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有何感想？”
“不觉意外。”
“什么？这么反常的事，你不觉意外吗？你以为林彪倒了台，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这叫做阴魂不散，林彪在借尸还魂。这个魔鬼说不定比林彪还厉害呢！”
“完了！完了！中国又完了！”“两毛钱”叹了口气，最后说道。
“张铁生事件”是政客们打击对手的一根棍子，同时，也把全国人民打了一闷棍，人们再一次陷入了失望和茫然中。紧接着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明眼人一看便明白是针对邓小平所进行的整顿，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批儒家，批现代大儒，矛头直指周总理。第一号造反司令王洪文在党和国家地位的突升暴蹿也令世人惊奇，谁都知道王与张春桥、姚文元都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的飞黄腾达意味着张、姚势力的增强，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正在或已经形成，在中国的上空，又形成乌云翻滚，山雨欲来之势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举国上下一片悲哀。这里既包含着对他的感情，又包含着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心和迷茫。他的人缘，他的功德，他的奉献精神和政治品质都是流芳百世的。本来在“文革”前，普通百姓不知道在党内、在中央有什么派别斗争的，更不知道周总理在中央的困难处境。一九六九年在中共“九大”开幕式的座次排位上就明显地划分了界线。毛主席坐中间，左边是林彪、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右边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后来凡是重要的会议，名序排列基本上是这个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清了“左派”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摧残，广大人民自然而然地把周总理看成是正义和真理的代表，就像古代神话中所说的那样，他是与妖魔鬼怪作斗争的英雄。
但是，他实在太累了，心力交瘁；他在与这些妖魔的斗争中累病了、累垮了；他带着无限的忧虑和遗憾走了。广大人民对周总理的感情完全是自发的，是出自内心的。我们厂在大礼堂里设了灵堂，在周总理的遗像前放满了祭品和花圈。一月十六日，正当大家在哀乐声中排队缓缓而行，前往灵堂悼念时，突然接到紧急通知，不准戴白花和黑纱，不准举行悼念仪式。大家听了传达后，开始是奇怪、纳闷，继而是反感和气愤。大家都不肯散去，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我们技术科几个“臭老九”呆若木鸡似的站在那里，脸色阴沉着不讲话，“两毛钱”沉不住气了，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连悼念周总理都不让，人都死了，还这样对待……”没有人附和他，但从大家的表情上看，都在支持他。这时很多人都有序地拥向灵堂门口，向紧闭的大门深深地鞠了一躬，才慢慢离去。
当灵堂门口的草地上只剩下我和“两毛钱”时，他问我：“王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未正面回答，反过来问他：“你知道，现在的中央是谁在当权吗？”
他若有所悟：“哦，原来是这样……”
一九七六年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凶灾之年。当人们还沉浸在周总理逝世的悲痛中的时候，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去世了，九月九日毛主席也逝世了。几位巨星的相继陨落更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忧虑。有一天晚上我和“两毛钱”在河边钓鱼的时候，谈及了近几个月的时局，“两毛钱”唉声叹气地说：“这是天意啊！苍天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说：“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是战乱最多的国家，近百年来又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这十多年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是历史上罕见的。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现在总该走到尽头了吧！”在毛主席逝世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种凝重、阴沉的气氛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其他的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在期盼，在等待……突然间，一声惊雷响彻中国的上空，江青一伙被抓起来了！像林彪事件一样，这个消息首先传达到县团级。一些领导们抑制不住高兴透露给自己的亲属或朋友，大家奔走相告，互道大喜。十月十日，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大喜事，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传达到基层。十月二十一日全国开庆祝大会，处处是大欢庆大游行。我们在山沟里的几个兵工厂相隔几里路，互相游行到对方的工厂里，敲锣打鼓，喊口号，放鞭炮，那种万人空巷、兴高采烈的场面是我从没见过的。听年纪大点的人说，就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也没有这么隆重热烈。
