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把一切历史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相联系，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凭借非凡的见识找出一些微小的原因，但对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往往视而不见。
而与他们完全相反的就是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没有影响，而少数公民即使能影响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对立的倾向。
当纵观世界舞台时，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首先看到的是少数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对其余的一切毫不关心。他们因为对于某些个人的重要性非常重视，所以就想将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扩大，自然而然地就要用一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解释群众的普遍运动。
相反，在民主社会中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没有人会对群众拥有异常强大的和极其长久的权力。这样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像是毫无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
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会使人的精神自动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在同一方面的普遍原理。
我坚定地认为，在民主国家里，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会因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而推迟或加速，但这些是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弱小的，因此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不如在贵族时代容易。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众多的一般事实中挑选出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就像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的，弄不清和无法透彻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对这种影响力加以否定。我们则主张从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进行研究。这样能极大地提高效率，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过分重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极大的慰藉。因为这会使他们可以总是凭借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掩饰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在我看来，无论在任何时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件，都有一部分是因为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虽然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比贵族时代的多，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却比贵族时代的少。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非常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几乎不承认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允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所有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当历史学家试图描述民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时，他们就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说明大部分问题，并在探索一般原因上花费大部分精力。但是，如果他们因为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但喜欢为每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为他们定出一个系统。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始终关注个人的作用，所以他们忽略了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它们之间有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
反之，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对演员不太重视，而对演出特别重视，所以他们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是很容易的。
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美丽的史诗，但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完备的历史系统；而现代文学尽管十分简陋，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系统。看来，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经常搬用的一般理论并没有被古代的历史学家充分利用。
民主时代的历史著作家，还有另一个倾向也十分危险。
当个人对国家的影响消失时，往往会使人觉得世界虽在运动，但隐藏的原动力却看不见。由于了解和分析那些对每个公民分别发生作用，而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很难，所以人们只好认为这个运动不是随意的，一个最高权力必然无形中支配着社会。
甚至即使终于发现世界上的确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人的意志，也不能拯救人类的自由。一个原因如果可以广泛地同时用于千百万人，而且强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那它大概是最难抗拒的。人们只要服从了这个原因，就只好认为不能再抗拒。
因此，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某些公民有支配全民的命运的能力，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能力。他们有时认为正直无私的天意摆布着人民，有时认为荒唐的宿命支配着人民。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都使这个民族与它无法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依次研究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研究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研究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锁链，把整个人类的所有事件一一放进去，使它们联系起来。
他们不满足于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他们研究完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便对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进行论证。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引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在阅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我们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把握好自己，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就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别人视如草芥。
如果这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沉迷的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渗透到全体公民，控制了舆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不用很长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学说特别危险。当代的人对意志自由十分怀疑，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人结成团体时是具有力量的和自主的。这个思想应当被发扬，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