及人更是扬眉吐气。组织策划和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争的埃及总统萨达特，一夜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万人瞩目。埃及人也从此多了一个节日——每年的10月6号他们都要为纪念十月战争的胜利而举国欢庆，并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981年10月6日，“十月战争”的八周年纪念日上，却发生了一起震惊埃及乃至全世界的刺杀案。萨达特的遇刺，注定了这个象征荣耀的日子，会以另一种刻骨铭心的方式，永远留在埃及人民的记忆中。
20世纪80年代的埃及，受国际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因此变得日益突出。作为地跨亚洲和非洲、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邻的世界文明古国，埃及一直是沟通三大洲的海陆空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重要。
因此，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埃及一直都是美国和苏联在两极争霸中争相拉拢的国家，其国家政策深受外部超级军事大国的影响和左右。同时，埃及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还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77年以前，埃及一直领导着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在4次大规模的阿以战争中付出死亡10余万人、经济损失超过400亿美元的沉重代价。
自萨达特1970年10月接替逝世的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后，就坚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大幅度地调整外交政策。
1972年，萨达特下令驱逐苏联专家，与传统盟友苏联决裂。
1974年，在他的努力下，埃及与美国恢复正常的邦交往来，正式转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70年代末，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一贯诉诸武力解决中东问题的萨达特对以色列采取了打破坚冰的政策：在美国的斡旋下，他主动与以色列和谈。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亲自访问了以色列。1978年9月6日至17日，在美国总统卡特的力促下，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举行了中东问题最高级会议，并最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的两项文件，即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在萨达特的倡导下，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双边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埃以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
然而，萨达特在对以色列政策上表现出的大度和远见并没有换得同胞们的支持，反而招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不满。在很多阿拉伯人看来，以色列是永远的敌人，萨达特与敌人和解，也就是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而且，萨达特在出任总统期间，对内采取了强硬政策，反对宗教对世俗政权的干涉。这种做法虽然令他本人的权力和威信在埃及达到了顶点，但同时却也让埃及在同一信仰的阿拉伯世界陷于空前的孤立，而他本人在国内遭到原教旨主义者的忌恨也达到了顶点，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在寻找刺杀他的机会。
1981年10月6日，“十月战争”胜利的第八个年头，和过去的七年里一样，埃及国内将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同时，在开罗近郊的纳斯尔城——这座萨达特为了纪念十月战争而专门命令建造的新城镇里，还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庆祝那场战争的胜利。
金秋十月，正是凉爽宜人的季节，地处北非的埃及更是秋色浓郁。自古以来，埃及的秋天一直以天清气朗而闻名于世，绝少有阴霾的纪录。
10月6日的天气非常宜人，清晨时分，朝阳从尼罗河的尽头冉冉升起，金色的光芒撕裂黑暗，洒向纳斯尔城，洒向专门用来阅兵的胜利广场，洒向广场对面那座模仿金字塔的式样建造的无名战士墓。阳光照耀着埃及的沙漠和原野，到处金光闪闪。
此时，胜利广场上显得有些空旷，几十面埃及国旗在晨风中飘动。广场的四周布满了国民警卫军，他们从前一天开始就已经守在了这里，在一顶顶红色的贝雷帽下，是一张张黝黑的、神色肃穆的面孔。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如同是一杆杆挺直的标枪。
国民警卫军司令马斯里将军环视着胜利广场的警卫布置，一切都和他之前下达的命令一样。国民警卫军守住了广场四周的各处要道，检阅台上也按照最为严格的保卫措施作出了布置，看起来，这一天似乎并没有任何反常的现象，阅兵仪式应该会像往常一样顺利进行。
想到这里，马斯里将军的嘴角微微一挑，他抬头向天空望去，旭日高升、万里无云，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天气了。他的脸上顿时绽出一丝笑容，按照埃及人的说法，好天气将会带来好运气——看来今天的一切都能变得很顺利，包括原定在检阅结束后进行的空中特技表演。作为萨达特的亲信，马斯里知道总统特别喜欢观看这种表演，而且常为自己拥有这样一支能表演特技的飞行队感到自豪。
检查了一遍后，马斯里低头看了看表，此时，时针和分针正指向九点整的位置，离正式检阅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处于多年来养成的谨慎习惯，他再次向检阅台走去，准备最后一次检查一下保卫情况，以防出现什么疏漏。能够容纳一千多观众的检阅台戒备森严，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台上台下的布置不知道已经被检查了多少遍，甚至连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都没放过。最近，世界各地爆炸事件频繁，作为国民警卫军的司令，马斯里可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在埃及发生。
在检阅台的正前方，有一堵和萨达特本人齐肩高的矮墙，这堵矮墙被称为“保护墙”，可以阻挡正面冲向检阅台的力量。保护墙前伫立着一排国民警卫军的士兵，两侧方向每隔三米也布置有一个手持机枪的士兵。
检阅台上还布置了十几个便衣护卫，他们是秘密警察，负责在检阅开始后，保护总统萨达特的安全。因为按照仪式章程，在阅兵式开始后，矮墙前面的这一排士兵都必须撤走，这样总统正前方的防卫力量就只剩下一堵没有生命的“保护墙”，而这种防卫措施显然并不足以应付突发事件，这时候，这些秘密警察就能派上用处了。
而且，安排这些便衣还有一个原因。萨达特很讨厌在阅兵日的时候，自己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因为参加受阅的大都是陆军部队，而萨达特本人就是由陆军发迹起来的，在那里有着很深的根基。他深信军队对自己的忠诚，称士兵们为“我的孩子”。所以他常对马斯里安排的国民警卫军士兵说：“走开！我现在是同我的孩子在一起。”对此，马斯里也毫无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安排一些秘密警察以策万全。
马斯里把警察们召集到一起交代几句，让他们站到各自岗位上去，然后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长舒一口气。他已经一天一夜不曾合眼了，此刻感到头痛，四肢无力。他多想去睡一会儿，哪怕是假寐！
一个警察走过来轻轻对他说：“将军，一切都妥了，您先休息一会儿吧。”马斯里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望了望那人，无言，继而又不出声地苦笑了一下，站起来向检阅台西侧走去， 那儿，几枚银色的萨姆Ⅱ导弹直刺蓝天。
最近针对总统萨达特的风声很紧，利比亚“狂人”卡扎菲已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要“除掉”萨达特。那是个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家伙，他是否真的已经派遣刺客潜入了埃及，没有人知道。马斯里只知道利比亚的暗杀小组在世界上颇负盛名，如果他们真的已经潜入埃及境内，那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棘手。
另外，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导人都对萨达特感到不满，认为他最近的一些举动有些出格，有把埃及从阿拉伯世界中独立出去的意思。加上最近国内也不是很太平，极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和“赎罪与迁移”等组织近来的活动变得频繁，而且越来越猖獗。
他们反对开放政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崇尚伊朗的霍梅尼式革命。尤其是“赎罪与迁移”组织，它鼓励民众造反和宣扬暴力行动，它认为埃及已陷入“罪恶的泥潭”，应该“叛逆社会”，进行“赎罪”，号召人们迁移到沙漠和山洞里去，经过思想和体格训练，然后用武力拯救埃及。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抨击政府和萨达特，并且宣称：萨达特是个异教徒，埃及整个社会是个背弃社会，必须以暴力进行推翻，首先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干掉萨达特。
