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2)
为谁而写作
丰厚广博的现实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准备，当代文学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们以深刻的现实感而获得其深厚的历史感，并以其在人们心灵中的深远影响而参与着时代的变革和发展。
但也不必讳言，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他们不顾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主张回避时代，或遁入历史去描写抽象的人性和仇爱，或退回自己的一己天地，抒写潜意识深处的私情物欲，于是出现了带有“有闲”趣味的“私文化”、“奢文化”和“病文化”。时代精神被疏离，现实人生被回避，理想、价值被拒绝，“典型”和“风格”都不见了，代之以千人一面的对“自我本体”的病态关注和精神幽闭状态下的灵魂私语。表面看来，这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似乎应该要求他们走向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创作出健康而明朗的作品来，但这里面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经济成份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来。市场经济带来了某些“有闲趣味”，一切的“私文化”、“奢文化”、“病文化”都成了合口味的商业“卖点”。
这里不简单是一个文学与生活的问题，而是“你为什么而写作”的“为谁服务”的问题。反映广大“工人”、“农民”的精品减少与“有闲”趣味的泛滥，根源在于“利益驱动”。“工人”、“农民”不是他们商业运作中可供“炒作”的卖点，缺乏为营利而写作的巨大动力。那些“回避”现实的作家们并不是不知道今天的现实，那些专注于“私欲私情”的人也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在“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上显出了他们的本质动机。文学的许多问题归根结蒂是文学家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及世界观的问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论述普鲁斯特写不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这样充满道德思辨的大学生形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缺乏知识，而是良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艺为人民大众，这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思想核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一切作家、作品根本立场和本质态度的试金石。列宁对蔡特金等人谈话时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少黑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把精致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由此看来，复杂的文学现象其本质并不“复杂”，由对现实的态度问题我们又回到文艺和人民的基本问题。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历史的必然和逻辑的必然使我们重新面临它们。朴素而永恒的真理永远是我们拨雾见山、澄清迷惘的利器。它将贯穿我们的文艺批评，使我们的文学能够真正面向现实、服务人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伟大作品。
要畅销更要长销
曾几何时，学人们都迫不及待地呼吁放开文化市场，以为一旦图书市场放开搞活，学术著作定会出路通畅，大行其道。未曾想，言犹在耳，事难遂愿。琳琅满目的图书市场不仅没有扼住严肃文化萎缩的颓势，反而在不经意中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为市场生产制作畅销读物的写手和出版商，这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如果那许多畅销的读物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美感，有令人赏心悦目的轻松娱乐功效，不管你名气大小，形式何样，人们都理应为之欢呼为之庆贺。但事实上，不少在图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花花绿绿的畅销书既没有什么文化含量，也不能给人提供审美愉悦。它们或搜奇猎异，故弄玄虚，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与案例招徕看客；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和猜测渲染得煞有介事；或哗众取宠，招摇撞骗，不时弄点笔墨官司来点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恶意炒作自己；或声色犬马，追腥逐臭，靠各种隐私、黑幕和丑闻之类的猛料来满足某些人的窥阴癖；或邯郸学步，人云亦云，看苗头、辨风向，什么火爆来什么，专门为地摊批量生产一轰而起的文化垃圾。