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
刘晓莹译
我们接到报警电话，便火速赶往凶案现场。
富兰克林大道旁的一家小珠宝店，发生了一起抢劫凶杀案。
那一带的店铺很密集，但都很小，几乎全是由一人或两人经营。珠宝店一边是理发店，另一边是当铺。
珠宝店前大大的落地玻璃窗户上写着醒目的烫金字体：“珠宝商：鲍勃和贝尔托。”
我们到达时，看到收银台后面的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人身材颀长，留着长长的八字胡，有点儿像旧式闹剧中的恶棍，我约莫他的年纪在四十岁上下。
他僵直地向左侧躺着，双膝向上蜷曲，右手捂住胸口，手臂下有一道血在流，这表明那里有洞。血流得并不多，我推测他几乎是立刻死亡。
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小老头，带着一脸震惊麻木的表情站在收银台旁。守候在这里的警察说是他目击到凶案发生，然后报了警。
我打量了一下那个小老头，他身高约有五英尺六英寸，一头稀薄的头发，戴一副钢边眼镜，表情如同一只吓坏的兔子。
“我是凶杀组的保罗警官，你是鲍勃？”我和颜悦色地说道。
“是的，先生。”他颤抖着说，“我是店主之一。”
“他呢？”我问，同时向后面点头示意。
“他就是贝尔托。这真可怕，我们合伙十年了。”
“鲍勃先生，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在这里吗？” 我说。
鲍勃惊魂未定地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早晨九点钟左右，店铺刚刚开门。鲍勃结好账正准备去银行，一个持枪歹徒冲了进来，抢走了鲍勃手中的钱袋，又把现金柜里的钱也搜刮走了。
这时，贝尔托正好从后面外面走进店里，紧张万分的歹徒向他开枪射击，打死了他。
“这个莽撞的家伙长什么样儿？” 我问鲍勃。
“他有四十岁的样子，瘦瘦的，我看大约有六英尺高，一百七十五磅重。嘴角有一道又细又白的疤痕，一直延伸到左耳垂，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长毛的痣。”他摸摸右面颊说，“他的皮肤像吉普赛人一样黑，头发也是黑黑的，泛着油光，大鼻子，不管在哪里，只要再见到，我就能认出他来。”
“有这可能。”我对他描述得那么仔细颇感惊讶，目击者通常都被吓到大脑空白，很少有这样观察入微的。
“还记得他穿什么衣服吗？” 我问。
“茶色长裤，茶色皮夹克，茶色毡帽，帽沿被压得低低的，后面往上翘。嗯，是的，他拿枪那只手的手背……”他停顿着思考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惊讶却又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他的左手有纹身，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颗红心。”
“你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我说，然后回头对我的同事说：“立刻把凶手的特征通过电台广播出去，这样的人应该比较好认。”
现在，我对这个案子产生了浓厚兴趣。通常，你会发现案子无从下手，但是，我们有这位鲍勃对歹徒的详细描述，事情就好办多了。
“你是否注意到歹徒用的枪？”我问鲍勃。他回答说那是一把蓝钢的左轮手枪，但是他判断不出口径，因为他对枪不熟悉。
我问警察，在我来之前，他有没有对附近的商人或店员查问。
“西边的理发店和另一边的当铺都听到了枪声。”那警察说，“他们以为那是街上的汽车打火声，没有注意。”
我先来到隔壁的当铺。
当铺主人是一位面容慈祥的老人，名叫罗宾逊。他也说只听到汽车打火的声音，那是几点过一分的时候。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那位替他工作的二十岁侄子没来上班，老人不停地看钟，看他迟到多长时间。
“汽车打火声后，你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我问。
“我没有朝外看。”老人摇摇头说。
看来在这儿问不出来什么情况，于是我道谢以后朝门外走。
“可怜的鲍勃怎么样啦？”老人突然在背后问。
我停住脚转身说：“他有点儿震惊。”
“他是一个老好人，总是乐于助人，问问这附近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不是。” 罗宾逊叹了口气说。
“那么贝尔托呢？”我问。
“贝尔托先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喜欢讲死人坏话。但是，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报复心极重，谁和他有点儿什么瓜葛，他事后一定忘不了。”
我做个鬼脸说：“这世上什么人都有。”
“我想鲍勃也不喜欢他，假如他们不是亲戚关系的话，恐怕也不会合伙这么久。”他实实在在地补充说。
“他们是亲戚？”我感到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是啊，贝尔托和鲍勃的妹妹是夫妻。包娜比鲍勃小二十一岁，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去世了，是鲍勃把她抚养长大。而他自己一直没有结婚，所以，包娜和她的两个孩子是他惟一的亲人。”
离开了当铺，我又去询问了理发店老板，他也认为听见的响声是汽车打火的声音。他说当时他正在给人理发，没有注意时间，但肯定是九点以后，因为他刚开门营业，接待的是第一个上门的客人。
理发店老板还说，汽车打火声过后他并没有注意到是否有人经过，因为他一直集中精神在理发。
我回到珠宝店，问鲍勃失窃款的金额。他把账本副本拿给我看。整个被劫走的数目是：现金七百四十元，支票两百三十三元。鲍勃说，这是店里整个星期的收入。
我问鲍勃，打没打电话通知他妹妹。
“我……我想都没有想过。”他神色惊讶地回答。
