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命运”演讲
2007年6月23日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在联合基督教会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探讨“有良知的政治”：
“如果我们能拥抱共同的命运，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仅能为美国带来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不仅能净化自身的心灵，我们还能在世间完成上帝的使命。”
自从我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以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人们交谈。我发现，无论在哪里，无论交谈对象是谁，我都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人们渴望改变，渴望着新事物的出现。他们已经准备好翻过旧时代的一页，结束陈旧的政治和政策，告别伊拉克战争、医疗保障危机，以及虽然口号响亮但依然让孩子们落于人后的学校教育。
但我也能感觉到，人们渴望的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事物或事业。我认为似乎无数美国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必须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学、开车去上班、去商店购物、努力坚持节食或者戒烟。但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他们最终认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谷，他们希望能发泄出长久以来的孤独感。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安全感，需要肯定这世上一定有人还在乎他们，会认真倾听他们说话，而他们不应生来注定要孤独地走过漫漫长路，最终却一无所成。
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熟悉的。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回到了肯尼亚。虽然在他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的穆斯林，但他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他成年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卫理会和浸礼会教徒，但不做礼拜。我的母亲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最富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而且总是恪守着生活中的准则，却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态度。最终，我也变得和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芝加哥，成为了一名社区组织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从那时起我才正视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初我来到芝加哥的原因也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渴望，我想融入一个更伟大的集体之中。我一直都被民权运动的精神激励着，被那些眼光明亮、腰背挺直的年轻人们激励着。他们勇敢地乘坐公共汽车南下，进行“自由之行”。他们走进不允许黑人就餐的快餐店，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的自由。那时我还太小，不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但我感觉到如果我能帮助重建起芝加哥最贫困的社区，我也能在后续运动中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
我到芝加哥的时候是1985年，和教会人员们一起工作，他们当中有许多比我年长很多的普通民众。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发现，只要你有时间倾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认为，他们在我身上肯定也找到了自己。他们看着我熟读《圣经》，知道我信仰的价值观，也就是给我的工作注入了动力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信仰的。但他们能感觉得出来，我并没有与他们完全融合为一体，依然有所隔阂——在他们中间，我仿佛是个旁观者。
那时，我也意识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信仰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永远是孤独的，永远和他人有距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牧师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某个教堂的一员。“如果你的工作是组织教堂工作，”他们对我说，“那么多去几次教堂，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我想，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所以在一个周日，我穿上了一件少有的整洁外套，来到了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听到了杰里迈亚·赖特牧师的布道，名为《无畏的希望》。在布道期间，他让我结识了耶稣基督，让我了解到自己的罪恶可以被救赎，还了解到对于那些我无力实现的目标，只要我相信上帝，上帝就会和我一起实现。从那以后，我明白，信仰不仅仅是身心疲惫者们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而是这世界上让人变得主动积极、是让人触手可及的东西。它是希望的源泉。
正是出于这些深刻的理解，终于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穿过那里的走廊，受浸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是因为看到了神灵的显现。我从未在教堂缺席，虽然别人有时如此。我一直存有的疑问也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消失，但在那个南郊教堂里，当我双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时，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让自己听从他的意愿，并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颂扬的真理，追求他的事业。
但我的历程只是一个更伟大历程中的一部分——所有曾经渴望将自己信仰的价值观用于社会中的人，都是这一伟大历程中的一部分。这一历程将我们带回到了建国时期。那时，只有联合教会支持波士顿茶会[ 美国独立革命前夕发生于波士顿的一次反英倾茶事件。为了抵制英国国会针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条例”，1773年12月16日晚，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将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所载价值一万八千镑的茶叶悉数倒入海中。当晚月光清澈，波士顿港外犹如茶海，故人们幽默地称之为“波士顿茶会”。
]，却最终使得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帝国殖民者的统治。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无数有信仰的男男女女们勇敢地投入到了更多的战斗之中。他们争取进行监狱改革，主张禁欲，改善公共教育，重视妇女权利——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奴隶制。当南北战争爆发后，国家获得了自由的新生时，他们又开始应对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的工厂中，在我们的贫民区中，只要他们发现有触犯了社会道德的犯罪活动或者违背了上帝的罪恶行为，他们都会勇敢地和它们作斗争。
当这些斗争被镇压时，当他们反对的战争发动起来并取得胜利时，这些意志坚定、为正义而战的战士们依然奋勇前进。他们站在埃德蒙佩特斯桥[ “血腥星期日”暴力事件的发生地。
]上，任凭警棍如雨点般纷纷砸在他们身上。当第16街的浸礼会教堂发生爆炸，炸死了四个小女孩时[ 1963年9月15日上午10时24分，一个黑人社区的教堂，伯明翰市第16街浸礼会教堂，地下室里一颗炸弹轰然爆炸，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里的四个黑人女孩，当时美国南方类似的黑人教堂爆炸案是相当频繁的，其中损失更大、伤亡人数更多的不乏其例。但这个事件震动了当时的整个美国，联邦政府表态谴责，全国民众纷纷声讨，南方白人中的下层阶级、普通工人和农夫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反思。这个案件成为了整个美国南方民权运动的转折点。
]，他们发起全国范围的守夜活动。当金博士为我们的国家祈祷时，他们站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一起欢呼。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尽力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正直，更加公平。
因此，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自古以来就是贯穿在美国政治中的主线，这否定了所谓的“教堂与政府分离意味着公众没有信仰”的说法。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或者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没有说到“在世间，上帝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因为在每一次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领导者们总是这样号召真理，号召拥抱共同的信念，才激励了无数普通人实现卓越。
但不知从何时起，不知为何，信念不能再将大家凝聚在一起，而是被人利用，让人们走向分裂。其中部分原因是基督教右派所谓的领导者们一直急切地想要了解如何才能搞分裂。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告诉福音派基督徒，民主党人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不喜欢他们的教堂；同时，他们还对全国上下其他人说，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只会关心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学校祷告制度与智慧设计论之类的事情。就连“基督徒联盟”[ “基督徒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1989年由罗伯特逊创建，由众多的福音教流派合并而成。
]也曾经一度认为他们的首要立法重点就是要给富人减税。我不知道他们读的是哪个版本的《圣经》，但我知道肯定和我的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