凭心而论，这里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既不是政府所倡导的，也不是民族文化积累所必须的，甚至也不是读者发自内心所期待的。善良的人们面对这些档次不高的出版物居高不下的印数，往往表现出一种困惑、迷惘甚至是悲哀之情。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采取轻蔑的态度不屑一顾，或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抑或是简单化封杀似乎都于事无补，高度重视并正确引导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们要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事业，理所当然希望图书畅销、市场兴盛。下决心花气力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不断扩大优秀精神产品的市场覆盖面，让更多健康有益的畅销读物占领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既定战略。因为读者越多、市场越大，才能真正体现出文化产业的发达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但是，文化出版物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有着商品属性的精神产品。文化生活牵涉到千家万户，显示着时代的风貌，文化产品的格调的高下优劣既反映着当下社会的素养和情趣，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时尚。这就要求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具有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在考虑图书畅销与否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它的社会影响，考虑它对读者心灵和社会风气是有益抑或有害。如果听任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的市场魔方的导引，唯孔方兄马首是瞻，迎合社会上一部分读者情趣不高的阅读需求，一味地在恶俗情调上找卖点，在感官刺激上做文章，让读者特别是初涉世事的青少年读者，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之后感到一无所获，甚至上当受骗，那么这种畅销就是有害的，其销售越多、流布越广，害处就越大。
文化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只有把“当代”与“千秋”的“功”“利”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图书畅销除了自身的价值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原因外，还受特定时间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习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时一地的畅销反映的可能只是局部的社会需要，如果这类局部需要是建筑在无聊的噱头、肮脏的黑幕、感官的刺激和恶俗的流行之上的话，那么，其销亦畅，其朽亦速，到头来，只能是一堆短命的文化泡沫。只有经过时间淘洗，经受历史的检验，能够传之久远，让子孙后代去追寻去消费的读物，才能算真正的文化精品，才能在民族文化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
畅销只能表示当前，长销方可代表永远。任何一个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出版商，都应该不为眼前时尚的喧嚣和金钱名利所诱惑，精心创作，精心打造，挤掉世俗的粉彩和缤纷的泡沫，摆脱昙花一现的窘况，在追求当下畅销的同时，更要着眼于未来的长销，努力在各种热销的出版物中留下一批有分量的、可以成为当代文化标志物的代表性作品，用长销实际业绩毫无争议地经受住后人评说。
文学的时尚与流行
即写即发的网络比以往任何媒介都更敏感地反映着“时尚”与“流行”的口味，网站、书坊的作品排行榜也在鼓动着人们的消费心理。“流行，还是不流行？”“时尚，还是不时尚？”已是摆在作者和读者面前的必答问题，对这一哈姆莱特式问题的回答方式，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人们与时代潮流之间的亲疏关系。
“时尚阅读”与“流行品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文学在时尚与流行面前是拒是迎，作家与读者有着各不相同的选择。我们曾见到有作家为“畅销”二字所诱，改文风，换手笔，写出风格大变的流行作品；我们也曾见到有读者为“时尚”、“流行”的无形威压所屈服，气喘吁吁、顾盼连连，追星逐浪、手不释卷，到头来胸中积郁块垒万千，内心堆砌芜杂一片……作家与读者，这文学始终两端的重要参与者，都为这共同虚拟制造的“时尚”与“流行”累得精疲力尽，失了根本。文学，在热浪阵涌的时尚流行面前该如何选择定位？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知道，文学作为更高的悬浮其上的意识形态，并非总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致同步；文学也同样不需要与现实的时尚潮流步调整齐、并辔而行。与文学作为自觉、理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流行与时尚更直接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面向普通大众口味的经济生产活动，直接感应着流行与时尚的最新动向，并进而影响和回应着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状况。