“用电话通知这种消息并不是好办法，但总得有人告诉她，假如你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办，反正我正要去看她。” 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说：“她住在城南，不过最近住在北边第二十街我的公寓里，这事儿对她会是个很大的打击，警官，因为她和贝尔托吵了架。这时听到这种消息，你要原谅自己都很难。”
北二十街的公寓是一幢整洁的现代式砖造建筑，我按响门铃后，开门的是一位纤细美丽、年约四十岁的褐发女人。
“你是贝尔托太太吗？” 我摘下帽子以示敬意。
“是的。”
我亮亮警徽说：“我是警察局的保罗，夫人，我可以进来说话吗？”
她有些不解地说：“警察局？”然后退了一步，“当然，请进。”
我进入布置舒适的房间，她在我身后关上门。
房间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孩。
贝尔托太太介绍说，男人是她的一个朋友，小婴孩是她的女儿。
“警官，有何贵干？” 她问道。
“贝尔托太太，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说。
贝尔托太太一下子变了脸色，问道：“是不是我哥哥出了什么事儿？”
“不。”我回答，“是你丈夫。”
她的脸色立刻恢复了红润，给我的感觉好像她如释重负似的。
“哦，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反应好像并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就没有必要绕圈子说出这个噩耗，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今早珠宝店遭到抢劫，你哥哥没事，但歹徒杀死了你的丈夫。”
她眨眨眼睛，但脸色没有变，只说了句“哦！”便沉默不语。
“这正好解决了你的难题。”旁边的男人说道。
贝尔托太太责怪地说：“你不要这么说。”
“你难道希望我痛哭不成？”他说，同时看看我，“对不起，警官，贝尔托并不是我的朋友，他在离婚起诉书中把我列为通奸的共同被告。”
我离开鲍勃家时，已是中午，吃过午饭后，我到法院去查阅贝尔托夫妇离婚案的资料。
档案里有贝尔托的起诉书，但没有贝尔托太太的答辩书。他们之间的不合，不只是鲍勃所提的“吵架”那么简单，贝尔托的反应是非常强烈而又极具报复性的。
他的起诉书附有他太太和那个男人在旅馆约会的照片。离婚理由是妻子与人私通，不给赡养费，同时请求将女儿监护权判给父亲。他还请求不给予孩子母亲探看孩子的权利，理由是母亲不道德。
我离开法院后，坐在汽车里沉思了很久。
鲍勃惊人的观察力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许他对歹徒的详细描述根本不是观察出来的，而是臆想出来的。
我把车开回富兰克林大道，珠宝店的门外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我再次走进隔壁的当铺，问老人：“你知道隔壁他们有没有枪吗？”
老人先是有点儿吃惊，然后想了想说：“呃，有，还是很久以前了，他们开业的时候，贝尔托先生在我这儿买过一支枪，说是放在店里以防抢劫，是的，我确信是贝尔托先生买的，而不是鲍勃买的。”
“你的记录还留着吗？”
“当然。”他说，“我们一年还卖不到一打枪。”
他从柜台下面找出一本账簿，一页页翻着，用食指指着每一行的名字，忽然停了下来。
“这里，”他说，“十年前的九月十日，贝尔托，伊金街一七二六号，点三八口径，柯特牌左轮手枪，制造号码二三一八四O。”
我抄下这个资料。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老人好奇地问。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业余凶手通常不懂得处理凶器。为了以防万一，我派人去查珠宝店后面的各个垃圾筒，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没有获得贝尔托死于什么口径的子弹之前，我无事可干。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化验室的检验结果，死者身上的子弹是点三八口径的铅弹。
我还收到一个有拉线的皮袋，袋里附着邮局的信。信上说，这是从距珠宝店两条街远的邮筒里拿出来的。袋子里面装有存款的原条——副本在我手里——两百三十三元的支票，还有现金。
我和组长到地方法院去了一趟，离开时我口袋里有三张搜查证。
我打电话找到鲍勃，他说他准备办好丧事后再重新营业。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现在吗？”
“是的。”
他开了店门领我过去，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看你们留在店里的点三八左轮手枪。”
“警官，这里没有枪。” 鲍勃一脸迷惑地看着我。
“鲍勃先生，你妹夫在你们开业后就在隔壁买了一把枪，他说是准备店里自卫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种豁然开朗的神情说，“好几年前他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对把枪放在店里，枪使我神经紧张。”
我很遗憾地掏出搜查证，他很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我彻底地查看一番，没有枪。
我来到他的住所。贝尔托太太和女儿已不在那里，鲍勃说他们昨晚回家去了。我也彻底地搜查了公寓，那里也没有枪。
我们又去了他妹妹那里，同样仔细地搜查一番，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贝尔托太太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哥哥对此可没什么兴趣，我相信他心里明白。
