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那些贫穷的僧侣，在羊皮纸用完了又没有新的书写材料的时候，就会把寺院里残存的或者在市场上买来的已经在上面写了字的旧羊皮纸重新利用，把那上面的字迹擦去，就又有新的材料可以书写了。僧侣们经常将那些被视为异端学说的文学擦掉，这样就可以在上面重新书写基督教信仰的文献了。这种手稿被称为“重写稿”，意思是“擦过的东西”。有时侯，最初的文字没有擦干净，现代的研究者们便能够用化学试剂使它重现出来。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发现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片段，而如果没有这种重写稿的话，这些文学作品就可能永远消失了。许多古代典籍能否流传下来，很多时候取决于偶然因素。当然，类似《圣经》这样的书，自然会有人对其精心保护，从而使之代代相传。自然风化、火灾、人间的纷乱与战争等，都给书本的命运增添了传奇色彩。那些专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们，一旦发现了散佚和流失了很久的古文稿，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之情无以言表。随着人们不断地挖掘、发现，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见到这些古籍就好比见到北极一样令人兴奋、颤抖！
以羊皮纸或者是其他皮革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假如你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或者雅典，想拥有一本维吉尔或者荷马的诗集，你得到的也许不是抄写在羊皮纸上的诗歌，而是一种被称为“纸莎草”的干燥的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纸”这个词就是从“paperus”这个词派生出来的。纸莎草原产埃及，是一种非常坚硬的水生植物，据说摩西（注：摩西，《圣经》中讲述的犹太人的古代领袖、领导者以及立法者）就是在这种水草上被人们发现的。人们把这种水草的茎抽掉，再把它压平，晒干，然后粘成条状卷在一起，就成了可以用来书写的纸莎草了。埃及人又把这种纸莎草的制作工艺传到希腊、罗马和附近的地区。在比之更耐用的羊皮纸被广泛使用之前，几乎所有的最优秀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学作品都是用这种纸写的。纸莎草叶子的希腊文是“biblos”，这个词后来又有了一种引申义，即写在叶子上的书，因此，西方世界中的宗教圣书——《圣经》，就被称为“Bible”。
古代埃及人是相当伟大的人，创造了许多世界奇迹。在这些奇迹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司芬克斯、木乃伊以及那些法老的坟墓。但是，那些看起来不朽的金字塔，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可能还不及那些易碎的纸莎草更重要、更有价值。不仅埃及人，几乎所有地中海沿岸的人们也都把自己的思想记在纸莎草上。埃及人不仅发明了书写的材料，还创造出了表达语音的文字系统，这可能是对欧洲文化影响最早的一种文字了。
千百年来，埃及的这种文字表达的核心密码已经被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了，直到最近100多年，学者们才破解古埃及图画形的文字或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意为：神圣的雕刻）之迷。在当年的文字考古学年鉴上，破译古埃及的神秘字符的故事，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1799年，一位来自拿破仑军队的工程师，在埃及发现了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在这石碑上，刻着一篇很长的布告，是古埃及的教士们为纪念当时一位法老而刻的。石碑上有三种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另一种是普通的埃及文，第三种是希腊文。因为大家对希腊文字比较熟悉，所以，经过努力研究、推测，破解与其并联的埃及象形文字就有了可能。当时，主持破译文字工作的是法国学者詹姆里昂。今天，埃及古物学者对木乃伊和方尖石塔上的象形文字不再陌生，并且使神秘的司芬克斯也打破了它难解的沉默，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即使学者们永远无法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人的智慧精华也不会荡然无存。因为它已经被希腊人和罗马以及其他的民族吸收了，并且代代相传，传给了今天的我们，尽管它最初的原型已经模糊，难以辨认。当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并在埃及建立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城时，当热情奔放的安东尼、冷静沉着的恺撒打败克利奥帕特拉，旋即又为她所迷时，征服者总会从被征服者那里学到其先进的文化。