我们不能要求现实发生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具有自觉和前瞻的历史意识，大量的经济生产只为消费大众最直接的需要而生产，大众的平均口味和直接需要任何时候都有雅俗优劣之分。是对大众口味扬优抑劣，引导健康的流行时尚；还是被动顺应不良消费需要，见利投机中饱私囊？这是摆在作家、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如何作答，将关系着人们的道德良知、社会的整体风尚乃至未来的历史走向。
一切投机、顺应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创作生产行为，都是在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牺牲的可耻行为。他们得到的只是个人的蝇头小利，社会付出的却是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社会是有机、连续的历史整体，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将在我们日后的生活乃至后代的生活中逐渐显现出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自古而今的历史逻辑，不要使我们种下的苦果，让后代品尝；不要让我们埋下的蒺藜，使后辈遭殃。
文学作为体现历史自觉的精神力量，承担着书写社会良心的责任。引导阅读潮流、创造健康时尚，是每一位文学事业参与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在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市场运作中，文学应该在更高的自觉层面上涵容时尚、筛选潮流、引导方向。文学要以锐利的观察、灵敏的感受、卓越的智慧和深沉的爱心，分辨出哪些是时代激湍的一时飞沫，哪些是将长留青史的永恒瞬间，哪些是绚目一时的彩虹云霓，哪些是形成恒久影响的时代气候……
文学应该挖掘时尚流行之下的积极活跃因素，使时尚和流行成为经典。“舟行李太白，岸登谢灵运”、“家家井水，户户柳词”，东方的唐诗宋词创造了“传诵一时，芳泽千古”的经典时尚，莎士比亚在西方也树立了“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时代”的源远流行。文学有时也应该与不自觉的市场运作保持一定的距离，文学要引导时尚、涵容潮流，而不要被时尚吞没、被潮流裹挟。
在过往的时代，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真正能够书写一个时代、并代表这一时代的作家，被拒斥在时代的时尚流行之外，他们在喧嚣的时尚潮流远处默默无闻、身影踽踽。历史，需要在这时尚与流行的潮声飞沫歇息下来好久，才蓦然发现她自己的真正娇子。一百七十年前的法国巴黎，一位来自外省的青年人正背负着做生意欠下的十多万法郎的债务，靠一杯接一杯的苦咖啡昼夜不歇地写作着。在“才子”频出的巴黎，乔治？桑注意到了这位外省青年的写作意义，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众多的作家中，他并不显眼，但我认为这位名叫巴尔扎克的人将会为我们留下些什么。”这是又一种文学大师契入历史的方法，他们以对所处时代的时尚流行的自觉反动，进而跳跃进入未来时代的真正主潮之中。
文学是时代的水文观测站和水流调节站，它不应把海边的飞沫和近海的浅浪当作历史记录加以保留，它要在时尚与流行的更深更远处触摸来自大海深处的潮流涌动。它一边观测、一边调节，一边梳理、一边引导……文学与社会诸多要素一起，为社会在现时和未来能够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发挥着自觉的历史作用。所有的努力调节与引导，都使大海在未来成为子孙后代们真正的母亲和故乡。
我们的后人将呼吸着健康的时尚空气，品味着即将成为经典的流行作品，构建着自觉、合理的社会运行模式，文学艺术大师们，将幸福地被同时代的人们认出并珍惜。
文坛拒绝“注水肉”
生活中，人们痛恨注水肉。因为注水破坏肌肉纤维结构，造成营养流失，且口感很差；更兼注入水质的复杂，肉品易于腐败变质，食后损害身体健康。然而，在文化市场上，注水现象却大行其道，虽间有訾议，但深层危害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警觉。
君不见：某些当红演员，每年可在数以十部甚至还多的影视作品中出镜，所饰角色均可透露出他（她）们跑场、串场的匆忙与倦怠；某些高产作家，每年有数部长篇小说问世，本应字字玑珠的文学演变成口水大观；某些知名导演，影视、歌舞、戏剧、晚会无所不能，挂名之作连篇累牍；某个一夜窜红的演艺明星，马不停蹄地“全国巡演”，节目总是那个成名的摹仿秀；某些时髦学者，满世界奔波，贩买狗皮膏药状地信口雌黄，正在把神圣的讲坛变为江湖道场……
君不见：不知有多少电视剧被无故抻长，结构的无序、条理的杂乱和镜头的冗余，令人难以卒观；有多少舞台演出用华丽的道具和奢侈的舞美，来装点剧目空洞无物的苍白；有多少短篇素材被敷衍成鸿篇巨制，语言絮叨如八十老妪讲述过去的故事；有多少并不新颖的观点被冷饭复炒，随意放大，催生出批量的学术垃圾；有多少常凯申（蒋介石）、门修斯（孟子）式的错译在谬种流传，让世人啼笑皆非；有多少经典名著遭遇恶意绑架，再三改编，最后被肢解得体无完肤……
所有这一切，从中都不难找到率性而为、恶意注水，甚至是掺杂使假的踪影。它导致年产量数以万部集的电视剧和上四百部的电影作品真正走进观众视野的不到三分之一，年出版量超过二十万种的图书得以再版者少而又少，海量级的学术论文能进入SCI、SSCI（科学与社科引文索引）者极不成比例。尽管其中或许也有操作方式、市场环境、学术见解上的差异因素，但文化产品中快餐化、泡沫化泛滥的现状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