马斯里曾经陪萨达特和副总统穆巴拉克在总统官邸看过一盘保安局提供的有关“赎罪与迁移”组织头目集会的录像。录像中那些戴着面具的极端分子，从头到尾一直在猛烈抨击埃及政府，并且一直不断地咒骂萨达特。在集会结束时，这些宗教极端分子们还一起站起来宣誓，一个人高喊：“真主保佑，我们一定要除掉叛徒！”其余人一齐高呼：“哈沙辛！萨达特！”
当时马斯里心中就对这些宗教极端分子起了警惕，因为“哈沙辛”是穆斯林的一种教派，创建于十一世纪，它宣扬以暗杀手段来消灭政敌。“哈沙辛”原文即“服用大麻的人”。该教领导人让信徒们服食大麻，使他们产生幻觉，然后在药力发作时派他们出去杀人。英文“暗杀”就是从“哈沙辛”这个字派生出来的。
在观看录像后的第二天，马斯里曾经向萨达特建议，立即对宗教极端分子采取行动，但萨达特当时并没有回应，只是带着成竹于胸的自信。无奈的马里斯只能将这些情况通报给美国政府，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确保萨达特的人身安全。
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协助埃及保安当局保卫萨达特总统的安全。中央情报局不止一次向埃及提供保安人员，并拨出巨款训练萨达特的保镖，还专门为萨达特安装了一套极为敏感和秘密的通讯系统，确保他的电话不被窃听。只要萨达特出国访问，美国都提供空中预警雷达飞机实施保护。
对于马里斯提供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立即提出建议，在萨达特的几处住宅装设探测器和其他防止外人闯入的警报器。并且，在萨达特前不久访问美国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国内的宗教极端分子的活动，但萨达特对此似乎仍旧是不以为然，直到后来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又向他提供了一份宗教极端分子准备暗杀他的详细计划，才引起他的重视。
从美国回到埃及后，萨达特就立刻下令逮捕了1536个极端分子。当他发现有许多极端分子已经渗透进军队的时候，他相当吃惊，萨达特本人就是由陆军发迹的，在那里他有着很深的根基，这个发现对他那一贯很强的自信心是个沉重的打击。
而马斯里也听从美国中情局专家的建议，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强萨达特的保卫工作，但是阅兵仪式上作为总统的萨达特不能不露面检阅，所以他只有想尽办法在安保措施上做到万无一失，以确保萨达特的安全。那堵“保护墙”就是昨天他命人用钢筋水泥连夜浇铸起来的，这样，可以保证任何人不能近距离接触到萨达特。
就在马里斯为胜利广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最后检查的时候，埃及上下，对于“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庆祝活动，已经浩浩荡荡地开始了。首都开罗高耸云天的豪华大厦、街道上五颜六色的汽车，都披红挂彩，一派节日的气氛，埃及人民更是身着盛装，喜气洋洋。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成千上万的公民以各种方式和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庆祝中东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
10点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梯形检阅台上一排排政府要人、达官显贵，还有各国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和记者，以及他们的眷属们都聚集在这里，观看即将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检阅台的上方悬挂着阿拉伯文的大幅标语，在外国人看来，如龙飞凤舞，令人眼花缭乱。受阅部队在广场外列阵等候。远远望去，千军万马，黑压压一片，但是肃静无声。仅是这种肃静，就足以显示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11点整，阅兵大典正式开始，当总统萨达特出现的时候，整个胜利广场都沸腾了起来。萨达特在副总统穆巴拉克、国防部长加扎勒的陪同下，捧着一个花圈向无名战士墓走去。他把花圈放在墓碑前，立正，敬礼，足足过了两分钟，才转过身来，向检阅台走去。
“十月战争”曾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亲自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来说，这一天自然是他最荣耀的节日。萨达特身着笔挺的军装，佩戴绿色的总统肩带，胸前挂满了勋章，今天显得格外精神。受检阅的部队在广场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如同是一道铜墙铁壁。在广场两边挤满了来自埃及各地的观众，他们也在翘首等待观看这一壮丽庄严的场面。
走上检阅台后，萨达特坐到了主席台的正中，面前摆满了话筒，因为今天他要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电视台、广播电台要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他的身后是持枪警戒的卫士及秘书，周围是副总统、国防部长、总统私人顾问和阿曼亲王。这时候，他看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和萨维姆主教，他俩都坐得离他较远，于是他示意他们坐近一点，以此来显示他对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的亲近，缓和不久前因大逮捕而造成的与学者和宗教派的紧张气氛。
国防部长加扎勒首先致词，朗诵古兰经。萨达特总统侧着头仔细倾听。接着，加扎勒宣布阅兵式开始。萨达特坐下后，拿出烟斗来抽烟，神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此时，仪仗队还没有入场，有人给他的私人秘书哈菲兹送来一份紧急公文，要他速呈总统。哈菲兹走到萨达特跟前，见总统虽然脸色平静，但却紧皱着眉头，心知他一定是不高兴，因为萨达特不高兴时总是这副表情。
哈菲兹将公文交给萨达特后就退到了一边，脑子却想着究竟是什么事令萨达特在他最自豪的阅兵仪式上还感到不快。想来想去，似乎也就只有三件事才有可能：
第一件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开始活动时，开罗大学一些青年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在总统府前号啕大哭，号称“哭泣示威”。最近，以色列突袭伊拉克核设施成功，那些学生又一次来到总统府前，要求立即与以断交。据说这一次哭的人更多了。警察出动干涉，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第二件事，内阁里有些人对总统的私生活有些非议，说他过于奢侈，有几十座别墅和一百多辆轿车。而纳赛尔却是一个那么俭朴的人，总统为什么不能向他的前任学习呢？
第三件事，就是前不久他出访美国后从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得到的关于宗教极端分子正在密谋刺杀他的计划，以及回国后在陆军发现混入了宗教极端分子这件事。
这时候，军乐奏起，阅兵式开始了。随着军乐声，受检阅部队开始进入受检阅区——步兵方队、骑兵方队、军事院校方队、骆驼方队、空降兵方队和装甲方队等依次通过检阅台，所有的环节都在按计划进行。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当最后几辆炮车与装甲车缓缓驶过检阅台前时，马斯里精心安排的空中表演也拉开了帷幕。所有观众都被天空中出现的6架“幻影”式喷气战斗机吸引住了目光，萨达特抬头仰望，脸上终于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然而此时，几乎没人注意到，地面上正在通过检阅台的炮车方队中，一辆13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车突然驶出方队，来到了检阅台前。
这辆加农炮车中，除了负责开车的司机，还坐着四名士兵，其中一人是炮兵中尉卡里德。卡里德是“赎罪与迁移”组织中的一个成员，对总统萨达特恨之入骨。这几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夺取萨达特的性命，只是一直都苦于没有机会。这次阅兵，他奉命率领一门北朝鲜造的130毫米口径的火炮参加分列式， 而且行驶路线离检阅台最近。
对于卡里德而言，想要刺杀萨达特，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他决定在这阅兵仪式上，做出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事情来。就在他秘密策划这次刺杀行动的时候，从美国回来的萨达特根据得到的情报，下令逮捕了一千五百多名宗教极端分子，其中就有他的哥哥，这更增加了卡里德刺杀总统的决心。他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毫不在意，他不怕死。“赎罪与迁移”组织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怕死，一旦加入组织，便终生不得退出，如果谁中途反悔或改变信仰，等待他的一定是私刑和死亡。他们每时每刻都受到这样的教育：为了信仰，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为了这次刺杀行动能够顺利展开，卡里德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9月24日，卡里德所在的部队进行了阅兵操练。借此机会，他仔细研究了检阅场地的地形、炮兵方队接受检阅的行进路线、方队同主席台之间的距离，确定刺杀是可行的。
9月25日下午7点，他向自己所属的组织分支“安德科”(阿拉伯语，意为一串葡萄。该组织有许多这样的独立的分支性团体)宗教领导人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汇报了想法，并提出需要3名助手。
