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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意上的失败，反而使职业革命家们清醒过来。即使办教育、办书店、办实业都取得成功，那也无非是商人本色，革命家们如果只是沉醉于经商的那些蝇头小利，那便是迷失了革命的本性。共产主义者志存高远，肩负的神圣使命绝不是区区几枚铜钱所能代替的，它要使整个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政党必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
中共“一大”纲领规定，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此时虽然还没有诞生革命军队，也不具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实力，但共产党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七大”的党章中，又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要言必信，行必果。
历史很快就为新成立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践行诺言的机会。湖南的党组织组织了长沙的泥木工人大罢工，目标是提高工人的工钱，改善生活条件。此前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湘区区委曾经组织过长沙织造工人的罢工活动，要求资方按照前一年的工价折合银洋发放工资，但这次罢工并没有达到目的。
所谓“泥木工”就是现在的建筑工人，包括砌墙的泥瓦匠和做门窗的木工。泥木工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甲工和搬砖和泥的乙工两种。从罢工提出的工资要求来看，甲工每天三角四分，乙工每天二角六分。如此算来即使天天工作不休息，收入较高的甲工每月平均月工资也就十元左右，可见当时泥木工的工资确实是比较低的，以男性为主的建筑行业收入还不如汉口和青岛的纺织女工：当时汉口纱厂有技术的女工月工资三十多元，一般女工也能挣到十四元；青岛纺织女工最高月工资是二十二元，平均可以拿到十三元。泥木工人与铁路和煤矿工人更是没法相比：京汉铁路的小工每月收入九元到十二元，初级工匠为二十多元，高级技师为四五十元。开滦煤矿每月工资二十七元，干杂活的小工月工资也可以达到九元。
当时的物价水平又怎样呢？
以上海和武汉为例：吃的方面，二号粳米和普通面粉批发价是每斤七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八分，鸡蛋每个三分，豆油每斤约两角，食盐每斤四分，白糖每斤九分。用的方面，棉花每斤五角左右，细布每尺一角，照明用的煤油每斤六分，肥皂每块五分。贵金属每两黄金约三十八元左右，那时用的是每斤十六两的秤，每两约三十一克，每克约一元二角三分。
以这个物价水平衡量，长沙泥木工人一天的工资刚够买一斤猪肉，每月工资可以买一百三十斤米面。折合成黄金，每月约能购买八克左右的黄金。以现在的物价水平，猪肉二十元一斤，大米和面粉两元钱一斤，约合现在的三百至六百元；折合成黄金的话可能高一些，以金价二百五十元一克计算，约合两千多元。
工人们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养家糊口。普通一家三口每月需要粮食一百斤左右，就需花掉七元钱。还要穿衣服买菜，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如果再加上看病买药，基本上不够花的，更不用说让子女受教育了。可见，即使长沙泥木工人的工资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仍然只是达到温饱水平而已。
长沙《大公报》上很快发表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道出了工人的苦衷：“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经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
这个《宣言》就是毛泽东模仿工人的口气写的，其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诉说工人的苦难，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其他工人团体也纷纷表示对长沙泥木工人的支持。
为了给当局制造更大的压力，长沙四千多名泥木工人冒着大雨，去长沙县公署请愿。谈判一直到午夜仍然僵持不下，政府方面被工人谈判首席代表易礼容诘问得无言以对，县长偷偷打电话请示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要求派人杀掉易礼容：“今晚不杀易礼容，罢工就不能驱散。”
赵恒惕怕激起更大的变故，指示长沙县作出适当让步，继续谈判。易礼容身份暴露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到湖南省政务厅谈判。经过三个小时据理力争，政务厅同意由工人具一纸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原因，送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大笔一挥，一篇《呈省长文》很快写就，呈送省长赵恒惕，同时派人送到长沙《大公报》报馆准备发表。
赵恒惕迫于压力，只得照准。罢工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有胆有识，甘冒风险为工人的利益冲在前面的举动，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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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的观点，泥木工人应该属于房地产业的范畴。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房地产业还不发达，无论产业规模、工人阶级力量还是市场影响力，都比不上以煤炭行业为代表的能源板块。
共产党又将目光转向工人阶级更加集中的安源路矿。
安源早在唐朝就被发现煤的储存、煤炭的产量极为丰富。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诞生，成了既有煤矿和冶炼厂，又有铁路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安源的煤矿成了公司的一部分，这里采用西方的采掘方法，有工人一万余人，仅在矿井内的采煤工人便有六千余人，每日可出煤两千余吨，炼焦炭七八百吨。
不要小看黑不溜秋的煤，它有个俗称叫做“乌金”。安源煤矿的煤和焦炭除了供应本矿及株萍、粤汉铁路机车作为动力煤之外，其余都运往汉阳和大冶，供应两处的钢铁厂作为炼钢的原料。过去两处炼钢需要的焦炭均是靠进口，向欧洲的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购买，本来价钱就不低，加上远途转运价格更是昂贵。这样，本地安源的煤和焦炭便成了抢手货，自然能卖上好价钱。
