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书评集萃(1)
谋道者的悲哀
—读《吴宓与陈寅恪》
思想超前的是疯子，行动落后的是傻子。反之亦然。社会消灭疯子，消遣傻子。相比较而言，疯子的命运更悲惨（疯子的几种——先知、维新、变法、改革、改良者，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他们都是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他们不懂得因人而是非，随世而浮沉，只知道死守着自己的“道”，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甚至以身殉“道”。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对于2200年前的屈原，他当然是后觉，而对于40年后的老舍，谁能说他就不是先知？
王国维在遗嘱中指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此处，“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陈、吴二先生对王国维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之自沉原因，各自表示了看法。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思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吴宓在王国维自杀的当天（1927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对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吴宓在晚年写道：“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年以后之变，可谓先识之士矣。”
陈寅恪所“先识”的，远不止这些。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致函吴宓：“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16万字11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1961年9月3日，陈寅恪在《赠吴雨僧》的四绝句的第一首中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的诗句。1962年，因旧稿交付书局后长期无音信，陈寅恪对来访的胡乔木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了。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吴氏园海棠二首》1936年）”“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残春》1938年）”可是，有先见之明又能怎么样呢？知易行难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史学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的前四史，其作者皆为一时之俊杰，鉴往知来，他们本应更懂得避祸保身，可他们的结局却都很不妙。如果说他们的不幸是由于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那么，陈寅恪、吴宓的悲惨遭遇则完全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而吴宓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事，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郑朝宗）。虽然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往；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的生活，也不去香港而愿留在大陆。吴宓谢绝了老友钱穆的邀请，没有去香港。“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寅恪、吴宓决定留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他们心无二用，一心谋道。
陈寅恪、吴宓所谋之“道”，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不可道”之“常道”，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吴宓对法国著名考据学者伯希和的评价是：“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他们不知道，“天”已变，“道”肯定也会变。他们以不变应万变，必定同时代格格不入。
对“道”的虔诚，又使他们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提前一年回国。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他辞去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聘约，而接受了南京高师的聘约，月薪160元。1927年7月18日，陈寅恪、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清华校长违背校章，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同年11月10日，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曹云祥深恐梁启超代之为校长，搞了些阴谋活动）。陈寅恪很少涉及行政俗务，而在1927年的两次风潮中却颇积极，其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陈寅恪在30岁的时候曾经说过：“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在这里，陈寅恪表达了对学术自由的向往，他不愿意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
在晚年，陈寅恪写道：“默念生平，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陈寅恪自己曾“痛斥周扬”，有“当仁，不让于官”之气节。
正因为陈寅恪不用学问做交易，更不靠道德谋生，所以，他的学问、道德受到了海内外朋友、学生的景仰、推重。“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葵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143页）”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78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陈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蒋天枢）”
最令人感动的是吴宓先生。1964年曾计划请假去广州（吴在重庆）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但他更担心陈寅恪的安危。1971年9月，吴宓实在按捺不住对陈寅恪的系念之情，甚至冒着加重惩处的危险，径直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信，了解陈寅恪一家的状况（152－153页）。每当读到此处，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1969年5月5日，陈寅恪以八十高龄，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同年，陈寅恪有《挽晓瑩》一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从1969年上溯40年，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兴办、繁荣时期。那时，陈寅恪生活最安定、心情最舒畅，月薪400元大洋。美元与大洋之比是1：1.76－1.78（3页，31页）。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只鸡蛋（王映霞）。到了1961年，吴宓欲从重庆到广州拜访陈寅恪，陈写信嘱吴：“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1929与1969，对照读来，似有隔世之感。
