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呈请查处“堕落文人”韩石山？
披阅《文学自由谈》今年第五期上韩石山《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一文，读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先生一段文字，忍不住哈哈大笑。
依韩文之例，姑隐其名，只称陈先生（相应地也称韩石山为韩先生）。陈先生以本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中共的省市委状告韩先生在一篇杂文里嘲讽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应予查处”云云。
我的不禁大笑，不是因为这项罪名的不合逻辑，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应无疑义，陈述这个事实绝不构成“嘲讽”；而以“违反宪法和党章”为由要求“查处”，令我如条件反射般想起，当年许绍棣们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事。阴错阳差，鬼使神差，不期拷贝于新世纪的今天！
莫非真的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韩先生不鲜独立见解，不肯苟同众人，对鲁迅（照韩陈之例加先生二字）除首肯其硬骨头外，也似颇有一些保留，这都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但这回落到被“查处”的境地，却也不得不学鲁迅先生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对韩先生，某种程度幸灾乐祸的感觉转为充满同情的理解，使我笑不出来。
鲁迅先生是什么样的人？许绍棣又是什么样的人？那桩公案的始末究竟如何：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如我这般粗读鲁迅书的多半知道个大概。许绍棣曾任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的教育厅长，用共产党的话说也算个“厅局级干部”吧，他勾搭王映霞造成郁达夫家变的行为属于私德，姑置不论，而他构陷鲁迅，罗织入罪，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迫害；这究竟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上峰命令，我无研究，不得其详。陈先生对此更有发言权，这是鲁研会连任副会长正经的专业课题吧。
我想，在陈先生用全国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向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告状的时候，情急中可能忘记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倘他纵令偶有一念及之，是不是也该想想，怎么跟国民党党棍许绍棣的行为方式划清界限？
想到这里，我就笑不出来了。
对陈先生，这样一位本来该在学人的自我定位上保持应有品格的人士，却也未能免俗，在或虚或实的官衔导引下迷失了，让人痛心。不过，幸亏只是政协委员，还须乞灵于实权部门，倘若手中真握有可以滥用的大权或小权，岂不更要演出害人害己的一幕？言念及此，我再也笑不出来。
不过，今天有关省市的有关部门，毕竟不是当年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啊。
在这里，对于陈先生，只是希望他在继续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切实履行职责，真能就各地层出不穷的违宪违法违纪现象提出批评监督，不要辜负了政协领导对你的信与用。
而对韩先生，我却还要批评他文中说的，“（如果确实）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别说查处了，就是就地正法也不为过”，这句话也许就是陈先生自辩时说的“文艺性假设”吧？“发言无忌，口无遮拦”（陈先生语）的韩先生，说出“就地正法”四个字，但怎能说“也不为过”？大大过了，如此赌咒发誓式的夸张①，大可不必。因为人命关天，旧说“就地正法”即所谓“军法从事”；但今天军人犯法，也还要经军事法庭依程序处理，至于在战场上怎样处置，我想当另有法令，存而不议；刑警执行缉捕任务时，什么情况下可以当场击毙，也有严格规定（不久前有此案例，至今还在争议中）。要建设法治国家，就得杜绝“就地正法”这一类非法律用语。所以，即使（我是说即使）韩先生有“违反宪法和党章”的行为，也要由有关部门如检察机关依程序提起公诉，或由党的纪委依照党章进行处分，同时，有关部门也要防止在办案时犯违宪、违法、违纪的错误。至于像陈先生诉韩先生对他“嘲讽”的事，一旦立案，便沦为一则政治笑话了。
以上云云，不敢自是，质之韩先生、陈先生，以为然否？
2004年10月15日
