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我刚才所说的三个人中他嫌疑最大了，正在此刻，他却死了。华生，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把它们的关系找出来是现在必须做的。”
“现在警察一定什么都知道了。”
“不。他们只知道在现场所看到的。我很怀疑卢卡斯，因为从高道尔芬街到白厅住宅街步行只需几分钟。可是另外两个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卢卡斯更有可能跟那位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此事本身和作案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这点一联系，可能就重要了。喂，是谁来了？”
赫德森太太拿了一张妇女名片进来了。他看后，又把名片给了我。他对她说：“请候普夫人上楼来吧。”
候普夫人长得身材纤细，美艳无双。然而，这天她的双颊却显得苍白，双眼急躁不安，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先生，我丈夫来过这儿吗？”
“是的，太太，来过。”
“先生，请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告诉他我来过这里。”
我的朋友同意了，让她坐在对面那把椅子上。
“您先坐下来，然后讲出您的要求，不过我也许满足不了您。”
她走到屋子另一边，背对窗户坐了下来。
她说：“我和我丈夫除了政治以外，在什么事情上都完全信任。对政治问题，他什么也不对我说。我现在才知道昨天晚上在我家丢了一个文件。因为牵涉到政治，我丈夫就没有对我细说，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是应该弄明白的。您是除几位政治家外惟一知道此事的人，所以我请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结果怎样。只有完全相信我，才能保证他的利益。”
“夫人，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
她把脸埋在双手中。
“夫人，您的丈夫认为您不应该知道此事；我呢？由于职业的原因，也不能说出他不允许我讲的话。您还是去问他好了。”
“我问过他了。我是不得已才来这儿的。既然你不肯对我实说，就给我一点儿启示吧。”
“夫人，这启示指什么呢？”
“这个意外事件会不会影响到我丈夫的政治生涯？”
“除非找到那封信，不然后果很严重。”
“我很清楚丢失这个文件将会引起可怕的后果，因为我丈夫对于此事极为震惊。”
“如果他这样认为，我当然不反对。”
“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性质的呢？”
“不，夫人，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我就不打扰了。我再一次请求你不要告诉他我来过这里。”
这位夫人走后我朋友说：“华生，女性应该由你来研究，这位漂亮的夫人来此到底有什么目的？”
“她讲得很清楚，她肯定会不安的。”
“哼！华生，你要把她的表现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要知道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肯轻易流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是的，她表现得十分激动。”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请求我们告诉她一切，并说只有这样才对她丈夫有利。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而且她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因为她坐在阳光只照到她背部的地方。”
“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我们不容易琢磨妇女们的心理活动。不要轻信她们！有时她们一个细小的举动蕴藏了很大的意义。”
“你要到外面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今天上午。我现在还无法解决问题，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有关系。我的华生，你留下来接待客人，我尽量赶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三天过去了，福尔摩斯一直沉默寡言。他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他从来不说有关这个案件的事，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了一些情况，例如把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逮捕了，但不久又给放了。验尸官认为这是一件谋杀案。至于为什么会杀人还不清楚，死者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非常善谈。他的来往信件很多，他还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交往。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很复杂，但都没有很深的交往。他并无奇特的生活习惯，他的行为合乎常理。
关于仆人约翰？米尔顿的被捕，只是失望之余的一点儿措施。这个仆人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充分的，因为他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朋友了。他们主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在仆人的箱子里发现一些死者的东西，尤其是一盒刮胡刀，但女管家证实了仆人关于主人赠送之说。卢卡斯雇用米尔顿已有三年，可是卢卡斯从未带他去过欧洲大陆。有时卢卡斯在巴黎一住便是三个月，而米尔顿只是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她在出事那晚什么也没听到。
一连三天报纸上都没有侦破此案的消息。福尔摩斯可能知道更多的情况，但他从来没说过。不过，他告诉我，雷弥瑞德把所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第四天的上午，报上登了一封电报，是发自巴黎的，全文如下：
巴黎警方已经有所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可以揭示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警察怀疑过他的男仆，后来因他不在犯罪现场而被释放。昨天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说，他们的女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不正常。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患有躁狂症。据查，她是本周星期二从伦敦回来的，有证据说明其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有关。据多方验证和核对照片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M？亨利？弗那依就是艾秋阿多·卢卡斯，死者用两个名字分别在巴黎和伦敦居住。弗那依太太性情怪癖，很有可能由于狂燥症发作而用匕首杀了丈夫。目前，这个病人在周一晚上的全部活动还没有查清楚。但是，星期二早晨，有位很像她的妇女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目前，她的语言表达还有困难，医生认为无法让她恢复理智了。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本周一晚在高道尔芬街一连几个小时地注视着十六号那栋房子，她很有可能就是现在在巴黎的那位女病人。
我把这段报道读给他听，并说：“福尔摩斯，你怎么看这段报道？”
他说：“三天以来我什么也没告诉你，现在我也得不出什么结论。”
“难道和卢卡斯之死没有多少关系？”
“卢卡斯的死比起我们要找的文件，是小事一桩。过去三天最重要的事是没发生什么事。这两天我几乎每小时都收到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目前欧洲没有任何不安的迹象。信会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它已经丢了的话。卢卡斯的死和丢失信件之间真的没有联系吗？他得到过此信吗？如果得到了又为什么在他的文件里面找不到呢？难道是他那发了疯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信会不会在巴黎呢？我怎么才能在巴黎警方不怀疑的情况下搜到这封信呢？啊，又出现了什么新情况！”他看了一眼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雷弥瑞德好像已经查出了重要的情况。华生，我们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区。”
雷弥瑞德正从窗户向外望，一个警察打开门，把我们请了进去。我们走进去一看，大体上没有什么痕迹，除了地毯上有一块血迹外。一小块方形地毯，摆在屋子正中间，四周的地板，擦得光亮。缴获的武器挂在壁炉上面的墙上，凶器便是其中的一把匕首，一张写字台放在靠窗的地方。
雷弥瑞德问：“巴黎的那个消息看到了吧？”
我朋友点了点头。
“我们的法国同行说的有道理，当时她是敲过门。卢卡斯很少与人有来往，来了这位不速之客，他只好让她进来，以免惹人注意。这位女士告诉房主一直在找他，并且对他进行了责备。匕首就挂在墙上，用起来很方便。但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他刺死了，因为椅子倒在一边，另外死者手里还拿着一把椅子，看来他是想用椅子挡住那个疯子的。事情看起来已经很明白了。”
“那为什么还找我来呢？”
“啊，有一件小事，也许能引起你的兴趣。它很奇怪。”
“就请告诉我此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