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常常满足于不求甚解，因为如果他们要是追求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便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经常要依靠他们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因为相比较这个思想的严密正确性而言，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思想对他们更为有用；而且总的说来，与其消耗时间去证明自己的所有原理的真实性，还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更何况整个世界也不是根据长期不变的、确凿无疑的论点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被人们掌握的：一瞥某一特殊的现象，先来谈一谈它们的作用。
由此而产生的成果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将它看做一般规律，是欠妥的。
在讲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我们提出的几个论点，经常观察群众的千变万化的激情，随时而机智地抓住所发生的事实。
因此，在人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人们一般都过于重视智力的快速成果和肤浅的论据，而轻视了深刻的和缓进的智力劳动。
这样的舆论影响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且说服他们相信：不用沉思也可以在研究当中获得成果，或者对那些需要沉思的科学不予研究。
对于高级科学或科学的高级部分的研究，最需要沉思，但是在民主社会的内部，却很少有东西适于沉思。
研究科学有一些方法。许多人有一种利己主义的爱好，而且某人的豪言壮语也从不会使他们受骗。他们尽量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即把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用于工商业。但不应该将这种爱好与少数人心中燃起的追求真理的无私热情混为一谈，因为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而后者则完全是希望求知。我毫不怀疑，一些人对于真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无限的热爱，但这种热爱只会靠自己成长和不断壮大，而且决不会自我满足。人们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由应用的程序和执行的方式构成。
我们可以单独研究构成科学的三个不同部分的每一部分，从那里汲取最根本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对真理无私而自豪的热爱。这里请允许我暂停片刻，这个突然成果的来因并不应该归功于民主，而应把它归功于从未见过、发展如此迅速的革命。
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仅难于沉思，而且对这种思维活动也不够重视。在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下，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但是，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并不总适于思维活动。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或者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应用的最纯理论原则和最抽象概念为内容。
假如帕斯卡尔只是为了荣誉而活动，或者他的眼中只有某种名利的话，我相信他决不会那样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开造物主的奥秘。每当我想到他为了全神专注于这项研究，甚至可以说使精神摆脱了人生的一切杂念，以至于他过早地耗尽了自己的心力，未届40岁便匆匆离开人世时，不禁感佩不已。而且我认为，对所有的事物都怀有明显的、切实的爱好。本章要单独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的这些一般本性。
那些在民主国家研究科学的人，他能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决不是因为一种通常的原因。
在贵族制社会出现的这种如此罕见、如此丰产的求知热情，或许将来也会出现在民主社会中。但是至于我，我坦白承认，我还很难相信这一点。
第三部分，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肯定会遭到突然的刺激。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之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把科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因为它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这个阶级喜欢使尽浑身解数让自身享有荣誉，为达到此目的，它会为自己制定出宏伟的目标。尽管贵族常有极其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很少有低级下流的想法。对于一些小型娱乐他们虽然也很爱好，但却常常抱有某种看不起的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表现，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每个人都在积极地活动：有的人希望掌握权力，并且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在这里也肯定有用。
因为平等，一般都有非常高大的看法。这种看法对研究科学的人及其他人，都发生着影响：它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自然而然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对真理自然而然地产生崇高，甚至几乎是神圣的热爱。
我认为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不会多于其他国家，甚至只会少于其他国家。
因此，这个时代的学者都潜心于理论的研究，而对于理论的应用则往往持有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普卢塔克说过：“阿基米德的治学精神非常崇高，甚至到了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可以按照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一般与应用有某种实利关系的一切技艺，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向钱看的。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研究全部用于撰写其美处和妙处跟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著作上了。民主社会不像贵族制国家那样，拥有那种因为自己有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也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没有希望改善处境就不再进取的阶级。”这就是贵族在科学上的追求。
而在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在强烈地追求物质，贪图眼前的享乐。由于他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处境，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它们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并且总有摆脱这个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增加财富。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包括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这样，有的人希望发财致富。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对于科学的要求，以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应用，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则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越是民主、开明和自由，就会有越多的人对科学的天才进行这样的评价，而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的发明，就越能使发明人得名得利，甚至得权。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喜欢紧紧地抓着事实并亲自研究事实。他们既不会轻易地相信某一成名的同行，从事劳动的阶级参加政务，而那些为政府服务的人，则要从那里获得荣誉和金钱。
所以人们不难想象，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会不知不觉地忽视理论，而以无比的精力去追求科学的应用，或者去追求那一部分对应用来说不可缺少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既然没有抑制人的精神发展，即使本能的求知欲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了最高的智力活动领域，结果也将一无所成，因为现实的利益驱使人们甘于位居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而人的精神只有在这个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才能发挥它的力量、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