破坏容易建设难。陈寅恪在国外留学18年，与玄奘西天取经的时间相同，但二人的遭遇简直无法相比。我们再也不会拥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因为难得有人去国外花那么长的时间学习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学问，崇尚物质的社会不会产生崇尚精神的人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我的母校吉林大学扩招后据说成了中国第一大高校，大楼不少，但大师呢？
曾有人撰文公然为脑体倒挂辩护，声称搞文史的人要更新知识，否则就得受穷。在教授卖馅饼被作为时髦而宣传的时候，陈寅恪是否也会“下海”？卖货眼睛看不见，卖唱力气又不足，看来只能卖卦测字了。我们也不会再拥有吴宓这样古道热肠的教授了。今日的“吴宓”会因为唯一的教授名额而与“陈寅恪”争得不可开交。因“吴宓”工龄长，代理过系主任，当过院长，十有八九能夺得那个名额，把“陈寅恪”气得发昏。
1925年，因为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赵元任，并且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黄延复）”信写得多么潇洒，多么自信！
1973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硕果仅存的赵元任偕夫人杨步伟回国访问，受到了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三小时的接见。九泉之下受尽折磨死不瞑目的陈寅恪夫妇，此时此刻，对这两位老朋友又想说些什么呢？又能说些什么呢？
凡人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短简缀编》读后
有一种说法似乎很流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言外之意是科学家应当爱国，别管那个国是什么国，对你如何，即使迫害你、摧残你，你也不应计较，所谓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那种说法颇片面，言外之意更是混账。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楚才晋用”，李斯也有名篇《谏逐客书》传世。祖国对不起自己就走他娘的，哪里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就在哪儿干。
马克思流亡英国并在那里逝世，拒不与嗜血的德国政府合作。马克思自称是“世界公民”。爱因斯坦虽然出生在德国，拥有瑞士和美国双重国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人。“对于苏格拉底，雅典就是整个世界。而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p113， 原文p85.下同）”“令我悲哀的是，以国别和文化传统把人分割开来在现代实际生活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p79， 原文p61）”“避开你的先辈从历史中如此贪婪地吸收的有毒的东西，于是所有的土地就都是你的祖国。你所做的一切都会传播幸福。（p39，原文p30）”对于法西斯专制祖国，有些科学家仍然热爱，并死心塌地为其服务，不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有些科学家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就是愚忠与大智的区别，匠人与大师的差异。
爱因斯坦被公认为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师与匠人之所以有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哲学头脑，注重人文关怀；匠人则只要是在祖国，即使战争狂人当政，也给他研究原子弹，这正是爱因斯坦所担心的。如本书中所显示的，1935年，爱因斯坦在一篇文章中痛斥希特勒学识浅陋，干不了哪怕一件有用的事，却对所有景况好于他和品质优于他的人嫉恨在心。希特勒最恨的是他从未接受过的文化陶冶和应有的教育（p148， 原文p110—111）。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其他科学之母。他对陷入绝望之境的人的劝告是：不要读流行物，要读康德、歌德、莱辛等大作家的作品（p154， 原文p115）。
爱因斯坦因为有极高的人文修养，故而常常妙语连珠，如“政治是一个在无政府主义和暴政之间的摆，其动力来自持续不断循环出现的幻想。”“Politics is a pendulum whose swings between anarchy and tyranny are fueled by rejuvenated illusions.（p49， 原文p38）”“国家（民族）主义乃是幼年的疾病。它是人类的麻疹。”“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sickness. It is the measles of the human race.（同上）”“最重要的一种宽容，是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宽容。国家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保障个人的发展。”“The most important kind of tolerance， therefore， is tolerance of the individual by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state is certainly necessary， in order to give the individual the security he needs for his development（p120， 原文p89）.
爱因斯坦淡泊名利，与个人崇拜有关的任何事情总会使他感到痛苦。1934年，德国皇家科学家协会确定邀请爱因斯坦入会。爱因斯坦在填写个人简历调查表时，甚至连他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都没提及。他还用500马克的支票作书签，后来竟稀里糊涂地把那张“书签”弄丢了。
本书200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知现在市面上还有没有。原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编选者是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小姐和纽约市大学女王学院的巴纳什？霍夫曼教授。编选者从爱因斯坦的档案中选取了当时还没发表的部分信件、短文，摘其精华，以类相从，前后勾连，串在一起。书中警句格言触目皆是，再引两例。“要学会从你的同胞的幸福和快乐中感受到你自己的快乐，而不是从人与人可怕的争斗中寻找快乐！”“Learn to be happy through the happiness and joy of your fellows， and not through the dreary conflict of man against man！（p43， 原文p33—34。比较：“与人斗，其乐无穷！”）”
“我不相信‘我们’这个小词，
因为，谁也不曾说‘他就是我。’
一致后面是分歧种种，
和谐里藏着危机重重。”
“That little word ‘WE’I mistrust， and here’s why：
No man of another can say ‘He is I.’