①说是夸张，因为我断定韩先生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他2004年5月27日在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处（级干部）训（练）班”的演讲中就说过：“他就是权力再大，也不敢把我拉出去毙了吧。”（《山西文学》2004年第十期）可见他不相信一般情况下还会发生“就地正法”的事。
对拙文的一点补正
—兼答陈漱瑜先生
《文汇读书周报》10月22日刊出我的《呈请查处“堕落文人”韩石山？》一文（《文学自由谈》第6期刊出时承编者给标题加上“关于……的随想”字样）以后，接到久未通音的许良英先生一封信，指出我谈许绍棣事“与事实稍有出入”。他是我尊敬的老同志，40年代后期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后长期从事自然辩证法和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做人为文，有浙东人、共产党和真正学者的三重认真。他在信中说：
许绍棣是我的同村、同宗，辈分比我高一辈，比我大20岁，与我从未有个人交往，而且他走的人生道路与我正相反，他的许多劣迹我永不能忘怀。
他1900年生，192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大学时曾兼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1925年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后方总政治部秘书。1928年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同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蒋介石行营（专为剿共而设立）秘书兼设计委员。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许绍棣被派往德国、意大利考察法西斯“业绩”。1934年开始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长达十余年。他呈请通缉鲁迅，是在1930年。1930年2月，鲁迅参与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许绍棣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呈请通缉鲁迅。
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是我把许绍棣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名义向南京政府呈请通缉鲁迅，误记为他个人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干的事了。这个出入不能算小，全怪我只记住许绍棣曾任的“行政职务”（省教育厅长），对他在国民党内的职务、级别，先后的调动升迁，以及那桩公案所涉及的体制层级没有弄清；以后一旦要就历史问题发言，当注意研读各个时代的“百官志”一类机构人事职衔记录。
我原来只是想，过去所见许绍棣的词条没有如此详尽，抄下来可供有关学者参考。转录过程中却发现，这个许绍棣由从文而改从政，由革命而变成反革命，他的人生道路也颇值得深思。可惜我们大概不可能知道得更多。终其一生的行状，似乎“名标青史”的只剩下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以及搅散郁达夫婚姻家庭这两桩丑闻了。
我现在也还弄不清他后来所任官职高低，是不是因呈请通缉鲁迅而得到晋升；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在远去纳粹德国“考察”之前，甚至在希特勒上台（1933年）前三年（1930年），就干出了与法西斯如出一辙的勾当，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忠实打手，正如郭沫若指斥的，是不折不扣的“法东斯”。行文时，依照与国民党斗争时的习惯，称之为“党棍”，一点没有委屈他。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拙文以为应该“跟国民党党棍许绍棣的行为方式划清界限”（现在补充一句，应该从思维方式这个根本上就划清界限）。陈先生12月3日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的《为自己申辩》文中说：“我从来未申请加入任何党派，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因此党棍之类的恶谥绝对扣不到我的头上。”——依这个思路，则凡隶属于甚或只是申请加入“任何党派”的人就都有谥为“党棍”的资格了。——这话从何说起呢？无论韩先生还是我，都没有说过陈先生是党棍的话。按：党棍云云，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对国民党中“恶棍”的斥骂，几乎可以说是对某些不齿于人的国民党徒的专用词语（也不是施之于所有国民党人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应成为一切正直的人的鉴戒。您表示深知“当年国民党”跟“当今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当无疑义，因此，即使您申请并加入了今天大陆上的执政党或参政党，自然也跟拙文中明确特指的“国民党党棍”这个“恶谥”无关。而且，这次从您的大文拜悉，您并没想“呈请查处”一介区区的韩石山，而是高瞻远瞩，志在提醒中共对党的媒体随时注意匡正，绳之以宣传纪律，等等，令我十分佩服；别的不说，单是您对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工作的关心和爱护之情，溢于言表，说比某些共产党员更像共产党员也不为过，您何必关死申请入党的大门呢？
