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方实力派冯玉祥为例，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般人认为像冯玉祥这样的行伍出身的大老粗，除了打仗之外不会有什么经济头脑，实际上他的经济头脑丝毫不逊色于专业理财师。冯玉祥接管了京绥（北京到绥远）铁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军政要员免费乘车的特权，过去要员们乘坐这条铁路线不仅不买票，而且还要坐最好的座位，现在一律买票乘车。此举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还给冯玉祥披上了平等和不畏权贵的色彩。
既然权贵的钱都敢收，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在话下了。于是冯军控制的铁路货运价格猛窜了三倍，每吨货物运价从过去的四元提高至十二元。此外，北京各旅游景点卖票的大规模实施，就是从冯玉祥主政北京开始的。他还创造性地定下了根据广告牌大小，按月征收广告税的创收模式。
冯玉祥还创设了西北银行，成立了西北汽车运输公司，垄断了西北的汽车运输。还有就是截留了要上缴中央财政的盐税，自行在辖区提高税率。如在他控制的张家口，凡输入重要商品税率均为百分之三，经张家口输出的货物都要征收装载税，对粮食和羊毛征收特别税，对卷烟课以百分二十的附加税。
冯玉祥不仅开源有方，在节流方面也毫不逊色。与他用胶皮水管给士兵们施以洗礼（冯将军率领全军集体加入基督教）相媲美的，是新年放鞭炮的典故。有一年元旦清晨，冯玉祥在郑州召集全体官兵行贺年礼，训话道：“今日元旦，应当放鞭炮庆祝。可是我们财政不足，而且也要节俭，就不买鞭炮了，我们就用嘴大声放鞭炮算了。”
说罢，冯将军带头用嘴喊了起来：“砰乓……”于是全军大叫“砰乓”十几分钟，算是放了鞭炮。这个故事多少带有调侃的味道，有点像香港无厘头喜剧，但从一个方面揭示出冯玉祥节俭的性格。
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都为军费发愁呢？
至少有一个人不会为钱发愁，此人就是蒋介石。
·4·
蒋介石当年起家的时候，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金融投机买卖。
他曾经受过上海军政府都督陈英士的两百块银元，刺杀光复会领袖、浙江省都督陶成章。这一次蒋介石没有亲自动手，而是用这钱收买了杀手，在上海广慈医院行刺成功。从那时起，青年蒋介石就彻底明白了“杀头的生意有人干，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的道理，有钱可以让人干很多事，不管这些事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
蒋介石之所以不为军饷发愁，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头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取得了绝对军权，下拨给部队的军费完全由他支配，给哪个部队不给哪个部队，给谁多少，都是由他大笔一挥，听话嫡系和亲信多给，杂牌少给或干脆不给。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只管掏钱，连财政部长宋子文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如何支配军饷的。
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曾发出过质询，要蒋介石报告军饷是怎么发的。催促了好几次，蒋介石才派他的军需处长出席会议报告了一下。结果这位军需处长报出的也是一笔糊涂账，算来算去，政府下拨的军费与蒋介石的支出根本对不上账，数百万元说不清楚去向。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左派和共产党联合查账的行为非常不满，大诉冤屈：“自从北伐以来，不过多用了一千三百万元，以这些钱买得了湘、赣、鄂几省，走尽天下也找不着这样便宜的事。你们还要说我多用了，真是太没有良心了！”
吴玉章认为蒋介石是装糊涂，他提醒这位总司令：“所谓多用一千三百万元，只是一个月的军费。如果从北伐以来算起，军费总数至少在一个亿以上了。”
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蒋介石心里最有数。
有一个科目的开销，蒋介石是从不吝啬的，那就是在军队内部培植亲信。他对自己的亲信出手阔绰，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指责蒋介石的这种作法与旧军阀并无二致，当年袁世凯组建北洋六镇时，驾驭亲信诸将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花钱如流水，能不被“金弹”征服的人少之又少。蒋介石对待这些指责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蒋介石格外垂青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是他赖以起家的资本。仅黄埔同学会每月的开支达数千块大洋，黄埔第四期的毕业典礼花了两万多块大洋，蒋介石眉头都不曾皱一下。黄埔军校学生见蒋介石，都以叫他校长为荣。带兵打仗的学生即使做了错事、打了败仗去见蒋校长，他最初也就是一顿大骂，骂完之后，气也就消了，接着就会要问挨骂的这位学生缺不缺钱花？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尽可开口要求；通常是骂得越凶，给的钱就越多，即使挨骂的学生不需要钱，蒋介石也要随便给他一两百元，以示拉拢。
国民政府指望蒋介石带兵打仗，所以尽可能地迁就他，特地拨给他一百五十万元作为特别费，办黄埔军校的每月经费七十余万元还照支不误，因此黄埔军校被讥讽为全世界花费最大的军校。
蒋介石花钱如流水，别说政府不富裕，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禁受不起。加之他独断专行的作风，更加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不满，企图用党纪和政纪制约蒋介石，蒋介石哪里肯受这帮文人的约束？于是与左派之芥蒂日深，因此策动“中山舰事件”，削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然后又发动更大规模的“四一二”政变，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撕破面皮。
“四一二”事变之后的两天，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罢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并开除其国民党党籍，通令严缉归案究办。蒋介石还以颜色，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至此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
·5·
驱逐了蒋介石，武汉的国民政府基本上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
武汉国民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长江作为华中地区通往富庶的江浙一带的水上大动脉，被蒋介石切断了。外国银行纷纷倒向蒋介石一方，武汉的外资银行大量关闭，不同武汉贸易，上海与武汉之间的货币汇兑几乎停止。蒋介石掌握了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权力，武汉政府只能印发“国库券”聊以度日，国库券最小的面值是五元，商人都不愿意使用。许多小商贩和人力车都停了市，武汉商业和金融一片萧条。
