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2)
寂寞学术 悲凉人生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学术是寂寞的，而政治是热闹的。寂寞的学术(尤其是纯学术)和热闹的政治(指狭义的政治)本可以相安无事，但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学术不关政治，而政治偏要“关心”学术。打个比方，学术如一安静的处女，政治则或如一热情的媒婆，总爱找上门来喋喋不休，或如一性欲狂，必施强暴而后快。
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人，不难觉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与学术，尤其如此。
学术是如此的寂寞，又如此地遭受骚扰，何以还有那么多的人安于此道呢？这除了与一个人的性情秉赋有关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陈寅恪先生讲了一辈子的：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陈寅恪曾多次提到并引述他于1927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铭。铭文要旨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在评述王国维的精神世界，其实又何尝不是陈寅恪自己心迹的流露呢？
1953年10月，陈寅恪被列为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人选时，他面对前来邀他北返赴命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即多次引用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并强调指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独立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基于这种操守，陈寅恪提出了他赴命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种条件，不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在今天看来，我想大多数人也会惊得目瞪口呆。
从政治角度看，这些要求无疑显得幼稚可笑；但从学术上说，它们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只能也必须尊奉一种主义，这无可厚非；但作为一门学术，则应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陈寅恪对马列主义并无偏见，他早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这一点，与那些从来没读过马列却常拿马列当棍子打人的政客相比，显然是一种更符合马列的态度。
陈寅恪终于没有重返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而是留在了遥远的南国。这使他在有生之年，比北京的学者少了一份汇入新时代大潮的喜悦，但同时也少了许多是非冲突的烦恼；多了一份寂寞，但也多了许多自由。尽管他的书房和陈毅、陶铸、胡乔木、郭沫若、周扬等要人结过缘，也曾给权倾一时的康生吃过闭门羹，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孤老头子和他的助手在里面一个口述，一个抄写，反反复复，字字斟酌。这就是陈寅恪在盲目膑足的晚年，还能完成《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煌煌百多万言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妨想想，与此同时，北京的多少文人、学者，正忙着学做一些日后连自己都汗颜不已的应景文章呢！
但陈寅恪的生命终究是悲凉的。这一方面来自他的身世之叹，所谓时运不济；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盲目和膑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失落。
陈寅恪，作为湖南省巡抚陈宝箴之孙，“晚清四公子”之一陈三立之子，又娶台湾省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筼为妻，其世家遗风可想而知，惜在1898年，陈寅恪8岁时，祖父和父亲同被清廷宣告“永不叙用”；1937年，父亲又因国家受倭寇之辱，绝食而死。陈寅恪自然会有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之所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再加上自身的盲目和膑足，这不是命运的捉弄是什么？但最最令他心痛的是：无法在学术上一展雄才。
以陈寅恪之涵养，何至于借陈端生和柳如是来阐述自己的生命感和历史感呢？说他大才小用，一点都不为过。在正常的学术环境里，即使陈寅恪已盲目、膑足，但如果配备足够的助手，由他定选题、出主意，各助手或搜集资料，或实地考察，再写出几部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类的扛鼎之作，当不是难题。他在晚年向人表达想写写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历史时，是多么地有心无力！
多少学问永远留在了陈寅恪的脑中！而这些，单靠助手黄萱，或程曦，或高守真，或“三个半护士”，又是怎样地杯水车薪！而且，完稿于1954年的《论再生缘》，在1962年，竟因康生的一句话而使出版胎死腹中，直到1978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分两期在国内首次刊出全文，此时距陈寅恪去世已有9年；完稿于1964年的《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即《柳如是别传》），更是在1980年，才得以由蒋天枢编入《陈寅恪文集》出版。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缺乏助手和难以出书更令人心伤的呢？可这些，偏偏让国学大师陈寅恪全赶上了！
如果说，这是陈寅恪那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凉，那么，当今天的学者还在抱怨寂寞而不是安于寂寞，当学术著作的难以出版依然让教授们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不是我，是风？
—读《反思郭沫若》
反思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提郭沫若。有人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的成就和失误都达到了他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程度。成就不好说，他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都是文革前的产物，文革中硕果仅存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对杜甫的诋毁，今天看来显然有政治投机的成分；而他的失误的典型性，则随着时光的推移显得越来越突出。
从世俗的意义上讲，郭沫若是唯一一个以胜利者的姿态度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的时候，在不少人不堪屈辱、自杀明志的时候，在更多的人噤若寒蝉、喑哑失语的时候，郭沫若却不仅稳坐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宝座，而且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尽管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郭民英）精神分裂，在军队中自杀，另一个（郭世英）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但这点冲击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相比，也就算幸运的了。
今天的反思者多认为郭沫若的迷误在于“高处不胜寒”，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是为了仕途才出让自我，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最根本的，我认为这仍是一出性格悲剧。关于郭沫若的性格，研究者们多注意到他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一面，却较少关注他的前后一贯性。事实上，青年郭沫若的嫖娼狎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与他晚年的媚上欺下，逢场作戏，善作翻案文章是有某种内在关联的。毛泽东说自己有一种“猴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郭沫若则更像一条变色龙（他生于1892年，属龙），为了永远居于主流政治立场，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色彩。一会儿吹捧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并穷数年之精力写作《武则天》以献内廷；一会儿又笔调陡转，“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解放前，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文革初起时，他率先表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至于他写的为数甚繁的对毛泽东肉麻吹捧的诗词以及“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之类应景作品，都与形势逼迫无关，而完全是邀宠媚上的侍臣伎俩。借用一个旧词，或许称郭沫若为“御用文人”更为恰当。
但我们必须看到，郭沫若毕竟是“五四”精神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十年浩劫中人格丧失殆尽，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他在历史剧《屈原》中借屈原之口表达过这样一段意思：“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应该死的时候，又不能够慷慷慨慨地死。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