想必是陈先生看到拙文提出些不同意见，一时心情激动，急于反击，才说了些不够冷静的话，甚至可能连我的原文也没看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邵某是否“把我（指陈先生）贬斥为许绍棣，把韩石山抬高成鲁迅，把陕西省委宣传部比拟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只要再看一下拙文中是怎样写的就行了。
其实，前此为文，卑之无甚高论，只是首先想到陈先生作为一位学者，遇到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学人间的一些争议，一般不妨通过笔墨，诉诸公论；即使像陈先生说的对报刊工作包括导向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如不涉及机密，似亦不妨在像《新闻出版报》（新闻出版总署的机关报）这样的报刊上发表，相信他们会表欢迎，乃至发动读者、作者和编者共同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不限于处理个案，而如同党的许多成功做法一样，收“抓住典型，带动（教育）一般”之效，不知陈先生以为然否。
是不是这样一来，就等同于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权力机构不做分析，乃至“要挑战一切权力”呢？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少年时代，我可能接受这类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今天却不会如此幼稚，贻笑大方了。我也不会幼稚到以为政协内部使用的“社情民意”信笺能够等同于“红头文件”或法院判决书，但正像（我依稀记得）几年前有一家报纸也是在发表（模模糊糊记得好像也是您的）一篇“自辩”文字前面，在按语中说到这位自辩者（是不是您？）投稿时附寄一“政协委员证”复印件，遂以编者的名义声明，该编辑部“只问学术，不问地位”云云，——就是说，只看你有理没理，不管你什么身份：这一立场是我十分欣赏的。您自谓“只是一个无权无势、无党派、无团伙的老人，在文坛受到委屈和中伤时经常处于哭诉无门的境遇”，套用一句毛主席的话，您是不是把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乃至混同于一个四顾苍茫的上访者了？不过，您在采取“哀兵”策略时，竟把“党派”和“团伙”相提并论，这恐怕与您表示维护的宣传方面的“口径”大有出入吧？
您自称“一个名誉受损者”，指韩石山损坏了您的名誉；其根据却是韩在文中说您“三个代表”学得好，认为这是“从政治上嘲讽我”（陈先生自指）。您怎么会产生这样离奇的想法呢？您的推理的前提是什么，倒教我一头雾水了。倘这是您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临时抓来的口实，那么，从“三个代表”的观点看来，我倒真要说您并没有学好，至少是学得不够好了。——您不会又认为这是对您的污蔑吧？
以上云云，原想写一封信给陈先生，也是考虑到此意或可供更多的朋友参考，而主要是有关许绍棣的生平，也许让更多的读者一读为好，故借传媒一角代邮。请允许我，仍像写一封私信那样，顺祝陈先生身笔两健，学术成果和社会工作“双丰收”！由韩石山先生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带给我的话题，我的意思自谓已经说尽。今后如有新的有趣话题，我插得上嘴的，再跟您交换意见，如何？
2004年12月6日
什么叫“应该是安全的”？
我没有上网，是从8月12日《北京青年报》看到一则报道的标题是：“本市电磁辐射环境安全”，悬着的心就落了下来。
据报道：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下午做客“首都之窗”网站时表示，北京的电磁波辐射环境是安全的——市环保局辐射监督管理处处长吕希暖介绍说，最近受理电磁污染投诉的案件较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移动基站的建设……通过监测，可以说“北京的电磁辐射环境应该是安全的，是受控的”。
我的心又悬起来了。因为负责人的发言，说的是“应该是安全的”，这是什么话？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语应该怎样理解？我们关心的是，实际上安全不安全？！
这位发言人说，根据全市移动基站监测结果显示，从2000年开始在监测过程当中只发现了一例超过国家管理限值的，就是在西坝河国际展览中心旁边的那个，当时限期整改了。其他的结果都是达标的。而且我国的管理限值是很严格的。云云。