我坦率地向他们兄妹解释我的看法。
“鲍勃先生，对这件案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昨天早晨你到店里结了一周的账，只是你没有把现钞放进皮袋里，只放了存款和支票。然后，你开车到两条街以外，往邮筒里丢下皮袋，在你妹夫上班之前回到店里。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开店门，一直到你开枪打死了他，藏好枪后才开的店门。因为你不愿冒被顾客发现的风险。”
“你一定是疯了，我哥哥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是全世界心肠最软的人。”贝尔托太太低声说。
“对你和你的女儿他是一个心肠最软的人，但当他所钟爱的人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变成老虎。贝尔托太太，我看到了你丈夫的离婚起诉书。”
贝尔托太太看看她哥哥．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鲍勃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你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他说，“警官只是猜测。”他挑衅地看着我，“那么警官，枪在哪里？”
我承认这是个难点，我找不到证据。
我把他带到局里审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名堂。我们让他重复地说他臆想中的歹徒，说了十几遍，没有一个细节不一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释放他，开车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打电话给鲍勃说：“鲍勃先生，我向你道歉，我们已经抓到杀你妹夫的人。”
“什么？”
“他还没有招供，不过，我们确信他就是我们要逮捕的人，你能来局里指认一下吗？”
“我就来，警官。”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说。
我们让这位矮小的珠宝商仔细辨认玻璃窗后面五个瘦长身材的人。他们全都穿着茶色长裤和茶色皮夹克。
第一个人有着一头油渍渍的黑发，黑皮肤，鹰钩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又细又长的白疤，右面颊有一颗带毛的痣。他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左手背上纹有图案，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个红心。
我瞥了一眼鲍勃，他的双眼瞪得溜圆。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向组长喊道。
按惯例我们有一套问话，是让证人辨认声音的。通常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可是现在组长没有问平常的那套例行问话。
“曼尼，你在哪里工作？” 他问。
“福特建筑公司，我是名工人。”
“你结婚了吗？”
“结了。”
“有几个孩子？”
“五个。”
“他们几岁？”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三岁。”
“你有过前科吗？”
“没有。”
“好，”组长说，“退后，第二个。”
他用同样的话问其他四个人，但是鲍勃没有注意听，他只是端详着第一个人。
嫌疑犯全部带走后，鲍勃和我留在办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里，抬头看着我。我站着。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逮捕第一个人，他的确符合歹徒的容貌，不过，我很抱歉，他不是凶手。” 鲍勃舔舔嘴唇说说道。
“你在富兰克林街的朋友和你妹妹都说你是个心肠软的人，鲍勃先生，不过，这事儿可不能心软。他和你形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个左撇子。”我不带任何表情地摇摇头。
“可他不是那个人。”他声音颤抖地说，“外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
“是啊，”我说，“是难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没有前科和五个孩子弄得心软。”
我打量了他一会儿，耸耸肩膀说：“我们反正会使他就范的，鲍勃先生，曼尼不像你，是有影响力的公民，他是个穷困、无知的贫民，而且不是美国公民，只是个墨西哥移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们处理他不必用文明条例，不必像我们对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做！”鲍勃几乎大叫，“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
他的脸色苍白，颤抖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着说：“我要招供，警官，我要招认谋害我的妹夫。”
我在四楼的洗手间遇到身材瘦高的大卫。他已经摘掉黑色假发和假鼻子，正在洗手背上那条蓝蓝的蛇和红色的心。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却没有那种破案后涌上心头的快感。
几年来，我利用人们贪婪、恐惧、报复的心理成功地使嫌疑人招供，但是，这是我头一次利用嫌疑人爱护别人的心理破案，我突然想不明白，警察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