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格兰其庄园》后，我原来打算就此搁笔，不再把福尔摩斯先生的事迹写下来。我朋友不愿再发表自己的经历是我动了这个念头的真正原因。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决意要离开伦敦，并且再三告知要我尊重他的意愿，不再发表他的经历。我对他说，《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就结束我的故事，因为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做为全书的结尾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同意了，我这才能给公众讲述一下这个事件。
一年秋天(请你们原谅我不能讲明具体年份)，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我们的住所来了两位声名显赫的客人。一位是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倍棱格勋爵。另一位就是崔洛尼·候普——英国一位前途无量的政治家，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是有事相求。首相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的脸上呈现出无限哀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宁地时而摸摸胡须，时而又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是首相要我来找你的，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遗失了重要文件。”
“您报警了吗？”
“当然没有报警，报警就意味着把文件公布于众，我们不希望公众知道这件事。”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复杂化，这份文件将决定战争与和平。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他偷走文件的用意是把文件公布。”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六天以前我们收到了一封外国君主寄来的信。事关重大，每天我都把它带到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我打开箱子，里面的文件好好地放着。可是今天上午却不见了。我和我的妻子希尔达睡觉都很轻，而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的梳妆台镜子旁边。夜里没有人进屋，可是文件却不翼而飞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睡觉前您做了些什么？”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我们到十一点半才进卧室睡觉。”
“这就是说，文件箱有四个小时是无人看守的。”
“那里只有我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去，其他时间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都很忠诚。而且，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这么重要的东西。”
“什么人知道有这封信呢？”
“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呢？”
“她不知道，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以后我才对她说的。”
前任首相点了点头。
他说：“先生，您有很强的责任感，我相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私人感情。”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谢谢您。今天早晨之前我妻子没听到过有关这封信的一个字。”
“她会猜到这种情况吗？”
“她想不到的。”
“以前您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国内的人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各位内阁大臣昨天都被通知到了，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他神情沮丧。
“不过，内阁成员以外，还有两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除此外，全英国没有人知道了。”
“英国以外呢？”
“国外没人看过这封信，当然写信人除外。我相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这件事是按私人渠道办的。”
我朋友想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