Behind all agreement lies something amiss.
All seeming accord cloaks a lurking abyss.”(p133， 原文p100.结论：谁也代表不了谁)
通过阅读这些内容深刻而又热情开朗的短文、信件（收信人既有比利时王后，也有大中小学生、农夫、牧师、记者、家庭主妇，五行八作且数量众多。光这一点，就令我们感到亲切），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爱因斯坦不仅作为科学家而伟大，而且作为一个人而伟大。本书英文书名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直译就是：凡人爱因斯坦。
告诉你一个真“天国”
—读《太平杂说》
40年前在学校读书时，深为洪秀全死得其时而庆幸：避免了被俘受辱的命运，但同时对教科书的叙述感到的确太巧了：清军围攻南京多年，洪秀全都身体健康，怎么偏偏在城破前一个月，他就适时地“病逝”了呢？甚至１９９９年版的《辞海》，仍然含含糊糊地讲洪秀全“去世”。现在读了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才知道洪秀全是服毒自杀。也由此得知以前的教科书实在是不实在。
从１８５３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到１８６４年清军攻下南京，十一年间，南京从繁华的拥有几十万人的大都会，变成了只有三万人（一说一万人）的大坟场。几十万人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抓去当兵战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逃跑了。这就是自称为“天王”的洪秀全给南京带来的幸福。
考察一次运动、一种革命、一场战争对历史到底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只要看二点就足够了：一、看运动或战争的领袖对人（包括女人）的态度；二、看这些领袖对文化的态度。从这二点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倒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很少把人当人看待。虽然在《赵威后问齐使》中，赵威后有“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民本思想。但在同一篇文章中，她又煽动齐使杀掉齐国隐士於陵子仲，只是因为於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暴露了她民本思想的虚伪性。可以想见，如果於陵子仲在赵威后的治下，早就没命了。不管是民本思想，还是以人为本，关注的都应是具体的个人，而不应是抽象的“民”、“人民”。否则，任何口号，都是可疑的。
洪秀全从造反到自杀，贯穿一个杀字。对不愿随他造反的人杀，对其对手（如杨秀清）及对手的手下杀，对曾被其利用的杀手（如韦昌辉）杀，对清朝官员杀，对满人、商人、僧尼道士、缙绅、知识者，杀杀杀，仿佛造反就是为了杀人。据专家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南方各省人口减少约七千万，远远超过了天灾带来的人口损失数。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犹如说战争就是和平，破坏就是建设一样，属于政治家的妙言高论，非愚钝如我辈之人所能理解。
洪秀全宣称要使太平军“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解除实行了多年的禁欲令的同时，又规定“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也就是否定了无处不均匀。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作“天父诗”以教育他数以百计的妻妾，如：“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天父诗》共五百首，四百多首都是这类对后妃的“诗教”。对娘娘们的姿势、声调、眼神、动作都有细致的规定，违反了就打，有一次甚至把小老婆打得流了产。这还是对他的妻妾们而言。对普通妇女，则更惨无人道。“有两妇人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洪秀全给南京带来了灭顶之灾，妇女岂能幸免？
洪秀全考了四次，前后十几年都没考上秀才，这使他极端仇视知识，仇视知识者。知识者也同清朝官员一样被视为“妖”而遭屠杀。他又下诏：“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四库全书》共缮写了七部，其中文源阁藏书被英法联军焚毁。位于洪秀全统治地区的文宗阁、文汇阁藏书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分别“毁于战火”。（《辞海》）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是谁干的。
美国的南北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可以说同太平天国战争是同期的，但林肯领导的北方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战争。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则是以更腐败来对抗腐败，以愚昧反对文明，以分裂对抗统一。
据说专家看完电视剧《太平天国》有如下评论：“故事如真。战士如虎。江山如画。美女如云”。读完《太平杂说》，我也套用四句：百姓如蚁。将官如虎。杀人如麻。挥金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