那几天，商店里的酒、鞭炮、红纸、红布、红颜料都被人们抢购一空。海口、三亚、白马井等海滨城市，凡是卖螃蟹的，都是四个捆在一起卖，三公一母特别畅销。人们买回去并不吃，将它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可见“四人帮”已天良丧尽，人心丧尽。江青一伙与林彪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把中国搞得大乱。那时，学生不读书，工人不上班，机关不工作。大家疯狂地大串联、大游行，把造反当做时尚，把“打、砸、抢、抄、抓”当做革命行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一了衡量革命彻底与否的尺度。当权的、有知识的都被归类到“地富反坏右”的行列，统统被抓去批斗游街，戴高帽、剃鬼头、送监狱、进牛棚，中国成了乱世英雄们的乐园，造反司令成了党的副主席、革命的接班人，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了反潮流的勇士。神州大地群魔乱舞，乾坤颠倒。本来以为权落“四人帮”是肯定无疑的了，谁知苍天有眼，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真是功德无量，功昭日月啊！
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十几年，对国家的破坏是全面的、触目惊心的。这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物资上全面短缺、经济上面临崩溃的烂摊子。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文革”中是乱得最早，乱得最凶，而平息得最晚的地区，正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因此对生产、对经济的破坏最严重。年年缺粮吃，处处闹饥荒。作为一个四川人，我感到很窝囊。家里弟妹多，我要经常寄钱、寄粮票回去，妻子起初还理解我、支持我，但时间长了总有些抱怨和唠叨：“你们四月｝怎么搞的？你们家怎么搞的？”我无言以对。其实全国其他地方与四川也大同小异。广东算是好一点，当时民间流行一首顺口溜：“一贫如洗，造反有理，两手空空，天天报喜，三面环水没有鱼吃，四季常青没有菜吃，五谷丰登没有饭吃，六畜兴旺没有肉吃，乱七八糟九九归一。”
面对这样一个百废待举、积重难返的局面，不下猛药，不改弦易辙是救不了中国经济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乾坤再颠倒过来，清查并纠正了历史上、特别是“文革”以来的冤假错案。在组织上为一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在经济上，特别是对农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被再次从崩溃的边缘上挽救了过来。
一九七七年，我厂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对部分员工的档案进行了清理，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抽出来交给本人当面销毁。有一天政工科徐科长到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明来意后拿出一份材料给我看，这是一份一九六三年原湖南老厂到我家乡的调查材料：“王德能同志，据家乡反映，其父解放前不务正业，以赌博为生。解放前夕参加‘反共挺进军’任副连长，企图与人民为敌，后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溃……”徐科长问我：“你本人认为这份材料怎么样？”我气愤地说：“在这份档案里偷换了两个概念：第一，把我父亲参军的时间由解放后说成是解放前；第二，把参加解放军说成是‘反共挺进军’，这么一偷换，性质就完全变了，再说从参加到退出的时间不到三个月，既未穿军装，也未摸过枪，就是解放军的连长，我们也没什么光荣。但也不能随便给我们抹黑，扼杀我们的政治生命。”
徐科长说：“根据我们的最新调查，这份材料确实与事实不符。属于应被销毁的黑材料。现在当着你的面烧掉它。”
黑材料在火光中化为灰烬，一缕青烟飘向了天空。
然而对我来说，往事并不像一缕青烟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份黑材料像魔鬼缠身，像病毒进了血液那样，拖累了我十多年，伤害了我十多年。入党、提干、接触高级别机密技术和资料自不必说，连找老婆都受到影响，人也长期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精神上受到压抑的状态下生活。我能责怪我的父亲吗？他幼年丧母，少年丧父，目不识丁，秉性憨直，在社会的大染缸中铸成了他复杂的性格和品格，从中国的传统道德上看，他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愧对妻室儿女，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然而，在家乡周围几十里，他又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好人，他对朋友忠诚，讲义气，乐于助人。
他经常帮助那些比他更穷的人，他可以把端到嘴边的饭给别人吃，把身上的衣服脱给别人穿，而他自己却挨饿受冻。他经常受到恶人的欺侮，而他从来未欺侮、欺骗过别人。虽然在家庭中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在父老乡亲们的心目中他是个烂好人。他也曾为摆脱贫困和屈辱而奋斗过、挣扎过，寻求过改变命运的机会。解放初正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想找个门路，谋个一官半职，于是参加了解放军。他成了不拿枪，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副连长。他曾为此感到过骄傲和光荣。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他参加的解放军被诬称为“反共挺进军”，他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们成了“狗崽子”。在那黑暗的年月里，草菅人命尚不足奇，何况一般草民的政治生命呢？没有人敢面对历史，没有人去调查历史的真伪。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后，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同时，也清理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罗广文、刘文辉、樊鹏举成了和平起义的功臣，也给部下们还了个清白。“反共挺进军”成了子虚乌有的组织。然而，我们在屈辱和压抑中度过了多少春秋，逝去了多少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