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从未听说有人用钱去买官，但我却总是会怀疑公务人员的廉洁。甚至我常听说他们是依靠卑鄙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手段来获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尔试图学坏，则民主政府的首脑就属于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会腐蚀人民的道德；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造成更加不良的影响。
在民主国家，当上国家首脑的人差不多总要受到令人不快的怀疑，所以他会利用某种办法由政府来保护他免于指控。这样，他就为被掩盖的恶披上了光荣的外衣，为尚在同恶进行斗争的善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有人会说，无论是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会出现可鄙的人物当上首脑的情况，邪恶的感情各阶层都有，王位往往是凭生来就有的权力而获得的。但是，这种辩解仍然是徒劳的。
因为偶然掌权的人物的腐化行为被通过一种粗野庸俗的东西而传染给大众，而在一些巨富的堕落生活中反倒因为具有某种贵族的文雅风度和高大气派而不至于影响大众，所以这种答辩不会使我满意。
人民永远不会理解宫庭内部斗争的秘密，而且人民也往往难于察觉文雅的举止、高尚的爱好和美丽的言辞掩盖下的卑劣行径。但是，就连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偷盗国库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跃跃欲试。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乏道德，而是缺乏道德使他们成了大人物。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普通公民看到了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就有权领导他们了。他们肯定不愿意把这个人的发迹归因于他的才德，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们便认为只能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其中的主要原因，并经常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结果，在权势和卑鄙之间，在成功和下贱之间，在实惠和丢脸之间，人们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
民主能够作出哪些努力
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作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人们还抱以极大的热情——战争将近尾声时热情已经减退许多——在美国建立征兵制和海员强迫服役制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民主国家不能像其他任何国家那样作出不懈的努力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政府指的是遵循人民真正意愿的政府，而非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是最难反抗的政府，因为它总是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迅速并顽固地去实现独裁者的意志。
当国家发生危机时，很难说一个民主政府能作出多大努力。
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不能用共和去称呼1793年统治法国的寡头政治，因为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只有美国才是共和政体的新光辉榜样。
自联邦政府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它只遇到过一次生存危险，那就是独立战争。在这场长期战争之初，人们还能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劳[15]。但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国民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燃起：人们不再向国库交款，还拒绝去应募当兵。人民虽然想获得独立，但又在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却步。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写道：“我们增加了许多税目，也试行了一些新的征税办法，但结果都是徒然。公众的期望已彻底化为失望，国库空空如也。因为我们民主政府的性质而确定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着通货奇缺的僵局，这种局面又进而导致贸易萧条。虽然民主行政当局一再试图扩大税收，但并未见成效，以至于各州的立法机构也终于认识到这种做法是愚蠢的。（万人文库版第55页）
从此以后，美国再也没有进行过一场持久的残酷战争。
因此，美国人民要想知道民主制度能够忍受什么样的牺牲，必须等到像英国人民那样必须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处理，或者像法国人民那样必须把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美国人不承认征兵制，招他们去当兵就得给钱。强制征兵的办法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那不是美国人民的习惯，以至于我不相信竟有人敢把它写进法律里。法国所谓的征兵制，无疑是人民最沉重的负担。但是若没有征兵，我们靠什么来进行一场陆上大战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那种强制海员服役的办法，他们也没有像我们法国这样的海军征兵制。美国的海军就和商船上的海员一样，都是依自愿原则去参加应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竟能不依靠上述两种办法之一来支持一场大海战。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很多光荣战斗的合众国，从未有过一支大舰队，但它为装备数量有限的几只舰艇，也曾花了很多钱。
我曾听到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承认，美国如果不采用海员强制服役制或海军征兵制，将很难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要让行使国家主权的人民接受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
在危机时期，自由国家一般能比非自由国家表现出更坚强的毅力，这一点是无须证明的；我也更愿意相信，这种情形在贵族成分占优势的自由国家中尤为真实。在我看来，用民主制度治理和平社会，或在必要时用它作为鼓舞人心的力量，要比长期用它去抵制威胁国家政治稳定的大风暴合适得多。理由很简单：热情虽然能使人不畏艰险，却不如深思冷静更能使人长期对抗艰险。所谓自发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动更具有智慧。一般来说，虽然只靠激情就能鼓起最初的干劲，但要想达到最终的结果却必须把最初的干劲一直坚持下去。人们是为了拯救其他部分，而不得不拿其一部分珍贵的东西去冒险。
但是，这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对未来的清晰认识，正是民主所缺乏的。民主制度下的人们运用感情超过运用理智。眼前的苦难虽然很大，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考虑到因战胜不了眼前的苦难而造成今后更大的苦难。
还有一种因素会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坚定持久。
人民不仅不能像高层阶级那样能看清未来的祸福，还要比他们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灾祸。虽然贵族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然而他们获得荣誉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是相等的。对贵族来说，当他们将其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只是暂时失去对这些财富的享受；但是对穷人来说，光荣地死去并没有诱惑力，而那些连富人也讨厌的赋税负担，却会经常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民主共和国的这种在危机时期的弱点，也许是欧洲难以建立这样的共和国的最大障碍。民主共和国要想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时使其他所有国家也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经过时间的推移，民主政府一定能使社会实力得到提高，但它却不能像贵族政府或专制君主国那样迅速地把力量集中于一点或一个时刻。我相信，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时，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加富强，更加繁荣，也更加人丁兴旺；但在这一个世纪内，它也会面临多次被这些专制国家入侵的危险。
美国民主通常显示的自制能力
美国人民经过很长时期才接受了对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利的东西，在这期间，他们还曾拒绝过——美国人可以补救失误