9月26日，临时组成的刺杀任务小组的其他成员阿塔·塔耶勒· 赫梅达·利海勒(预备役军官)、侯赛因·阿拔斯·穆罕默德(民防学校负责火器训练的军士，连续 7年获得军队射击冠军)和阿卜杜勒·萨利姆(退役军官，宗教狂热分子)听取了伊斯兰布里向他们详细介绍的方案。预定方案是：其他 3 人由他安插到其带领的炮兵方队中，受阅时与他坐在牵引火炮的同一辆牵引卡车上，当牵引车行驶到离主席台最近处时向萨达特开火。计划制定后，“安德科”提供了所需武器弹药，卡里德利用职权将3名预定参加阅兵的士兵调开，将其3名同伙安插到阅兵分队中。
三个同伙按照卡里德事先制定好的计划来到军营报道，卡里德向司令官报告说，这三人是中央军区派来代替休假者参加阅兵的，并当着司令官的面，声色俱厉地训斥他们：“命令你们三点钟来，怎么拖到现在？这是绝不允许的！到禁闭室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那三人隔离起来。如果他们同别的军人接触，很可能在阅兵仪式开始前就会露馅。为了不使司令官起疑，他还仔细搜了他们的身。
至于刺杀萨达特所用的武器，卡里德知道受阅前武器都要受到严格检查，便事先把子弹和手榴弹藏在炮车上，等检查过后，再偷偷调包。所以，现在这辆加农炮车上乘坐的五人，除了司机以外，其余四人的手上，都握着装满了子弹的枪支，而不是阅兵用的“空枪”
当空中特技飞行表演开始时，卡里德意识到，刺杀萨达特的时机，已经到了。
卡里德他们乘坐的加农炮车正是最后驶过检阅台前的那几辆炮车之一，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空中的喷气式战斗机所吸引的时候，卡里德和他的三名同伙迅速用枪支抵住了司机的后背，命令他立刻停车。但司机并没有这么做，他已经意识到卡里德他们想干什么了，所以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快了速度，想要尽快远离检阅台。
卡里德的一个同伙立刻用枪托砸晕了他，然后迅速接替了他的位置，将加农炮车驶向检阅台。就在炮车戛然止步的瞬间，卡里德和其中两名同伙迅速冲出炮车，排成一个三角队形向检阅台狂奔而去。另一个枪法最好的人则继续留在车上，暗中瞄准萨达特总统，以便在卡里德他们失手后，继续刺杀总统的任务。
检阅台上的萨达特看到了这狂奔而来的三个人，不过他误以为他们是像前面的伞兵一样来对他行持枪礼的，便站起身来准备还礼。然而，还没等他站稳，三人中的其中一人就拿出一颗手榴弹向检阅台扔去，与此同时，另外两人也开始向着检阅台射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周围的保安人员来不及作出反应，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被天空中飞机的呼啸声淹没。萨达特的私人秘书哈菲兹最先反应过来，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暗杀行动，于是大叫一声：“刺客！”并且不顾一切扑到萨达特身前，试图把总统按倒在地。
但是，萨达特似乎并没有想去躲避这场灾难，抑或是他认为身为国家元首，绝不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倒在地，那样做实在是有失尊严，因此，当哈菲兹哈菲兹大叫：“总统，趴下！总统，趴下！”并且拼命想要让他卧倒的时候，他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地站在那里，如同一尊雕像。
哈菲兹太了解萨达特了，他绝对是个固执又骄傲的人。在这之前，哈兹菲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过萨达特不要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但萨达特总是很自信地告诉哈菲兹：“我的生命不掌握在我手里。它掌握在真主手里。他们不能杀害我。”。
深知萨达特固执的哈菲兹，知道自己劝服不了总统，情急之下，他抄起身边的一把椅子试图为总统遮挡一下，但是已经晚了。留在卡车上的神枪手这时扣动了扳机。哈菲兹的动作还没来得及完成，飞驰而来的子弹就将他的胳膊打断了。随后，长长的一串子弹几乎全部打在了萨达特的身上，萨达特中弹倒地。
电光火石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检阅台上的其他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在萨达特倒下的瞬间，又是一颗手榴弹被掷了过来。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参加阅兵仪式的嘉宾开始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四处逃窜。军事评论员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哽咽的声音大吼道：“叛徒！叛徒！同胞们，埃及……”
然而声音就在这时候中断了，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都惊呆了，当他反应过来再往电视机看去的时候，屏幕已经变成了一片漆黑。
在胜利广场，可怕的混乱的越演越烈。萨达特已经倒在检阅台上，但卡里德和他的同伙还在向检阅台上疯狂扫射、投掷炸弹。等周围的国民警卫军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冲到离检阅台只有咫尺的地方。
这时候，一个摄影记者拦住了他的去路。赤手空拳的记者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埃及伟大！你们都是特务！……”卡里德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了记者，继续朝前冲去，但是马斯里在昨天砌筑起来的“保护墙”却挡住了他，卡里德看不到萨达特，不知他是生是死，便把冲锋枪举过头顶，从上朝下扫射了一通。
秘密警察们向疯狂的卡里德和他的同伙们冲去，双方即刻开始了密集的枪战。检阅台上的混乱变得越发严重，人们纷纷向后台拥去，乱作一团。咒骂声、凄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
副总统穆巴拉克也中了弹，被人及时地推倒在桌子下。他的脸与萨达特的脸挨得很近。他看见萨达特的脸浸在一团血泊中，听到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不可思议。”当时穆巴拉克还没有意识到，这竟是萨达特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段血腥袭击仅仅进行了45秒，最后，子弹打光的卡里德和他的同伙被蜂拥而来的国民警卫军士兵死死按在了地上，其中一人已经被当场击毙，卡里德和另外两人也都收了不同程度的弹伤。检阅台上一片劫后景象，没有人能搞清有多少人丧了命，桌下、椅下，横七竖八，到处躺满了人。
穆巴拉克、加扎勒等高级官员们拥了上来，抬起总统向后台跑去，那里有他的私人直升机。人们手忙脚乱地将萨达特总统送上直升机，飞往马迪军事医院。这时，天空上的战斗机还在做着各种特技表演，根本不知道下边发生了什么。
萨达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瞳孔放大，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从医学上讲，其实已经死亡。医院立即对萨达待进行抢救，尽管医生们明明知道抢救是无望的，但还是那样做了。萨达特左胸中了两弹，右锁骨上面的颈部中了一弹，右膝和大腿各中一弹，右下臂亦受伤。经检查，胸部左侧发现许多弹片，左肺底破裂。经过检查，医生们发现萨达特身上一共中了34枪，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弹孔。
11名外科医生全力以赴挽救已经毫无指望的萨达特总统，他们对他施行了心脏按压、输血、对心脏进行电刺激、药物刺激及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医生们已无力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几个小时以后，医生们流着泪联合签署了死亡报告。当时，时间正指向下午2点40分。
医疗队的一位成员来到一楼，那里聚集着官员、萨达特的家属、友人和医院工作人员，他说了《可兰经》上一句简单的话：“只有真主永存。”
几分钟后，萨达特的妻子杰罕带着三个女儿从手术室里下来。虽然服了镇静剂，但杰罕还是设法接待来慰问的访问者。她说：“我曾想到过这种事，我想到过他要被杀害。但我丈大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不想穿防弹背心，他认为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一场为了纪念胜利的盛大聚会，最终却变成了一位政治领袖的殉葬场。在这次刺杀事件中，萨达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卜杜拉·贝勒·纳比、总统私人秘书阿卜杜拉·哈菲兹等7人也被杀害。另外还有30多人被打伤，其中包括一些应邀观看的外宾，如阿曼亲王、比利时驻埃及大使、澳大利亚大使馆一秘等。此外，十几名共和国卫队士兵在枪战中也不同程度地受伤。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埃及的电台和电视台对军事检阅的现场转播就被打断了。15分钟后，一位播音员插进来说萨达特、穆巴拉克和阿布·加扎拉已经离开了检阅场地。25分钟后才恢复正常工作，一个公告透露萨达特和一些助手受了伤。
10月6日晚8点，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哀痛宣布总统萨达待在军事检阅中遇刺的消息。
穆巴拉克以悲哀而镇静的语调说：“我们的为千百万人民所热爱的领袖、战争与和平的英雄，在献身崇高的理想和为之奋斗不息时，不幸离我们远去了。罪恶的叛徒之手杀害了我们的领袖。虽然我们失去了他，但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所有埃及人民，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今天尽管非常悲痛，却站立起来公开宣布，我们将沿着他的道路——和平的道路，不偏不倚地继续下去，相信这是通向权利、正义和自由的道路。”
穆巴拉克最后宣誓道：“放心吧，我们的领袖，符合宪法的机构会继续存在，法治会继续实行，稳定会继续保持，安定会继续维护，繁荣会继续下去。”
萨达特遇刺身亡后，根据宪法，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苏菲·阿布·塔列布接任为临时总统。下午，埃及内阁在穆巴拉克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为萨达特总统逝世哀悼40天，并于10月10日为他举行国葬。
