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实际上，在此以前的几个月中，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北大、清华煽风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大专院校燃烧起来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毛泽东主席八月七日的《炮打司令部》给这一熊熊燃烧的烈火煽了风加了油。部分学生的狂妄、狂热、幼稚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很容易被煽动和引爆出来。北京的各级党政机构瘫痪，学校秩序一片混乱。现在通过的《十六条》只不过使这种状态合法化、规范化、进一步扩大化罢了。
十天后即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代表，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新高潮。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设联络站，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到一切有人的地方去煽风点火，鼓动大家起来造反。
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充满矛盾和问题的，这些年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人们积累了不少的怨气、冤气和仇恨。“文化大革命”把全部的沉渣都搅动起来了。那些以往挨过整、受过压的人，平常工作吊儿郎当者，对现实不满者，社会上的游民无产者，以及一些政治投机家，在“造反有理”的鼓舞下一哄而起，成了最早的造反派。而绝大多数党员、团员，工人、农民对这场运动不理解，感到莫名其妙，对造反派的“破四旧”、动辄抓人斗人的过激行为非常厌恶和反感，称之
为“痞子运动”。．这些人大都成了保皇派。良民百姓们怕“天下大乱，殃及百姓”，他们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保本单位的领导，保当地的政府。但是形势正朝着人们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继八月十八日之后，毛主席于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从全国涌来的红卫兵达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大串联已成了波涛汹涌，排山倒海的革命洪流。
十月初，我们从湘西的山沟里到达长沙后，才发现革命的大串联已引起了全国性的大混乱。从长沙到广州的火车挤得满满的。卧铺已经取消，全部改为硬座。座位底下、行李架上、走廊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晚点十多个小时到了广州。后由于火车进不了客运站，在北郊就停下来。只好改乘公共汽车，又花了一个多钟才到达沙面肇和路六十三号。也就是我的新单位—海南光华修配厂驻穗办事处。按照领导的安排，将我暂时留在这里，负责工模具和非标设备的外协工作。在我到之前，这些外协件已由湖南省机械厅分派到广州、韶关和肇庆的十几个工厂里，我的任务就是负责管理图纸资料和产品质量及生产进度，并定期向本厂和省机械厅有关方面报告情况。
这时的广州已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柱子上都是白底红字的毛主席语录，比起长沙和其他城市来，革命的气氛更浓一些。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广州军区学习毛泽东思想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涌现出许多学习《毛选》的先进典型及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如背诵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用绣有毛主席头像的挎包、跳忠字舞、建忠字馆、早请示晚汇报都源自广州军区。所以当时广州是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地方。我们这些刚从毛主席家乡来的人，对某些活动感到陌生和稀奇甚至不习惯，如每天清晨大家集合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高唱《东方红》，晚上又集合在毛主席像前“晚汇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吃饭前对着毛主席像唱《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已蔓延到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全国的生产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大部分工厂已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的协作单位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交货期一推再推。他们把履行合同不当一回事，甚至带着抵触反感的情绪。有一次我到广州的一个工厂去了解合同进展情况，接待我的是生产科的张科长，他对我爱理不理的。我正准备问他，他却先问我：
“你们厂在哪里？”
“在海南岛。”
他歪着脑袋，以为听错了：“什么？在海南岛？那里不是国防前线吗！怎么还要搞‘三线’工厂呢？真是笑话！”
我无言以对，这位科长的粗鲁和直率令人惊叹，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好说：
“张科长，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讨论的范畴，是中央最高层的决策，我是个跑腿的，只知道奉行公事。”