在文化产品大量注水的背后，既折射出文化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和文化理念的错位，折射出文化人不甘寂寞、日益膨胀的名利诉求，也折射出文化市场无限放大了的娱乐化需要以及社会关于文化价值评价机制的失范。在这里，默默无闻者急于成名，出名后又总怕被人遗忘；学人需要有成果换取职称，高职称者又需要闻达维系权威；还有以字数和集数计酬的结算方式，以名人效应招徕顾客的市场营销策略等等，各种光鲜的诱惑，无时不在冲击着文化人的学术操守和道德堤坝，文章千古事的不朽追求迅速让位于现实的利益需要，“注水”自然也就成了文人追名逐利，恶意迎合市场的共谋。
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容重复的、高强度的精神劳动，文化产品的价值高下在于它对世界认识和把握的逼近程度，体现在对自然、人生、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所进行的独特发现与创造。创意越新颖、创造越独特、对社会进步越有益，文化的价值就越高。严格意义上，这是个质的判断而非量的权衡。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将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向社会的生产方式，理所当然要关注利润。然而，如果绕开从创意到财富的运行规律，过度听命市场隐形之手的导引，无端稀释原创性成果，异想天开地用一粒盐熬制一锅鲜汤，奋不顾身地在媚俗的羊肠小道上走到底，不仅不可能提升，而且还会降低文化行业的整体水平，让市场步入歧途。倘若文化稀释过程中不断注入更加恶俗的原素，其灾难性后果无疑会毁了文化，砸了牌子，最终也会毁了市场。
古老民族在阔步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需要文化的兴盛，更需要优质文化的建设和积累；全民族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不断满足，更需要文化素质的持续提高。靠注水堆起的文化泡沫只能是随风而逝的海市蜃楼，沉迷其中，只能留下历史的笑柄。
生物的注水肉只是伤害人们的身体，文化的注水却会毒害世人的心灵和精神。愿文化拒绝“注水肉”！
流行与品位
流行是一种时尚，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传播既猛且广的趋势。品位是一种格调。狭义的文艺品位是一部作品与生俱来的审美品格和文化蕴含，也是作家艺术家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力的生动体现。而广义的文化品位是社会风习的载体，是文化时尚的名片，反映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操守和道德风貌。
世态万象，纷繁复杂，某些文艺作品包括文艺创作以及鉴赏的社会群体的品位有高有低，千差万别，实属正常。即便是个别品位不高，也无伤大雅。然而，一旦这种品位不高的东西流行起来，成了时尚，那就会成为社会公害。因此，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流行文化中的品位问题，不仅关系到文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
健康向上的流行是社会的福音，品格低下的流行是人们心灵的腐蚀剂。品位纯正、格调高雅的作品，带给人的是一种情感的愉悦和审美的享受；而甜腻、粗俗、伪善和等而下之的流行物，带给人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精神的厌倦。当前，我们要在充分肯定文化主流健康发展的同时，十分警惕流行文化中弥漫着的以金钱、欲望和声色之娱为目的的庸俗化倾向。它们要么花样百出地在那套拳头加枕头的把戏上做文章，不是恩怨情仇，就是欲海肉林，更有所谓“以身体写作”者，则不惜以展览个人隐私、宣泄变态心理和畸形婚恋之类招徕看客。要么追腥逐臭、捕风捉影，爆炒名人隐私，热衷花边新闻。公众人物、中外明星一一炒将过去，尚未解渴过瘾，又把那些早就作古的帝王将相和风流才子们翻箱倒柜地折腾出来，尘封已久的封建糟粕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甘饴。圣明君主、开明盛世，清官侠客、救民水火，君臣父子、其乐融融，三妻四妾、恩爱有加……近百年仁人志士们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精神，在这里全都化为泡影。倘若叶赫那拉氏老佛爷健在的话，对大清王朝如此这般地歌功颂德者，封侯拜相那是定不可少的。受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奴役，刚刚自由了没几天，奴性意识又固态复萌，没法不让我辈“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之痛心疾首。
我们不嫉妒更不反对流行，甚至十分理解这流行背后的社会需求和市场运作的苦衷。然而，“文之为德也大矣”，不负责任地为那些肤浅、浮华、陈腐和动物性本能的东西推波助澜，确乎令人担忧。切不可迎合时尚中落后的意识来求得流行，流行与否不能成为判别优劣是非的标准。流行感冒、肝炎、艾滋病，虽然也都流行，但却是社会所避之惟恐不及的。那些品位低劣的流行物，传递给大众的是一种堕落、颓废的思想意识，它们败坏人们的健康审美情趣，侵害青少年的纯洁心灵，弱化公众既往的价值判断，为当下社会制造着精神的废墟和美德的荒漠。其流行愈广，危害越大，流行愈久，贻祸越深。