随后临时总统塔列布在当晚便立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为期一年。第二天，埃及议会提名穆巴拉克为总统候选人，并决定于10月12日举行全民投票，选举新总统。
萨达特是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以一种低调的仪式埋葬的。10月10日上午，整个开罗，架着机关枪的卡车和上好刺刀的部队在街上巡逻，直升机在头上盘旋。在埋葬地点，一排一排的警察手挽手站着。沿着公路，几百名唱哀歌的悼念者高举着萨达特的像，唱着：“萨达特上天堂吧！”
11时45分，载着萨达特灵柩的车子在装载着武装的总统卫队的吉普车护送下，从马迪医院开到附近一所清真寺。在清真寺里，一些男性亲戚围着埃及国旗覆盖的灵柩。祷告后，覆盖着埃及国旗的萨达特总统灵柩由一架直升机运抵开罗东南的纳斯尔城，然后放置在一个炮架上。
穆巴拉克拉着萨达特的儿子加马尔的手，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杰罕·萨达特穿着黑衣服，头上没戴什么。她没有参加到队伍里来，和三个女儿一起，坐在她丈夫中弹的检阅台上。检阅台已修好了。工人们已经给墙上的子弹洞抹上灰泥，涂上油漆，换掉了打碎的玻璃。
马拉的灵车慢慢地走向无名战士墓。跟在后面的一些士兵拿着萨达特的勋章，包括遭暗杀时挂在脖子上的西奈明星勋章。紧跟灵车的是埃及各级头面人物率领的庞大的送葬队伍——埃及临时总统塔列布，总统候选人；副总统穆巴拉克，萨达特的儿子贾迈勒·萨达特以及内阁成员陪同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萨达特的葬礼。
在墓旁，杰罕·萨达特站到送葬者中间，接受葬礼人们的吊慰。广场外聚集着埃及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他们高举着白色旗帜和横幅，不停地呼喊着：“我们将沿着萨达特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以寄托对国家总统的悼念和哀思。那位下命令放21响礼炮的士兵脸上哗哗地流着眼泪。礼炮还没有放完，外国的大人物和大使就开始急急忙忙地上了轿车，显然是担心着安全。
下午1时许，在21响礼炮声中，灵柩被徐徐放入一座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陵墓里。墓前，竖了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题有萨达特本人三年前提出的墓志铭：“默罕穆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他为原则而死。”4位手持长矛的骑兵守卫着陵墓，这座陵墓是在穆巴拉克副总统监督下24小时内修成的。
二、“一串葡萄”
这起震惊了世界的刺杀案，其起因、经过和结果并不显得复杂，对于刺杀萨达特的凶手和他的幕后主使，也没有任何的扑朔迷离，一切就如同是写在白纸上的黑字一样，令人一目了然。
四名刺客——炮兵中尉卡里德，预备役军官阿塔·塔耶勒· 赫梅达·利海勒，民防学校军士侯赛因·阿拔斯·穆罕默德，以及退役军官阿卜杜勒·萨利姆。而他们都隶属于一个名为“安德科”的组织分支。
“安德科”在阿拉伯语中意为一串葡萄，其寓意为，从一株葡萄上摘一串，其他串不会受到影响，从一串葡萄上摘一颗，其他颗粒也不会受到影响。每个“安德科”其实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组织，即便它出了任何意外，其他“安德科”也不会受到影响。而卡里德四人无疑正是“安德科”中的四颗“葡萄”。
至于他们刺杀萨达特的原因，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埃及的原教旨主义者眼中，萨达特就是一个应该被毁灭的敌人。
自从1977年11月19日萨达访问以色列，并在1978年9月6日至17日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的两项文件，即戴维营协议后，萨达特就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强烈不满。
但是萨达特自信地以为他能够解决以色列问题，因此他不顾其他国家的感受，在1979年3月，又和以色列签订双边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孤立和制裁，并进而影响到了埃及人的生活质量。
在很多阿拉伯人看来，以色列是永远的敌人，萨达特与敌人和解，也就是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为敌，是阿拉伯的叛徒。除了少数阿拉伯国家，如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盛赞萨达特的访问是“一个勇敢的步骤”，“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政治勇气”之外，绝大多数的国家则给予无情的抨击。
叙利亚全国进步阵线宣布11月19日是叙利亚国葬日。利比亚宣布，不再承认埃及现政府，并组织10万人抗议示威。一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则把萨达特称为“卖国贼”、“叛徒”。利比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等国还成立一个“阿拉伯坚定与抵抗阵线”，宣布断绝与埃及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把埃及开除出去。埃及赢得了以色列的好感，但失去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外交上空前孤立。然而，萨达特始终坚信“和谈”才是构建中东和平的唯一途径。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这些外交上的政策，萨达特也许还不会让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如此敌视，以至于到了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但是，自从萨达特执政后， 一再在领导集团内部进行清洗，不仅打击了亲苏势力，也排斥了纳赛尔时代的一些元老和各种异己力量，建立了一个听命于己的领导核心。但自萨达特同贝京进行直接会谈后，政府一些成员对萨达特的独断专行日益不满，在一些重大政策上与萨达特意见相左的也不乏其人。三任外长（包括前总理兼外长哈利勒）都因不同意萨达特的对外政策而相继辞职。
《埃以和约》签订后，军队的任务和作用较前不同了，开始滋长着对萨达特的不满情绪。1979年底，有170多名高级军官因对埃以关系正常化有保留意见被勒令“提前退休”。据报道，1980年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访问埃及期间，埃及有些空军人员拒绝欢迎他到基地参观。
同年五月，萨达特曾两次遇刺，其中一次是共和国卫队一名少校干的。5月间，在军队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中流传着反对萨达特的狂热小册子，指责萨达特趋向西方是实利主义，说他将毁灭埃及固有的宗教信仰。当局一下拘捕了200多名军人，其中不少人后来被处死。开罗警备队19师师长因不接受保卫贝京访问埃及和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安全任务被交付审判。
1980年以来，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教徒之间的教派冲突事件不断发生。1981年6月，开罗市红角区发生教派间械斗，估计有70人死亡。伊朗的宗教狂热，也波及埃及，不少穆斯林极端分子利用并煽动宗教情绪，攻击埃及政权背叛真主教义。发行量达8万份的“穆斯林兄弟会”《呼声》杂志，经常刊载强烈反对萨达特内外政策的文章，要求在埃及建立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政权，1981年初，宗教极端分子在开罗总统府门前广场上举行的10多万人的开斋节祈祷会上，张贴和散发反对萨达待的传单，提出尊教参政。在萨达特8月份访问美国期间，开罗一个教堂发生了爆炸事件。
萨达特在美国期间，中情局几次提醒他有极端宗教分子正在密谋刺杀他的计划，希望他提高警惕。随后，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也向他传来了类似的消息，并且拿出了一份证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回国后便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打击国内反对势力，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地位。
1981年9月3日，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名，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搜捕。他在一周内就下令逮捕了1500人，其中包括一些基督教上层人物，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和反对党里的前政府官员。封闭了《呼声》、《伊斯兰文选报》等7家宗教和政治反对派报刊，解散了14个伊斯兰和科普特教政治组织，并撤销了国家对科普特教大主教谢努达第三的承认。与此同时，宣布4万个清真寺由“国家接管”，规定在全国17所大学重新设置校园警察，并开始在官员中调查反政府活动。
虽然政府方面一再声称此次逮捕的主要对象是反政府主义者，但在逮捕的3000多人当中，有学生、政治家、宗教领袖、记者、律师以及一批无辜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当中有谴责批评过萨达特的人，有些是萨达特早就想除掉的政敌，有些人则是仅仅曾经写过反对政府的文章，文章中涉及政府的贪污腐化内幕。
尽管这些措施已经有些过分，但萨达特仍发出警告说：如果再有人捣乱，就要采取比这猛烈10倍的行动。他宣称手中有一张7000多人的名单。