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我碰到好几个协作厂的人都提出过类似的疑问，其实我们自己何尝没有这样的疑问呢！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全国大搞“三线建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我们这个工厂是大棋盘上的一个小子JL，我们可能是“一孔之见”的小人见识，这种疑虑只能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在同事中、朋友中是不能表露的，否则就会祸从口出的。我的职责就是听从、服从，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说，这些年有什么教训要总结的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做到绝对的服从、听从，总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个人意志。现在到了一个新地方，一定要有新的起色：管住自己的脑子不要胡思乱想，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信口开河。
一九六七年春节也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不回家，就地闹革命。“破四旧”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节日也破掉了，可见这次革命的彻底性。实际上普通老百姓照样过春节，我们办事处几个人买酒买菜，吃吃喝喝，热闹了好几天，春节后十几天也没人出去联系工作。因为工厂都没上班，本来不放假的春节，却变成了放长假的春节。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闲，早晨起来沿着沙面的河边走一圈，八点钟集合在毛主席像前高唱《东方红》，念几条语录，这就是“早请示”，晚上十点钟的“晚汇报”仪式只是将歌曲改成《大海航行靠舵手》而已，其余程序均一样。大家可以不做工作，但不可以不做“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完毕后，大家各自散去，有的下象棋，有的打扑克，我对这些没兴趣，或者看书，或者整理以前的技术资料。同时与女友写信也比较频繁了。在书信来往中我们互吐心声，共同探讨时局和人生，我们之间的思想靠近了，感情加深了。我逐渐感觉到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她。
我把新厂的条件如何艰苦困难，四川老家境况如何贫困，我上有双亲，下有七个弟妹的情况全盘端了出来，并郑重地提醒她：我的家庭是个无底洞，如果她与我结合，要做好被拖累的准备。我要她慎重地作出决定，以免将来后悔埋怨。信发出后我的心情很复杂，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对她应光明磊落，坦诚相待。这次回信不像以往那么快，显然是进行了反复的考虑，甚至是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也有点后悔了，我这人太憨直太冒失了。这封信给我们的脆弱关系可能起副作用。我甚至认为她不会来信了，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我与第二个女朋友也许就此分手了。三十多天后，终于收到她的来信，她不但态度鲜明地表示愿与我到天涯海角吃苦受累，还愿与我共同支撑老家的经济负担，按照当时的风气还引用了一条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她还写了许多支持和鼓励我的话。我看了这封信很受感动，在这个世界上，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竟然还有一个人愿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真是难得！我感到高兴，我对自己增强了信心，对未来也增加了希望。
一九六七年初，夏厂长来广州开会。他是我的老上级，一九六O年搞“新三反”时曾担任过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在来海南岛前曾是老厂的工会主席，相当于副厂级。我们这帮人马是他带队来的。要我来海南是他点的名，后来老厂提出另外换人也是他不同意，所以我对他不仅不存知遇之恩，反而还有些怨气。在调离老厂前，我曾将与贺的关系及贺的家庭出身告诉过他，其目的是：在调我的同时一定要有接纳贺的承诺。他在与有关方面研究后同意了我的条件。虽然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我还是要告诉他一下。他不但未向我道喜，反而直摇头：“你与她结婚对你的前途很不利，不利于组织上对你的使用，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对于他的表态，我早有预料，哼！又是组织！我不知道谁代表组织！一九六四年，前女友的组织告诉她“小王家庭背景有问题”对我造成多么大的打击和伤害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想以同一个理由去打击和伤害另一个人，一个愿与我同风雨共患难的人。我拿定主意不理会这种莫名其妙的组织劝告。当年五月，我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厂与贺结婚。在湖南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到了广州，在办事处继续原来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发动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革命”，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全国都卷入了造反夺权的洪流中，霎时间，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扯起一杆旗，纠集一伙人，就立起了一个山头。乱世英雄应运而生，造反司令多如牛毛。他们搅动着这个世界，操纵着、主宰着这个世界。在社会上制造许多惊世骇俗的事件，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说好得很的，有说好个屁的。对事物不同的观点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城市、农村、工厂、学校、党政机关都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三派。这种派性还带到了家庭中，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因观点不同而关系破裂的大有人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被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