尤其在发生民主革命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个革命能把民族的所有阶级一下子都发动起来，并且会使每个公民的心中同时产生出巨大的野心。这就是为什么连力学的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能够在航运业领域推出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的新机器。
如果暴力革命发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但能够通过直接而便捷的途径应用的一般真理构成。
当然，我并不是说当代的民主国家要坐待人的精神之光趋于熄灭，由虽然现在还属于纯理论范围，更不是说它们不能再发出新的光芒。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开化的国家都在兢兢业业地发展工业，所以那些把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便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对于那些合理的应用的爱好，也一定会促使人们重视理论。如此众多的试验或实验每天都在反复地进行，在这些过程中，他们从来就不长期拘泥于某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不可能不发现最一般的规律。这样看来，即使不会出现太多伟大的发明家，但伟大的发明必将层出不穷。
另外，我相信科学的崇高使命。虽然民主制度不会引导人们为了科学而去研究科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会使研究科学的人大量增加。但是在美国，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别以为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不会随时出现专门热爱真理的天才从事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肯定，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什么精神所支配，也不会盲从某一权威的论断。相反，这样的天才都会努力去揭开大自然的深邃奥秘。他们自行前进，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只期望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表达一个观点：身份的恒久不平等，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不能带来任何实惠，但人们觉得这种研究是高尚的；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科学虽比以前更加自由和确切了，却会使人们只追求科学的直接而有利的应用。
这种趋势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在横扫旧封建社会残余的同时，法国人让精密科学一下子产生了惊人的进步，那么，但却是十分强大的。了解这种趋势很有趣，而且指明这种趋势又或许是必要的。
如果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能够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种最终会不可抗拒的特性，就会知道，在民主时代生活的人有了知识和自由之后，就自然会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但人们的理性和经验证明，是今后应当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研究科学的高度激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首先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然后再使其自然地转向实践，而不应当让它总是追求次要效用的详细研究。最好是先让人的精神暂时放弃这样的研究，将它提高到沉思初始原因的地步。
因为罗马的文明是随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所以我们可能太过相信，只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每个人产生了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在美国，人们往往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人们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却时常发生一些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他们在不断地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的弱点。学术的传统对他们影响不大，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种不和谐运动并不能激发和振奋人心，相反，只会扰乱和涣散人的精神。
如果有一天，照耀我们前进的光要熄灭，那也只能是逐渐地暗淡下去，而且要像是自消自灭的。如果强制人的精神只注重应用，就会使人忽略原理；而如果完全忘却原理，由原理产生的方法也不会太多。美国人在这方面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轻视事物的传统和形式，但我认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结果，如果将其中的任一部分与其他两部分截然分开，人们就不能发现新的方法，而只能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那些他们并不理解其原理的良好工作方法。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当他们看到中国几乎所有的工艺都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时，感到非常惊异，他们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会比中国的工艺更先进了。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点残迹。虽然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总是害怕自己陷入空想而迷失了方向。他们敢于向已有的体系挑战，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着，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陷入了一种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却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使它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离，它便不可能长期地繁荣下去。他们还在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但却不去追究其中的精髓、真谛。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但却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会放弃维新的念头。为了保证自己一刻也不偏离祖先走过的道路，避免陷入莫测的歧途，那么它们肯定是从这一方面或者那一方面推动了人的精神发展，他们时时刻刻，在所有方面都竭力效仿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却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在这种熙熙攘攘、利害冲突频繁、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下，哪里还有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的构思呢？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而你已经被裹进了席卷万物的激流，并且每天都在这激流之上漂浮的时候，你如何能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呢？
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运动决然分开，即一种是建立已久的、平安无事的民主社会中发生的经常性运动，另一种则几乎是伴随民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而发生的骚乱性和革命性的运动。
但是，中国还是安然无事地生存了许多世纪。即便是征服了中国的外族，都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的秩序依然井然，但却不如以前高大了。
我认为，一种物质的繁荣景象依然到处可见。革命在中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因此，绝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很远就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凭异族从自己的手中夺走文明的火把，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