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信仰的影响非常强大的时期，人生的最终目标被人们放在来世。
因此，这个时期的人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心甘情愿地习惯于凝视着一个固定不动的目标，一连多年，并不停地努力奔向这个目标；在随心所欲的前进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抑制许多转瞬即逝的小小欲望，而满足于自我心中的那个伟大而永恒的志望。就算是这些人在忙于现世的事情，这种习惯同样也在指导他们的行动。在现世的一切行动中，他们愿意为自己定出一个明确的总目标，并愿意尽他们的最大努力直奔这个目标。他们有总的规划，并孜孜不倦地终生去追求，而不会天天改换目标，以追求新的志趣。
正因此，笃信宗教的人民能够经常完成目标长远的事业。人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在追求来世的幸福的同时，也掌握了获得现世幸福的重大秘密。
宗教使人养成了待人处世都考虑来世的习惯。从这一点而言，宗教对现世幸福的促建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这也是宗教的主要政治作用之一。
然而，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目光逐渐变得短浅，最后让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
人们一旦习惯于不再考虑死后将是怎么样，便会轻易对未来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最适合人类的某些本性的。人们一旦不习惯于把自己主要的希望置于长远的目标，自然而然地，他们就想尽快实现眼前的一些小欲望；当他们对永生表示失望后，他们急于追求现世幸福的样子，就仿佛他们真的只能活一天了一样。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便是人们不断地受日常偶发的欲念的驱使，抛弃那些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而不愿意再去做那些长期的、稳妥的和伟大的事业。
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如果有一天它的社会情况民主化了，则上述危险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当广泛的竞争为所有人敞开大门，每个人都在不断设法改变自己地位的人，财富在民主的动乱当中一瞬间就可以失散或积聚时，人们的头脑便极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幻想，想到突然发财，想到得失俱易的巨额财富等。社会情况的这种不稳定性，又不断加剧了人们欲望的易变性。由于命运的这种变化莫测，人们便只顾眼前了。于是，现在掩盖了未来，人们也不再想了明天。
在由于不幸的巧合而使民主制度和不信教的思想同时风行于一个国家时，哲学家和执政者要做的大事便是应当不断地号召人们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的行动目标。
道德家们在潜心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精神时，应当学会保护这种精神。他们应当不断努力，向同时代的人指出，就算在动荡连绵的条件下，人们也可以规划并实施长期的事业，而且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他们还应当让同时代的人明白，虽然人类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变，但人们可以用来促进现世繁荣的方法仍未改变。不管是不是民主国家，人们要使渴望幸福的共同激情得到满足，只有抗拒眼前的许许多多的个别小欲望。
执政者的任务也是非常明确的。
无论在什么时代，领导国家的人都必须高瞻远瞩，特别是在民主和怀疑盛行的时代，更是应当如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照此做了之后，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实例使人们学会处理私事的方法，而且可以使国运昌盛。更重要的是，执政者在为政当中，必须尽一切力量排除没有长远打算的侥幸心理。
在贵族制时代，因为整个制度和舆论已使人们积久成习，只会循规蹈矩，慢慢腾腾前进，所以侍臣的无功受禄和突然得宠，只能在贵族国家里产生短暂的影响。
但是，由于在民主国家，人民只顾着忙自己的私事根本不关心这些事，假使出现这样的事情，便会产生极大的恶果。因此，在怀疑主义和平等同时盛行的时代，首先应当防止君主或人民的随心所欲，使人尽其才。不能让那些野心家轻易地登上高位，应当使每一次晋升都是本人努力的结果，使任何目标都必须经过长期努力奋斗才能达到。
政府应当努力使人们恢复对未来的憧憬，这已经不能指望由宗教和社会情况来恢复，而要以实际行动来教导公民，让他们知道财富、名誉和权力等，都是靠劳动取得的，明白要想获得巨大的成就，必须订立长远的目标，而凡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都是持久的。
当人们习惯于预见目前应做的事情的长远发展，并仔细规划工作的时候，就永远不再会使自己的思想被现实生活束缚，而是能随时冲破限制，往远处看。
因此，假使人民习惯于在现世便考虑未来，则用不着指示他们，他们就会自动去接近宗教信仰。
由此可见，使人们不经过宗教而能达到指定目标的办法，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仅有的，通过漫长而弯曲的道路让人类建立起信念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