在离埃及不远的地中海东岸，住着腓尼基人。他们是希伯来人的近邻，他们经常发生冲突和摩擦。腓尼基人整日忙于贸易，他们似乎对文学创作不感兴趣。今天，我们要想了解腓尼基人的文献，只有从古希腊的古文献中，才能发现他们蛛丝马迹的文字。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西方人之所以能阅读到这么多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还得感谢那些丧失了城邦的腓尼基人，因为，是他们发明了取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文字，他们是书籍的奠基者。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字母是腓尼基字母经过了几千年复杂演变而来的。根据科学推测，腓尼基字母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那时，纸莎草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它平滑的表面为书写一种连贯的字体提供了可能。极富商业头脑的腓尼基人除了把从埃及人那里贩运来的纸莎草卖给希腊和其他国家，还连带他们发明的字母也一起卖了出去。
如果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继续上溯，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人们用来书写的材料几乎都是一些无法移动的东西，我们称这样的时代为石器时代。那时的埃及和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将要记录的事情刻在石墙或石柱上面。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超越“石器时代”那种做法：为了记载重要的事件，纪念伟大的人物，使社会和宗教思想永远流传，我们往往会在教堂、公共建筑物和墓碑上雕凿文字，这样，即使所有的书籍全被毁坏了，5000年后的历史学家们仍可以通过这些石头建筑或一些碑文材料，大致推断我们这一时代人的生活和语言的基本情况。
我们也正是根据同样的方法，从石刻上来了解、认识远古人的生活习俗的。但哪怕是最坚硬的石头，也有被损坏的一天，如果没有推陈出新的书籍，恐怕所有的语言迟早会消失。甚至那些石头依然存在，那些雕刻的工人也还活着，而公共图书馆的“书”全是石头，不管里面还是外面，墙壁上全是书，而这些书都完好无缺。即使这样，也还是有缺点的，不是吗？如果这样，我们就无法享受带上书本回家围炉夜读的乐趣了。
巴比伦大帝国位于西亚，那里的人们喜欢把文字刻在泥制的砖和圆柱上，比起无法搬动的石头来，也算是一种进步了。但是，如果想买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那至少得请人把一吨左右的“砖书”搬回来，这无疑是相当不方便的。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社会根本就没有流行读物，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牧师和书记员知道怎样读书认字，而书写的大部分内容大都是关于宗教或者歌颂帝王们丰功伟绩的。
文学的发展要依靠一种既便于书写，又容易得到，交流起来也轻便，而且又光滑、柔软的物质作为媒介。这种物质就是木头，它坚韧、轻便、易于携带，在我们的故事中占有必不可少的一席之地。古代的撒克逊人的语言与我们的英语是同源、同支的，他们曾在山毛榉做成的板子上写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装订在一起的印刷物叫做书了。假如你躺在树荫底下看书，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你头顶上为你遮挡阳光的东西和你手上捧着阅读的、给你提供知识、增长你的智慧的东西之间，有着这么密切的联系。但是，德国人很容易察觉到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山毛榉”就叫“buche”，而“书”就叫“buch”。也许我们应该把祖先学会锯木头的那一天当做一个纪念日。他们学会了用木板搭建房屋，也学会了用木板记事、写字。记住我们这些智慧的祖先——那些在木板上写字的北欧人，还有那些用木板当 “石板”的埃及学童们。
早期的罗马人不仅把木板当做写字的工具，而且连树皮也加以充分利用。他们书的单词叫做“liber”，其原始意义是指树的内层皮。现代社会一些与“书”有关的单词形式都来源于这个拉丁文。比如，法语中的“livre”，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的“libro”，英文中的“library”，也是源于这一词根。
“树皮”就是“书”这简直是个玩笑，但是这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语言和文学之树，实际上也是智慧和人生之树，以一种美丽、奇特的方式生长着。湮没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也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本书的纸张是用木质纤维做成的，与千百年前我们祖先用来记事的木板有着本质上的联系。面前放书的家具叫做“table”，而你记录杂事的纸片叫做“tablet”，“板”的拉丁文则是“tabula”。也许你的桌子上还放着这样一本“书”，里面夹满了老照片，这样的“书”我们叫“相册”。为什么这样叫呢？这个词的本意是“白色”。在古罗马时期，有个高级官员，他就是大祭司迈克斯莫斯，他是国家的机密大臣，他把当年发生的事件都记录在白板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记录家族事件的家谱、存放老照片的影集和收藏花朵标本的书都称为“相册”。
我们的生命之树，我们的知识之树，是一棵神奇而迷人的树，我们没有办法为之描绘出一幅确切的图画，它取材于大自然中的树木，生长在山石之间；它是鸟儿们温暖的巢臼，它们供给我们书写用的鹅毛笔；它是动物们安全的巢穴，它们供给我们书写用的纸张。在这棵大树之下，万物之灵——人类，在这里读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