文革把郭沫若给糟蹋了，把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给糟蹋了。但文革也凸现出顾淮、遇罗克、张志新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他处于怎样一个时代。
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到郭沫若是可以有多项选择的：他可以像被解职的文化部部长茅盾那样，以沉默来表示自己对文革的抗议；他可以像陈寅恪那样固守文化家园，追求“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至不济，他也应该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为保护自我拍拍领袖的马屁也就罢了，却犯不着在解放前夕以一篇《斥反动文艺》，把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整得半辈子受屈辱；犯不着在批胡风、批邓小平等运动中卖命似地冲锋陷阵；更犯不着时时处处以政治来强奸学术，以领袖的好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这并非苛求。我们没有让郭沫若去学屈原，学老舍，学顾准，我们只要求他葆有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或许他希望得到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他丧失了最重要的——良知。拉贝莱说：“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这话完全适用于郭沫若以及许许多多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郭沫若给我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
一、与时俱进并非知识分子的优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批评群体，应该和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看清各种弊端，不至于被权势所左右。否则，在乱世如“文革”，“风派”人物最终也会找不着北，被历史的主流所遗弃；在治世如今天，跟得太紧也容易变成“喇叭筒”而失掉自我。
二、“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的权利”（《人权宣言》）。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伤害别人。你可以为了保住乌纱而选择沉默，却不可以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三、学术与政治永远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学术为政治服务”云云，最终会导致学术品格的丧失。学术不必指责政治，政治也不必强奸学术，两者各行其道则皆大欢喜。
死者长已矣。但如果我们不善于从前人身上吸取教训，谁也无法保证我们会不会在某个类似的时刻重复与前人相同的错误。在郭沫若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拿郭氏“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之类笑柄作为美谈，有的反思文章却往往流于漫骂，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是浅层面的。本文不想告诫什么，只希望能让那些低吟“不是我，是风”的文革经历者们从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忏悔：
“是我，不是风。”
原载2000年第6期《杂文月刊》
同样是书生
—读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百年人生丛书》共三本，分别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韦君宜的《思痛录》和吴冠中的《生命的风景》。看完《思痛录》，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化的良心》，以表达我对韦君宜女士和所有自觉忏悔自觉反思的知识分子的敬重之情。可是看完《毕竟是书生》，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别人的反应。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为什么说“毕竟是书生”？书名取自一幅挽联。1980年，曾为梁效成员的魏建功先生去世，王西征先生的挽联中有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 周先生认为可以用“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概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甚至也可以用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毕竟是书生”，是一种感喟。说白了，就是历尽沧桑般地承认书生的名字是弱者。为何有这样的感喟？因为周先生在“梁效”期间做过点事。而周先生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澄清这段经历。其实事情并不大。在儒法斗争期间，他写过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在“梁效”后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的注释工作。他当时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还说：“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迟谢（指迟群和谢静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他进一步解释：“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当他写到“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周先生欣慰的心情。
是啊，毕竟是书生，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要是政治家就好了——但政治家就不会被利用吗？周先生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在他失宠的时候；而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何曾说过“毕竟是书生”呢？
有人在感叹自己的书生身分，可是也有人一直以自己的书生身分而自豪。他就是邓拓。毛泽东对邓拓有两个评价，一个是“书生办报”，一个是“死人办报”，意思大同小异，都是说邓拓不听自己的话，不会来事儿。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刘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以反冒进为主。邓拓知道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意思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苦思冥想。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刘少奇和周总理那边又无法交待。而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邓拓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可以避免特别醒目，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谁是谁非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真理显然是站在书生一边，而不是在政治家那边。邓拓有一枚图章，“书生习气不可无”。这样的信仰，令今天的我们仍然唏嘘不已。
曾几何时，为什么人们一提书生，就会联想到“软弱”、“迂腐”等字眼？为什么在今天仍有“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提法？因为从世俗的意义上讲，书生一无权，二无钱，只有一点虚名而已，而这点虚名，在当权者看来，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媒体赐予的。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一直标榜而很容易被当权者甚至是文人自身所轻视的——“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这，才是书生所特有的东西。所以一方面鲁迅先生指出：“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陈寅恪先生也说，“弦箭文章几时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评价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中国的脊梁；陈寅恪先生有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这样一对比，书生的高下尊卑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是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有两种迥乎不同的选择，原因很简单，陈寅恪先生所谓“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用的是现代语汇，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就是看你胸中是否有那么一点浩然气。有没有那么一点浩然气，就决定了是感叹“毕竟是书生”，还是固守“书生习气不可无”。陈寅恪先生当年认定周一良教授有“曲学阿世”之嫌，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吧。
书生不是借口，书生不是遁词。我们应该还书生以清白。
原载《杂文月刊》2000年第9期，入选《世纪末杂文2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