为了未来的利益，民主需要暂时克服激情和压制民众的过度需求，这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现。
爱听奉承的人，是难以自我克制的，当有人请求他们解决问题或救助时，即使他们也认为目的合理，但最初几乎都是加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使人们称赞不已。但必须补充的是，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来为人民制定的，因此它对那些时刻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是有利的。由此可以设想，一项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实际效益的令人生厌的法律，要么无法得以通过，要么通过以后也不会被遵守。
在美国，没有惩罚虚报破产的相关法律。这难道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吗？恰恰相反，是因为破产者太多了。大多数人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胜过害怕因他人破产而遭受连累，除此之外，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也会抱有一种错误的原谅心理。
在成立不久的西南各州，谋杀案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原因就是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那片荒漠上的粗野无知的居民认为与其诉诸法律，不如彼此进行决斗。
有一次费城有人对我说，几乎美国所有的犯罪都是由酗酒引起的，因为酒很便宜，即使是下层人民也可以开怀畅饮。于是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对酒水课税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倒是常想这样做，但害怕人民反对，就放弃了。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下次肯定不会再当选。”我接着说：“这样看来，嗜酒者在你们国家属于多数，禁酒在你们这里就不得人心了。”
当向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只会回答说：“让时间去解决一切问题吧，痛苦的经历最终会使人民清醒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需要。”事实也的确如此。民主制度虽然失误的机会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认识到了错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比较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对抗，也从来不会因利益与理性为敌。但是只有通过实践检验之后，人们才能承认民主制度的真理性，而许多国家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失误的后果，就已经灭亡了。
因此，美国人的显著优点，不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明智，而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及时改正。
还应补充的是，为了能做到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民主制度的实施应当以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为前提。
有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很差，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知汇集起来形成了人民的性格，以至于人们找不到不幸的根源，从而被未知的灾难压倒。
我曾穿过几处印第安人曾经居住，如今已不见其踪迹的广大地区；我曾在人口日益减少、光荣逐渐消失，如今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过这些印第安人预测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却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严重，但哪怕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只有在将来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当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动乱之中时，我感到很吃惊。人们每天都在期待，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在目前来说，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些地区，社会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其走出这个深渊。
这些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美丽土地上的人民，好像一心要互相毁灭，毫无回心转意的趋势。筋疲力尽时，他们就暂时休战；之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这种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不得不相信，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在我的思想中，专制和恩泽这两个词却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
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暴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被人觉察
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16]，但他们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总的对外政策脱离了人民的直接监督和日常监督。因此，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不能说是绝对民主的。
历史上，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至今还存在影响：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值得赞美的致其同胞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这位伟大人物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基本处事原则是：扩大对外贸易往来，尽量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关系。就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因彼此之间在一些根本利益上互相牵连，它们必然会陷入持久的纠纷之中，而这些利益却与美国基本无关，纠纷的根源也不涉及我们。因此，今后如果人为地把美国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政治间的分分合合纠缠不清，那是很不明智的。
“美国远离他国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外交路线。假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可以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治理下存在下去，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不会再因外国入侵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根据我国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是和是战，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且受到尊重的立场，也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或向我们挑衅。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怎么能放弃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反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一部分的联系起来，导致我们的和平与繁荣与欧洲人的野心、任性、利害、对抗或者妄为纠缠不清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是不和外国永远地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像现在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将我的话理解为不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最好的原则向来是诚实，不管在公务上还是在私事上我都信守它。所以我重申一次，我们要信守条约的本义。但是，对原来的条约扩充或者另订新约，则都是没有必要和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