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对武汉政府的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提出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主张，湖南、湖北一带的农民运动势如燎原，农民协会的势力不断扩大，有组织的农民已经达五百万之巨。农会会员们刺探军情、组织支前参军，在军事上帮了北伐军很大的忙。
农民支援北伐，主要原因是革命觉悟，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则是直接的驱动力。农民兄弟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点也不比城市人差，一旦这种欲望被点燃，能量将是巨大和不可遏制的。
湖南农民运动是最轰轰烈烈的，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证。
翻身的农民光棍汉冲进地主家小姐的闺房，虽然不能搂得小姐在怀，也要在香喷喷的绣床上滚一滚，把身上的泥巴沾在绣花被上，以表达对幸福的渴望。
湖南农民协会势力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竟然达到可以垄断一些重要商品市场的程度。
比如进口商品市场。当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商品已经广泛渗透到长江流域，从钟表、香水等奢侈品到针线、铁钉、暖水瓶、小剪刀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无不是外货充斥。其中最大宗进口的商品是煤油，几乎被“美孚”、“亚细亚”两家外国公司垄断。
当时中南地区除少数城市使用电灯照明外，农村和小城镇都用煤油灯。这两家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可谓是不惜血本，开始农村不认煤油，大多以灯盏盛菜油照明。美孚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花费巨资特意定做了很多小洋灯，只要购买美孚的煤油就白送给小洋灯。中国的老百姓尝试之后，发现煤油灯不仅亮度大，油烟比菜油少，而且价钱也不贵，这才逐渐接受了煤油灯。
垄断必然会产生暴利。“美孚”、“亚细亚”两家外国公司大赚中国人的钱，自然会刺痛一些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湖南农民协会打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旗号，理直气壮地要求两家外国公司运来的煤油必须低价卖给农民协会，由协会统一经销。两家外国公司当然不干，威胁将市场上的煤油撤下，统统准备运走。
农民协会当然不能让这块到口的肥肉溜走，于是就在各处设卡拦截。外商便以商品被农会没收为由，向武汉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两湖地区的外商本来就对农民的反帝运动抱着深深的恐惧，正好找到借口，也都纷纷撤资离去，包括海关的外籍雇员也都撂了挑子，武汉政府只好临时组织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海关管理委员会接管，于是外商又造谣说湖南已实行收回海关、没收外国人财产的举措，造成了更大的国际纠纷。
如果农民协会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只对帝国主义的奸商下狠手，武汉政府或许还能忍受。关键是农民协会也不怎么买国民党政府的账。当时英国军舰卡断了长江下游的水路交通，江浙一带的粮食运不进两湖，武汉政府军队的军粮只能靠在当地征集。湖南是产粮大省，湖南农民协会控制了粮食供应，武汉政府想调湖南粮食到湖北，非得经过湖南农民协会认可，否则不能出境。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武汉政府和军界的不满，认为农会不讲政治，故意刁难。
更让武汉军方感到恐惧的，是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要求。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武汉政府土地委员会曾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分给贫农耕种的方案，规定家有肥地五十亩、贫瘠地一百亩以上都在被没收之列；对租种别人的土地的农民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优惠（即所谓“二五减租”）。
这下贫雇农高兴了，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地主却倒了霉，尤其是军队中高级军官更是举双手反对。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拼多年，挣了一些钱就图个在家盖房置地，以后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也有个安身之处。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么一搞，大家这么些年的命算是白革了。
军方实力派首领唐生智、何键派代表参加了土地会议，强烈要求制定《保护军人家庭财产法》，以安前线将士军心。何键身为军长也不能幸免，他父亲在湖南醴陵被农民协会抓了起来，戴高帽子游街，何键气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农民运动是“游民行动、痞子运动”。
由土地问题导致的杀人事件时有发生，双方互相报复仇杀，手段极其残忍，砍头、枪毙已经稀松平常，诸如剖腹剜心、“点天灯”之类的酷刑也出现了。
革命的农民要过上健康的新生活，自然主张禁烟并限制饮酒。湖北黄冈的农民协会铲掉烟田、禁止酿酒，致使武汉政府无税可收。国民政府法律上禁烟禁赌，但对烟馆和赌馆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在革命策源地广东，每月征收烟赌税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元。黄冈县的农民协会断了政府的财路，政府便下令将农会解散，并缉拿农会骨干。
城市工人的工会也有很大的权力。工会可以直接逮捕人，召开群众大会就可以判决。就连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也看不下去了：“工人纠察队自行去掳人，是私行逮捕，破坏了国家法律。”“以后捕杀反革命只能由政府合法机关执行，其他机关只有报告，无直接行动权。”
武汉有个资本家关闭工厂企图将现金私运出去，被工会发现报告了汉阳县政府，并派人接管了工厂，武汉政府大发雷霆，以违反政府保护工商命令为由，解散了工会。武汉工商业店主交纳的税收，是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征到足够的税，政府替商人说话，要店员延长工作时间，并以店员不属于工人阶级为由，解散店员工会让店员受商会辖制。工会找政府评理，政府竟然说：“革命时代的工人也应牺牲一点来帮助革命，使革命成功，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必将会分道扬镳，这几乎成了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