这次打击的重点显然是伊斯兰团体，但并没有制服穆斯林，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地区的罕年清真寺发生了7000多人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浩浩荡荡走向街头，高呼“萨达特是真主的敌人”，其声势震动了整个埃及。
在任何一个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林林总总的宗教团体更不胜枚举，这些宗教派别原则上一致笃信伊斯兰教义，但同时也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教义冲突和矛盾，因此很容易爆发宗教冲突，严重威胁社会安定。而萨达特这种完全针对宗教行为的做法，无疑为他惹来了一个庞大的宗教敌人——原教旨主义者。
而且，萨达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他不可避免的霸权主义和独裁统治的一面。正是这次非公正的搜捕行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萨达特的对立面。
对萨达特的不满情绪在开罗悄然扩散，原教旨主义小组在暗处四下放风要对萨达特采取行动，在开罗的各教派组织不时传言要杀掉萨达特。事后证实当时有11个不同的组织要干掉他。“安德科”小组就是其中之一。
“安德科”小组曾在1981年1、2月间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企图推翻萨达特的统治，夺取政权。会间，小组成员各抒己见，提出了种种刺杀萨达特的方案。但都因不能确保成功而被否决，最终，有人提议利用阅兵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届时萨达特不仅肯定会出席，而且一定位于最明显的位置，这无疑将提高命中率。
1981年9月23日上午10点15分，卡里德奉命来到333炮兵团，团长阿卜杜·阿勒命令他带领一支由12辆加农炮车组成的炮兵方队，参加10月6日的阅兵式。那个时候，卡里德还没有要刺杀萨达特的念头，他只打算回家过古尔邦节，但他的要去未能获得批准。无奈，卡里德说：“那就按真主的意志办吧！”这是穆斯林的一句口头禅。
在后来的受审中，伊斯兰布里曾这样说道：“我曾对参加军事检阅犹豫不决，但在团长阿卜杜·阿勒的坚持下，我才同意了。我突然想起，这是真主的意愿，是真主给我执行这个神圣任务的机会。”
9月25日晚，卡里德会见了“安德科”小组的领导人法拉格，并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刺杀计划。法拉格听后非常高兴，并为卡里德安排了助手，就是后来同卡里德一道刺杀萨达特的另外三人。
这四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刺杀萨达特的，所以，在子弹射中萨达特后，四人并没有趁着慌乱逃之夭夭，而是为了确保这次刺杀一定要杀死萨达特这个目标，反而冲向检阅台，越过“保护墙”再次向墙后开枪。
事后，四人因为子弹打光而被国民警卫军的士兵当场抓捕，被捕时，其中一人已经中弹身亡。被捕后，卡里德四人对自己杀害萨达特的罪行供认不讳，愿意接受任何制裁，并始终坚称刺杀行动是绝对正义的。
在法庭的审判中，卡里德说：“我是杀了他，但是我不是犯罪，我杀他是为了宗教，为了祖国。我完全相信这个人该杀，我祈求真主给我参加制服暴君的荣耀，让他付出犯罪的代价。“
在审判员问及卡里德为什么决定杀害萨达特时，他说理由有三：第一，“国内实行的法律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和法律，穆斯林们因而受尽了苦难”；第二，“萨达特同犹太人和解”；第三，“拘押穆斯林学者，压迫和凌辱他们”。三个原因结合在一起，萨达特非死不可。
最终法院宣判直接参与刺杀的卡里德、利海勒、默罕默德、萨利姆四人死刑。“安德科”小组隶属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有300人被判处死刑。武装部队也进行了清洗，大约有100人被开除。
此次萨达特总统遇刺事件，虽然是经过宗教极端分子的精心谋划后实施的，但也反映出当时埃及对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存在重大失误——
一是事前预防失之于疏，政治审查没有落到实处。虽然参加检阅的部队经过了总参谋部小组的事先审查，但却没有注意到主犯的哥哥曾在9月初被逮捕，致使宗教极端分子能够隐藏在原以为最安全的受阅部队中。
二是人员核查制度不严格。主犯卡里德利用职务之便，在阅兵式前两天调离 3名士兵，然后让他的同谋伪装成士兵并报请补上名额。并谎称他们是国家情报部门派来检查阅兵式保安情况。面对如此反常情况，又没有任何上级通知和书面文件证明，卡里德所在部队的各级领导竟然没有调查新补充士兵的来历即同意补充空缺，重要人员离开和进入的审批、审查制度十分不严格。
三是武器检查制度形同虚设。虽然在阅兵式前的一个月有关部门就对阅兵部队携带武器作出了严格规定，在10月5日阅兵前一天，第333炮兵旅旅长亲自到营地下令将所有武器都集中到专门帐篷中储藏，总统卫队的一位军官也来到营地下令将所有枪上的击针和枪栓全部卸掉并交给各部队指挥官，但主犯却安排他的同伙负责安全工作来保管武器、撞针和枪栓，从而轻松地准备好所需武器和弹药。如此重大的武器保管工作交给新来的士兵竟然无人过问，如此重大的武器检查环节只是以下达命令的形式走走过场，致使卡里德四人带了大量子弹和手榴弹，这种形同虚设的武器检查制度没能发现本应发现的反常情况。
四是现场管控制度因人而变。对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不但措施要周密、交叉和多重保险，负责警卫的机构还要与被保护对象沟通、协调并取得一致，即在制定保卫措施时要征求和告知警卫对象，同时，警卫对象也要配合和听从警卫人员的安全安排。在这次事件中，萨达特总统在现场临时命令检阅台前伫立的警戒士兵离开。从而失去了最前面、最直接和最灵活的保卫屏障；总统拒绝了穿上防弹衣的要求；总统在遭受枪击后拒绝主动卧倒。这些都反映出警卫机构在预防工作中出现的人为疏忽。
五是现场警卫存在漏洞。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要害目标的警卫，尤其是保证他在阅兵这种重大活动中的安全，是不允许有半点失误的。为此，有关警卫专家总结出了“保面、保圈、保点”的综合性警卫策略。对比此次保卫工作，虽然国民警卫队司令马斯里将军提前一个多月就为这次阅兵做了精心准备：
在保面环节上，采取了政府拨出专款对阅兵式所在的纳斯尔城进行了维修、检查和装饰；临时在检阅台前设置了一道齐肩高的保护墙，同时还计划安排士兵站在保护墙的前面实施警戒，创造出了一个较可靠的大环境。
在保圈环节上，马斯里将军对即将进入到阅兵区的人员进行了检查和审查，例如，在陆军参谋部的合作下提前一个月挑选受阅部队，并亲自对每一名军人的背景进行了调查；规定参加检阅的官兵都持空枪，并在阅兵前一天派专人进行了武器检查；规定接受检阅的部队的行进道路必须距离检阅台 30 米外。但这些本应起作用的周密措施却因几个漏洞而失效，没有起到阻止惨案发生的作用，例如：在阅兵场的制高点上居然没有部署配备有高精度瞄准仪的狙击手以应付突发情况；在观礼台与受检阅部队间没有警卫力量，阅兵现场哨位不足；无论是总统警卫还是现场的其他武装警卫力量，都没能够及时进入以控制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卫在 10 分钟后才进入现场。
六是总统警卫人员反应迟钝。表现为：总统警卫人员在执行任务期间精力不集中，当阅兵台前有车辆通过的时候却与普通观众一样仰面观看飞机表演，严重失职，没有起到应有的警卫职能；警卫意识淡薄，在第一声枪响后50秒内，仅有一名警卫人员实施了还击，而且未击中目标，其余人员有的在寻找自己的隐蔽地点、有的待在原地没有拔枪、有的却在阻止记者拍照，致使刺客在没有多大阻力下顺利冲到观礼台持续射击完所有弹药，这些都反映出警卫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不足。
七是第一现场的军人处置不果断。同在火炮牵引车上的驾驶员，当被伊斯兰布里用手枪强迫停车时，居然就把车停了下来。作为一名军人，缺乏奋起反抗、保卫领导人、捍卫军人荣誉的意识和勇敢行为。三是其他可能阻止该事件的人员反应不机敏。根据当时的阅兵照片分析，130毫米火炮的牵引卡车是四车并排通过主席台的，每台车上驾驶室有3人，牵引汽车上乘坐有10人，每个受阅士兵均携带无子弹但有刺刀的步兵用冲锋枪。这么多的军人，手中持有可利用的武器，居然没有作出任何阻止自己最高领导人被刺杀的自主行动，反映出在场埃及官兵在军事、思想等方面素质不足，在行动反应上有失机敏。
萨达特的死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其中始终支持萨达特政治立场的民众、官员，甚至以色列官方都对他的死深表哀悼，并给予了萨达特高度赞誉。与此相反，种族主义者和大多数阿拉伯人则认为萨达特死有余辜。阿拉伯世界把这次谋杀看成是真主对叛教者的惩罚，因此，对萨达特的死普遍表现出冷漠甚至兴奋。在巴格达、利比亚、德黑兰、黎巴嫩，人们走上街头，载歌载舞，犹如庆祝节日般欢庆萨达特的死。更有甚者提出埃及人民应推翻新一届政府，重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并进军开罗，肢解萨达特的尸体，让他上不了天堂。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除却约旦国王侯赛因向埃及发来唁电以外，其他领导人均不置一词。9月1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特使和许多国家首脑领袖，甚至连以色列总理贝京都来参加了萨达特的葬礼，却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前来吊唁，场面十分悲凉。
关于萨达特的功过是非，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事实却摆在那里，不容忽略：1982年4月24日，以色列军队按照《戴维营协议》全部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失去15年的领土失而复得，从此，埃以结束了30余年的对立状态，朝向健康正常的外交关系迈进。到此为止，埃及人民才真正感受到“和谈”的甜美果实，而这一切正是他们的领袖萨达特用鲜血换来的。于是，当人们回忆起萨达特墓碑上的那行墓志铭时，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默罕穆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他为原则而死。”