尽管某些流行的时髦货色被涂抹得金碧辉煌，但剥脱其外层花里胡哨的粉彩，人们不难发现它们泡沫状虚浮夸饰的文化底蕴的浅薄。爱因斯坦认为，那种以声色之娱和感官享受为目的的追求，最多只能是猪栏式的理想。生活富足后的消费既需要抵御各种欲望的诱惑，更需要道德的引领。艺术要“参天地、赞化育”，同样需要艺术家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涵茹。即使是人们遵循“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对这些一哄而起的赶时髦给予足够的宽容，即使是人们不要求所有艺术家都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你至少不能超越道德自持的底线，不能不分善恶美丑妍媸，让自己堕落成不健康精神垃圾的俗不可耐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无论如何，社会都不能缺失道德和理性的评判，不能萎缩批评的精神，恶俗的文化需要一种制衡的力量，需要理想、美德和崇高来抗御和匡正，决不可一味姑息怂恿以所谓满足受众需求为口实，为制造低劣文化垃圾找借口。
文坛恶意炒作当休矣
搞不清何时开始文坛流行炒作之风。往大了吹、朝猛了说，一串串溢美之辞、一顶顶巍峨桂冠，鼓吹者唾沫飞溅、慷慨奉送；受捧者胸怀若谷，欣然笑纳。一向在人们心目中清高自傲的文坛俨然已成名利场。
中国戏曲讲究“捧角”，大多名角周围都有一批自愿捧场的戏迷；早些年文学界也时有“圈子”现象，一旦某人有新作问世，哥儿们立马出来唱赞歌。这可算是文坛炒作的初级阶段。尽管这种带有某种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式的赞许难免存在评价失当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依然可以从见仁见智的角度加以体谅。然而，伴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圈子与媒体开始“结盟”，文化借助信息和市场强势合谋炒作的结果，导致某些艺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圈子内的好恶与爱憎，也大大超出了友情出场的范围，其中隐藏着许多不便明言的私下交易，以至于演化成一种人为恶意炒作、着意主导大众舆论的蓄谋。
文坛上的恶意炒作种类有三：一是炙手可热的明星们的奇闻轶事。某歌星飙车撞人，某影星偷税漏税，某某艺人的婚外情、同性恋，哪出戏演员导演反目停机，哪个颁奖会上曝出黑幕等等，都是一些媒体争相炒作的猛料。二是人为地制造热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或添油加醋，或耸人听闻，什么剧组演员失踪，什么作品侵权诉诸法庭，什么新秀是某位名人的私生子等等，都是用些鸡毛蒜皮或莫须有的事件来扰乱视听、浑水摸鱼，制造轰动效应。三是在感官刺激上做文章、找卖点。一部十分严肃的反映惠安女悲惨命运的电影《寡妇村》非要以“儿童不宜”的招牌招徕观众；而另一部非常艺术化的故事片《周渔的火车》，同样被找出“情欲”的卖点，标上“首部国产情欲大片”。几个受欲望炙烤的“身体写作者”，曾几何时就不断以“美女作家”的“盛誉”在各类媒体上登台亮相。更出格的是，一部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五月八月》，竟以“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相标榜，这种恶劣的行径让每个有血性的国人感到愤怒与汗颜。最近，一部《大鸿米店》则以“极具争议的情欲电影”和“乱伦、通奸、色情、暴力、七年开禁”等低俗至极的言词广而告之，连该片导演“路过这些宣传画时脸都有点红”，从而发出“牵着魔鬼的手过河”的感叹。有关方面甚至不得不因该片的不当宣传对观众产生的明显误导和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做出禁演决定。操办者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用色情和暴力走市场的伎俩，结果不仅没能受到社会青睐，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世人落下一个笑柄。某些媒体一哄而起的恶意炒作，有抢新闻的因素，有起哄看热闹的心理，但更多的却是商业和经济利益运作下的舆论操纵，它们透过大众审美取向的诱导来达到其商业主宰的目的，散发出浓重的拜金主义的恶臭。为此，善良的人们不断呼吁：媒体当自重。
文化传播与鉴赏需要作者与观众的双向交流。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为优秀作品的宣传和推广提供了极好机遇，文坛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架设的平台，改变好酒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努力扩大优秀作品的社会覆盖面。文艺作品的推介需要一定声势的宣传乃至炒作，但宣传和炒作的关节点一定要符合作品客观实际，遵从社会道德规范，适应群众审美需求。千万不要把人民大众一律视为追星族；不要以为胡吹乱捧就可以把庸作变成《红楼梦》；不要错误地判断群众的审美趣味，误以为没有凶杀就没有观众，没有色情就没有市场；不要把正常的文化传播等同于不良商品的推销，混同于欲望释放的狂欢。而被金钱收买了的变了味、走了调的炒作，会将文化消费拉向低俗的市侩主义的泥淖，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没谁会买你的账。
文艺创作的繁荣、文化市场的发展，有赖于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良性互动。为了全社会有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为了媒体自身的荣誉和信誉，文坛应拒绝恶意炒作。追腥逐臭式的炒作理当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