但安源工人的收入却并不高。煤矿工人被称为“炭古佬”，干的是阴间的活，拿的是阳间的钱，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更低，当时井下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二角三分，而且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里，矿局交由包工头代发。按照当时行业的潜规则，包工头照例七扣八扣、层层盘剥，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一角多点，包工头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贫富差距极大。
除了由包工头代发工资外，煤矿中还有两条潜规则盘剥工人：一条是“吃点”，另一条是“卖空”。
“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佣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就成了工头的囊中之物。“吃点”表面上看是在欺骗矿局，实际上吃亏的却是工人，矿局要的是三十个人的产量，这二十个工人就要完成三十个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增，工作时间延长，通常每天都要劳动十二小时以上。
“卖空”就是虚报产量，克扣矿井的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以次充好。这条潜规则最终吃亏的仍然是工人，尤其是克扣材料费往往会使采掘的危险性加大，导致事故频出，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因工死伤时有发生。
煤矿工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工作，挣这么点钱而且伤亡迭出，自然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但由于没有组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往往遭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镇压。包工头与矿局职员、安源的帮会彼此之间都有勾结，无组织的工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文革”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中，有一出京剧叫《杜鹃山》，其中女党代表柯湘出场唱了一段《家住安源》的唱词介绍身世，“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就是安源矿工悲惨境遇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
矿工工资低，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归结于命不好。矿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工人们像一盘散沙，喝酒赌博、打架成风，有的自叹命苦，烧香拜佛，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安源矿工的悲惨境遇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与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宣传品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因为工人多是文盲根本不识字而收效甚微。
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必须要有觉悟；要想有觉悟，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识字；要想识字，就必须先有学校。顺着这条逻辑思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于1921年底派了得力干将到安源实地考察，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毛泽东和李隆郅。他们的结论是首先帮助工人办一所学校，进行启蒙，一步一步地来。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老师。
补习学校的首席教师是李隆郅。因为名字笔画太多，工人们不好认也不好写，就把名字改成了李立三，从此本名李隆郅除了偶尔出现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上之外，很少有人记起，反倒是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工人中如日中天。
共产党帮助安源工人办文化补习学校，本意是启发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利益，按理说应该受到工人和家属的欢迎。奇怪的是，不仅工人和家属欢迎，办校初期安源煤矿的资本家对此也表示了接纳的态度。矿局也看到，矿工进了学校之后变得文明了，工人们赌钱、喝酒、打架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正应了那句话：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减少一座监狱。
共产党以补习学校的名义代表工人出面说话，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有个工会组织。但直接成立工会必然为资本家和包工头所不容，于是共产党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方法，先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来，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本想着办工人俱乐部应该比补习学校更受欢迎，不料事与愿违，应者寥寥。李立三私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毛病出在俱乐部提出的口号上。当时办俱乐部的口号有八个字，叫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工人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之间联络感情更喜欢在酒馆里进行，根本用不着去什么俱乐部。此外，下窑挖煤的工人之间似乎也没有多少知识可以用来彼此交换。
既然高雅的行不通，就来通俗实惠的，要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