三、萨达特的一生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名叫穆罕默德·萨达特，是名军医。他的母亲有苏丹血统。由于家境贫寒，萨达特年幼的时候，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只得睡在面包炉旁。他从小受伊斯兰教熏陶，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萨达特从小就抱有两个坚定的信念，一是长大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军人，一是要赶走从1882年入侵埃及的英国殖民者。
尽管家里很穷，父亲还是想方设法把他送进本地的穆斯林学校读书。1924年，萨达特随父亲到开罗上学。然而落户在开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家人必须为了生计而四处奔忙。更让萨达特无法忍受的是，他的父亲在定居开罗后不久就连娶两位年轻姑娘——法图姆和阿米娜，而正是由于她们的到来，使萨达特的亲生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法图姆和阿米娜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人口，萨达特有了十几个兄弟姐妹。在这十几口人里，地位最低的就是萨达特的母亲。她每天像奴隶一样被全家老少使唤着，父亲还动不动就对她拳脚相加。在十几个兄弟姐妹里，萨达特是被排挤的那个，经常被孤立。
尽管生活艰辛，但萨达特却依然有自己的梦想。他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希望能够像他的偶像们那样为了国家奉献生命。萨达特非常崇拜凯末尔，1919年，凯未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击退外国侵略，于192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凯未尔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把描写凯末尔的一本名叫《灰狼》的书视为珍宝。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
萨达特非常想成为凯末尔那样的国家英雄，在战场上调动千军万马把殖民者从国土上赶出去。萨达特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穿起军装雄姿勃勃的样子，以及亲手把英国殖民者从埃及赶出去的英雄形象。
萨达特回忆说：“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图尔克的像！”这张像打动了萨达特，他就去问父亲和别人，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
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埃及虽于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军队继续驻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英国人照旧控制着政府，控制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沟通地中海与红海、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
1932年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莫汉达斯·甘地在赴英途中访问埃及。14岁的萨达特曾经从报上看到有关甘地为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文章。他了解到为了抑制英国造的西服输入印度，甘地身上仅裹一条自己纺织的“多蒂”，即传统的印度缠腰布，给他的同胞们作出自给自足的榜样。年轻的萨达特为此深受感动，他开始模仿甘地，也只穿一件像围裙一样的腰布，还打算自己织布。甚至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的房顶上苦思冥想，忧国忧民。
在开罗上中学时，他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打工，因为贫困始终伴随着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他只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然而这却铸成了萨达特坚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性。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
1936年，萨达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开罗阿已萨军事学院。那年正好英国与法鲁克王朝签订了进一步控制埃及的《英埃同盟条约》，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同年，他在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纳赛尔，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1938年，萨达特结束了在皇家军事学校9个月的课程，并被授予少尉军衔，派驻到埃及南部的敏哥巴德镇。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纳赛尔。有共同的志向，就会有共同语言，萨达特与纳赛尔等10年轻爱国军官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这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埃及。这个组织后来因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而闻名于世，纳赛尔脱颖而出成为埃及民众心中的英雄，一直跟随纳赛尔的萨达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组织里的佼佼者。
1940年，萨达特被派往离开罗几英里远的马阿迪。在这里，萨达特结识了后来的挚友哈桑·伊兹特。伊兹特是个空军军官，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他跟萨达特有一样的理想和志向。经过伊兹特的引荐，萨达特参加了空军的一个爱国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达特幻想依靠德国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势力。1943年，他因同两名德国间谍合作从事反英活动而被捕入狱，一度被开除军籍，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两年后，也就是1944年萨达特越狱成功，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在逃亡中，他依然继续从事反英民族独立运动。
1945年，萨达特组织了一个从事暗杀、绑架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组织提出“为了埃及的独立而进行组织和行动。” 他参加了暗杀华夫脱党党魁纳哈斯和法鲁克王朝负责财政的阿明·奥斯曼的行动。这两个人暗中与英国人勾结，所以萨达特决定“为国除害”。行动一成一败，纳哈斯几次都幸免于难，奥斯曼则被一击刺杀。但这件事事后暴露，萨达特虽然一夜间成了埃及人们心中的反殖民英雄，但他本人也在1946年1月再次被捕入狱。
这次入狱，萨达特一直待到1948年才被再次释放，因而错过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此萨达特深感遗憾。他惋惜他说：“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一名军人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幸。”
1950年1月，萨达特恢复了军职，并被派往了西奈北部的拉法，重新联系到了纳赛尔。纳赛尔邀请萨达特重新加入“自由军官组织”。1951年，萨达特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
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君主专制的武装起义。萨达特是在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得到了纳赛尔通知的，他立即赶往武装起义的大本营，与那里的官兵会合。他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第一个声明。
仅仅三天的时间，这场针对君主专制、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运动就取得了胜利，为埃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让纳赛尔、萨达特和“自由军官组织”成为埃及新历史的开创者。
1952年革命胜利后，萨达特从一名普通的军官一跃而成为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但政治首脑并非纳赛尔。经过短暂的过渡后，1956年，纳赛尔成功地当上了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纳赛尔当上总统后，由于各派别之间的斗争，萨达特遭到了同僚的诬陷，并没有得到重用。但萨达特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并以不求功名、只求为国效力的姿态重新拾回了纳赛尔的信任。此后他担任过《共和国报》主编、国务部长、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国民议会副议长、议长等职，直到1969年，当上了副总统。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发逝世后，萨达特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15日，埃及政府组织全民投票，萨达特以票选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他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这同纳赛尔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此，他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这是萨达特40年代在法鲁克王朝的监狱中悟到的哲理。正是这一思想转变，促使萨达特在内政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