前不久，我听说远郊区一个居民小区的业主们与物业方发生争执，焦点是物业未经业主们同意，在去年悄悄地与某通讯公司签订十年合同，允许该公司在小区内建立“小灵通手机基站”。物业侵犯业主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这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在于，业主们担心基站的建设和运行带来的污染。因为他们从今年2月18日《扬子晚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北京丰台区（或房山区，我记不清了）玉林小区，首都医科大学职工宿舍区内，有一座楼从1998年以来有25人患了癌症，其中12人已故。奇怪的是，所有癌症患者，都是住在从8层以上十几层中同一方向、同一房号的居民。后来发现对面就有一个“基站”，因此怀疑大量居民的患病与此有关。
这个案例，环保局的负责人没有说到，如果是《扬子晚报》的报道失实，应该予以澄清。
类似这样关系到居民健康生命安全，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地切实地说明真相，而不是以含糊的、留有余地的模糊语言如“北京的电磁辐射环境应该是安全的”来应对，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2005年8月12日
怎样封住陈丹青的嘴？
陈丹青也真够讨厌的，如果不说是可恶的话。回国几年，不老老实实在画室里干他的“主业”，却“对文字与言论”“投注”了“极大热情”，“对美术—教育—音乐—建筑—摄影—文学—历史乃至社会诸方面问题”都要“阐发出……文字与言论”！
以上引号中的语句，引自《文学自由谈》今年第四期上萧沉《由丹青到愤青》一文（下同，不一一注出）。“愤青”大概不是褒扬的词儿。但“愤青”倒并不是彼岸龙应台女士写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后才有的，文革中期或后期就大量涌现，又不限于“青”，“老”与“中”全都有份。那时候像萧沉先生这样的文化精英不知在哪里，他没有能像今天这样，站出来，以“改变需要时间”告诫世人，但像他今天所说的，“你若只横向去比，当然会感到……落伍许多；但若纵向来看，无疑又进步了许多”这样的启示，那时是早已沸然盈耳的了。
死了那么多人，伤了那么多人，中国付出了那么沉重的历史代价，怎么能没有进步？“否则你陈丹青讲的这些话怎么会被允许印成书而满天下发行呢，若在‘文革’早就够判死刑了，商量死缓的可能绝没有”，这就证明当前中国“‘说话权利’也几无什么限制”；况且你陈丹青已经进入了“中产群体”，“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泛文化人也已进入了中产行列，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他们纵论政治、经济、文化、社情等，谁也没闭嘴”，而如你陈丹青，竟以此“暴得大名”，“火得一塌糊涂”，“带着美国式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横扫中国当代文化”，简直是策应“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外敌对势力，说讨厌以至可恶已经轻了，难道不是罪该万死吗？
叫陈丹青闭嘴，当然有种种途径，这里提供了一个不着痕迹的方法。那就是像萧沉先生这样，告诉读者，陈丹青愤然指出的所有问题，都不过是“儿童问题”：
比如教育体制与高考模式，“在教育界资深人士看来其实早已是‘儿童问题’，几乎人人都清楚，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对中国城市不断拆毁古建筑的愤怒，也是‘儿童问题’，……全民的整体文化修养与素质，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都升华了。”
“陈丹青对国内新闻媒体的愤怒与嘲讽，仍旧是‘儿童问题’。”……如此，等等。
假如高傲的陈丹青先生以讲些“儿童问题”而自惭形秽，那就只好闭嘴。这时，萧沉先生倍加体贴地说，“但愿此文不会令始终激情澎湃的陈丹青心灰意冷起来”，云云。还给陈丹青指出一条出路：“我是希望陈丹青能多讲讲那些在国外昂首挺胸的中国人，才不失为一种阳光而又健康的‘教诲’。”
陈丹青果然“见与儿童邻”（苏轼句）吗？那就连“愤青”都够不上，又何劳家藏“两万多册书籍，90％都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繁体字竖排版‘经史子集’，有一部分还是线装书”，足证其博雅的萧沉先生出面封嘴呢？
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喊出“他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不是什么“愤青”，却也只是提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儿童问题”，萧沉这个封嘴法就不灵了。那该怎么办？
200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