萨达特机敏过人，他仅用了12个月时间就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于反对他的政敌，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前副总统阿里·萨布里主张亲莫斯科的路线，于1971年夏被投入监狱，据以色列“摩萨德”得到的情报，当时至少有700多人被捕。
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建立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他上台后不久，就允许新闻自由。1973年4月，萨达特下令取消财产监管法，恢复了在纳赛尔时期被抛到一边的司法系统。同时，最重要的是放松了外汇管制，以利于振兴经济。他鼓励被忽视的私人经济成分，并保证不对它们进行监管、没收和国有化。
1974年，萨达特命令抵偿在纳赛尔时期被强令没收的资产。其他一些改革包括释放在纳赛尔时期未经审判就被判监禁的几千名政治犯。几个星期前，一家美国杂志说埃及已经不属于专制国家类型，萨达特为此而感到自豪。
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萨达特还在1974年制订了《10月工作文件》，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同年颁发了43号法令，以便吸收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已经进行的这部分工作提高了萨达特的地位，使他成为埃及自由主义运动的开路先锋。其他一些措施还包括放宽对新闻出版和对私人旅行的限制。
另一项重大的改革是在经济上向私人企业——外国投资者重新开放。这些人在纳赛尔总统任职期间，由于对实行国有化感到害怕，因而全部转移了自己的投资目标。
萨达特总统正在吸引外国投资者来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埃及经济。作为他的自由化措施的一种结果，萨达特总统在1973年得到了世界银行2100万兰特的贷款，用来更换破旧的机器。这笔贷款解决了埃及工业的燃眉之急，使很多关闭的工厂重新得以生存。
1973年10月以来，至少有五家美国银行在开罗投资。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是一场淘金热——美国发现了埃及。”美国、日本、西德以及阿拉伯国家都想向埃及投资。据最保守的估计，截止到1980年5月以前，投入开罗的阿拉伯和其他外国资本已超过5亿美元。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就试图和平解决埃以纷争。但是由于以色列态度僵硬蛮横，第三次中东战争和谈失败后，埃及人民要求收复失地洗刷国耻，而苏联在中东地区力图保持的“不战不和”的局面使埃及精疲力竭，经济几近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被迫以战求和寻求强国新途径，决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1年，萨达特频繁来往于苏联和埃及之间，他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但因为勃列日涅夫并不相信萨达特能够打赢以色列，而且根据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他也不希望看到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因为萨达特而被打破，所以驳回了萨达特的请求。本来打算在这一年就将以色列问题解决的萨达特，在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将计划推迟。
1972年，萨达特依然将外交重点放在了武力解决以色列问题上，但是因为仍旧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在三番五次碰壁后，萨达特一气之下开始清除了苏联在埃及的势力，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1972年7月，萨达特下令驱逐了15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1974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1976年，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
在各国领导人看来，萨达特似乎是放弃要以武力对付以色列了，但真实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萨达特在检查本国军备后，认为已经足够发动一场局部规模的战争。他的想法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并不想把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无限扩大，而是只希望发动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目的在于收复一部分失地，而并非逼以色列投降。而且，根据埃及当时的军备和战力，也不足以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为此，1972年10月26日，萨达特免去了主张发动全面战争的埃及陆军总司令萨迪克等人的职务，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对战争进行部署。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萨达特强国战略的重要一步。为了增加取胜的把握，萨达特还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结成攻打以色列的联盟，经过认真准备，他决定在1973年10月6日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
10月6日是伊斯兰教的斋戒节，同时也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在这一天，根据教规，犹太人都会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斋戒沐浴，诚心祈祷。而且10月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斋月，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这个月不能发动战争。萨达特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打算利用这次奇袭，打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
1973年10月6日凌晨，埃及派出200多架轰炸机在西奈半岛上空连环出击，短短20分钟后，驻扎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事指挥部以及雷达干扰中心、通讯系统、导弹基地都被夷为平地。以色列军队还没来得及反应，埃及地面部队就强行渡过苏伊士运河，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占领了以军阵地。以色列在运河边沿修筑的防护工程被捣毁，西奈半岛基本上已被埃及军队控制。
在战争的前几天，战事一切顺利，以军损失惨重，埃及成功地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东岸。10月11日，埃及大规模装甲部队挺进西奈半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回过神来，开始展开反击，埃及军队的猛烈攻势被扼制。10月14日，战局发生逆转，以色列军队先是突破叙利亚军队的防线，攻入大马士革的近郊，随后又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4座浮桥，强行突入埃及，并很快就攻打到离首都开罗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此时，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军事强国终于开始干预这场战争。
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协议，下令以色列和埃及间的战斗立刻结束。于是，埃以双方开始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并坐到了谈判桌前。1974年1月18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埃及从此以后将收回整条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苏伊士运河至此回到了埃及的怀抱。从战争到最后签署停火协议，历时3个多月，埃及和以色列在战争中互有损失。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无敌的神话，让埃及扬眉吐气。
十月战争后，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萨达特则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榜样。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萨达特意识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深重无比，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走和解之路，才是正道。他纵观世界政治格局趋势后，提出了埃及内外政策的二个指导性意见：第一，在阿拉伯世界中保持领导地位；第二，发展埃及经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援助，生产力是不分国界的；第三，同意美国的建议，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从而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他力争与以色列维持和平，腾出双手来建设埃及经济。从1948年以来，在以往的4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总是首当其冲，付出的代价最大。战争耗资多达400亿美元，牺牲10余万人。为了对付以色列的威胁，军费开支连年增长；1967年至1973年每年平均约20亿美元，1975年增长到61亿美元。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地阻碍了埃及的经济发展，致使埃及财政拮据，债台高筑。由于多年战争遭受的重大牺牲和损失，埃及人民都不愿再打仗，人心思和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果断地停止战争，采取“和平主义行动”。
1977年11月，萨达特在埃及人民议会上突然宣布，他决定亲赴耶路撒冷，为埃以和平谋求新的的契机。当时，所有在场的议员和内阁成员都被惊得目瞪口呆。顷刻间，全场哗然，议论纷纷，他们还以为这是神志不清的胡话，是在辩论最激烈时的失言。当一些人在弄清楚自己并没听错后，忍不住高喊：“以色列乃罪恶的虎狼之国，千万不可去啊！” 但萨达特去意已决，面对众人的反对淡淡地说：“为了和平，我将走遍天涯海角，为什么要排除以色列？”
马雷议长当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防止这一消息扩散出去，他迅速跑到总理府与全国各地报纸的总编们联系，要求他们不要发布这一消息。当萨达特得知后，他找到马雷对他说：“我不是在演戏。要知道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这条消息一定要发！”
他毅然到了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慷慨陈词。直到这时，以色列总理贝京和许多部长才相信萨达特不是在开玩笑。1978年9月6 日，在美国的调解下，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戴维营协议”，他和贝京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又过了一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
《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基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中仍坚持顽固立场和吞并耶路撒冷的蛮横行径，迫使萨达特不得不中断埃以谈判。1981年4月以来，以色列加紧袭击在黎巴嫩的巴基斯坦解放组织营地，悍然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使坚持“戴维营协议”和加速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萨达特处境十分尴尬。
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及经济虽有所增长，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但萨达特所许诺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加上粮食、住房严重缺陷，物价猛涨，中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少数人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大发横财，统治集团内部贪污腐化行为也时有所闻。上层人物中“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一时盛行，一小撮富豪显贵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广大群众却终年劳苦，生活穷困，甚至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保障。两相对比，悬殊极大。
这种不合理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怨恨和社会不安，加深了国内的矛盾。反对派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形势加紧扩展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加强对萨达特政府的攻击。他们还攻击萨达特个人奢侈腐化，光别墅就几十座，汽车100多辆，不像他的前任纳赛尔那么简朴。
国内的反对势力于1980年2月组成“全国团结阵线”，提出实行议会民主，限制总统权力。流亡国外的人在前陆军参谋长沙兹利的纠集下，于1980年3月成立了“埃及民族阵线”，总部设在大马士革，口号是要用合法手段或暴力推翻萨达特政权，废除《埃以和约》，得到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
1980年12月，在议会的辩论中，反对党就不同意埃及向美国提供军事便利，并反对埃以关系正常化。1981年3月，议会最主要的反对党社会主义劳动党联合一些无党派议员提出成立调查美国在埃及的秘密军事基地问题的委员会。6月，反对党又指责埃以和约牺牲了巴勒斯坦事业，要求议会重新审议埃以关系正常化，并要求召回埃及驻以色列大使。
另一个反对党——亲苏的民族进步联合党，也竭力反对萨达特的“联美、和以、抗苏”方针，要求与“拒绝阵线”阿拉伯国家言归于好。1981年1月底，开罗举办国际书展之际，该党插手埃及和巴勒斯坦学生的反以色列示威，导致学生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此外，一些秘密组织也在开罗与亚历山大等城市频繁地制造破坏、爆炸事件。广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府官员认为埃及对以色列让步过大，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现状颇有微词。
反对派认为，在以色列未对巴勒斯坦承担任何义务的情况下让其在开罗建立大使馆，对埃及是个耻辱。反对派呈现了联合斗争的趋势，试图推翻萨达特政府。
1981年9月3日，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名，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虽然政府方面一再声称此次逮捕的主要对象是反政府主义者，但在逮捕的3000多人当中，有学生、政治家、宗教领袖、记者、律师以及一批无辜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当中有谴责批评过萨达特的人，有些是萨达特早就想除掉的政敌，有些人则是仅仅曾经写过反对政府的文章，文章中涉及政府的贪污腐化内幕。
这次非正义的搜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萨达特的对立面，原教旨主义者更是加快了刺杀这位埃及总统的计划。
1981年10月6日，当萨达特出席在埃及首都开罗东郊举行的一次为庆祝埃及十月战争8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阅兵典礼时，四名假扮军人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用冲锋枪向主席台进行了疯狂扫射，萨达特当场遇难，和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和总统私人秘书等7人。事后，四名此刻被捕，同时，经过调查，还有11个宗教组织试图刺杀萨达特，但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已经被人刺杀了。
萨达特总统的遗体最后被安葬在纪念十月战争阵亡的无名战士纪念碑下。
萨达特上台后，干了两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一是他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十月战争；二是他毅然不顾一切地与以色列谈判，用和平的手段收复了失地。
对前一件事，非议甚少。而对于后一件事，国际国内则评价不一。有人赞美他为勇敢的和平使者，有人则骂他是阿拉伯民族的叛徒，甚至不少埃及人把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看做是埃及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羞于启齿。然而事过境迁。萨达特被刺10年后，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持强硬立场的叙利亚和巴解组织部与以色列坐到了谈判桌前。虽然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但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也只有用和谈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所以，萨达特勇敢的和平行动将作为中东和平的先驱载入史册，虽然他这时早已离开了总统的宝座，长眠于九泉之下。但他的和平思想却像金字塔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他永远活在埃及和中东各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