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一年起，父亲就很少在家，据说在陕西汉中、甘肃天水一带做生意。说是做生意，可从未见他赚过钱。不但未拿钱回家，还欠下邻居和乡亲们很多债。有人说：由于他欠了债，不好意思回家。有时，他偶尔回来几天，也是来去匆匆，像魂被钩在了外面似的。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些债主经常到家里来讨债谩骂。欠人家的理短，母亲只能低三下四地说好话。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我家六口人分得了一亩多旱地，六亩水田。如果好好耕种，也可求得温饱。但家里没有壮劳力，没有耕牛和大农具。妈妈只能带着我们种旱地，至于水田，只有请好心的亲戚、邻居来帮忙种。但他们也只能将自己的农活忙完了再来帮我们。往往误了农时，错过了季节，收成差一大截。一九五二年一场大水灾把正在扬花吐穗的水稻冲得乱七八糟：稻田里积满了淤泥和沙石。母亲望着水汪汪的稻田嚎啕大哭：“天哪，你怎么这么不长眼睛哪！你不是要绝我们全家吗？！”一个乡下女人拖着五个孩子，不要说挣钱来养活大家，就是把生的煮成熟的，把布做成衣服也不容易啊。碰上这场大水灾更是雪上加霜了，粮食颗粒无收。全家六张嘴要饭吃，为了活命，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拿去变卖。铜锅、铜盆、铜水壶，箱子上、门上的铜包角都拆下来卖了。先卖铜器，后卖铁器，卖树，卖木头，卖竹子。最后除了煮饭、炒菜用的铁锅、鼎罐、棉被及衣服外，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全家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
一九五三年夏天，三妹元菊病了。她的病是突然发作的。一天傍晚，在地坝里摆上桌子准备吃晚饭，我们院子十几户人家都有在地坝吃晚饭的习惯：一则凉快，二则省得点灯。妈在家把稀饭煮好后叫元菊送到地坝里去，她走出门口刚到阳沟的石梯边就突然摔倒了。稀饭泼在地上，全家人的晚餐顷刻间没有了。妈妈从屋里跑出来又骂又打：“眼睛瞎啦，这么大的月亮都看不见路……”
饥肠辘辘的哥哥姐姐们也跟着骂她。元菊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哭了一阵子后，大妹德菊去扶她起来。
她说：“大姐，我看不见了……”
大妹吓了一跳，急忙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发现她真是看不见了。正在做饭的妈妈闻声跑出来，惊慌地哭了起来，全家大小都哭了起来，大家都给元菊赔礼道歉：“对不起，元菊！我们不知道，好妹妹，你怎么啦……”
当晚她哭到深夜才睡觉。第二天早晨，她惊喜得叫起来，原来是她的眼睛又能看见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把她抱在怀里，她高兴得笑起来。她笑得很灿烂、很开心。我们都以为昨晚的现象是偶然的，但是，到了当天晚上她又看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据有经验的人说：这种病叫夜盲症（农村叫“鸡母眼”），一到天黑就看不见东西。得病原因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只要拣几服药，多吃一些猪肝之类的营养品就会慢慢好的。但当时家里困难到了极点，饭都没得吃，哪有钱买药、买猪肝。只能任其恶化，听天由命。元菊的小病发展成大病，拖了几个月元菊就死了。
元菊死时才五岁，又聪明又伶俐，能说会唱，家里和全院子的人都喜欢她。她是不应该死的，她没有从饥饿线上挣扎过来。
元菊死后第三天，外婆在二舅的陪伴下到我们家来。二舅手上提着一只鸡，背了几升米。外婆一进门，妈就和外婆抱头痛哭起来：
“娘，我的命好苦哇……”
妈哭得好伤心、好悲凉，似乎把这几年的困苦和哀怨都哭了出来。外婆安慰她：
“元菊的死不是你的错，是她自己命薄。同住一个屋，同吃一样的饭菜，为什么大家都好好的？我们穷人就是要命大、命硬，阎王老子也不敢要我们。”
经过外婆、二舅的劝解开导，妈妈似乎平静了一些。
其实妈妈并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外婆走了以后，家里又恢复了悲凉的气氛。妈妈依然阴沉着脸不说话，每当吃饭的时候，一端起碗，她就想起死去的元菊，背过脸去，眼泪不住地往外流。元菊的死给母亲带来的震动和打击实在太大了。她抱着一岁多的四妹，经常对着墙壁呆望着，似乎在想什么。过了十来天，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与其在家饿死，不如将孩子送人。经过别人的联系牵线，她将一岁多的四妹碧儿送给了一个姓颜的木匠师傅；将三岁多的弟弟牛儿送给了本家伯父王青士；将七岁多的二妹德慧送给一位堂姑家。后来二妹忍受不了打骂和虐待，偷偷地跑了回来。她抱着母亲嚎啕大哭，发誓说：“就是在家饿死，也不去别人家。”
对于母亲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周围的乡亲和本家，有的人能理解，也有很多人说闲话。说母亲在甩包袱，只顾自己，不顾儿女。还有人说母亲对父亲不负责，将来父亲回来要找她算账。面对这些压力，母亲决心不变，她毅然决然地说：
“元菊是怎么死的，他们不晓得吗？我不怕娃儿他爹找我算账，我只怕不该死的元菊找我算账。只要儿女们能活下去，我愿背这个骂名。”
俗话说，儿女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奈的事啊！母亲的心在颤抖，母亲的心在流血。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伟大的母爱并不表现在她把儿女们死死地抱成一团，与饥饿和疾病作软弱无力的抗争。为了让儿女们能活下去，不怕流言蜚语，敢作敢当，忍受着屈辱和责难，不也是伟大的母爱么？
一九五三年农村成立互助组，这是农户自愿组合的劳动组织。一般都是门当户对或优势互补。我家既无劳动力又无耕牛和大农具，没有人愿与我家组合。甚至有人说：“当家的在外面做生意赚大钱，在这里又想占人家的便宜，像蚂蟥一样两头吸。”母亲听了，气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有同一个院子的王德光同情我们，愿与我家结成互助组。他家有十六亩水田，四亩多旱地，只有他一个主劳动力，从来未请过帮工。他吃苦耐劳，非常能干。他一年干到头，从早忙到晚，是远近闻名的“拼命三郎”。他身体壮得像头牛，干起活来也像牛一样，是“吃得、做得、累得”的庄稼汉。有人与他打赌，两斤半五花肉做成粉蒸肉另加两斤半米做成饭，让他一顿吃下去，他居然吃得干干净净，照常到田里干活。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妈妈和妹妹们帮他干地里的活，他帮我们干田里的活。我在暑假、寒假也拼命地干活。插秧、挞谷、割麦子、挖地、除草，除了犁田外，什么农活我都干过。
五十年前，在川北山村里，农家孩子考上中学本来是件很稀罕、很光彩的事。可是我的母亲不但不高兴，反而满脸愁云。乡亲邻里向她恭喜时，她却说：“天哪！哪有钱去读书哟？”
入学通知书上注明：报到时缴纳第一个月的伙食费四万八千元（折合现行币值四元八角），加上书籍费、学杂费一起接近八万元（折合现行币值八元）。再加上棉被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总共要十万元（折合现行币值十元）以上。相当于卖三百多斤稻谷的钱。对我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母亲从外婆和二舅那里借来三万（折合现行币值三元）多元，眼看快开学了，还有大部分钱无着落，正当大家愁眉不展，束手无策时，弟弟的养父王青士出了个主意：叫我家办一桌酒席，由他出面请一些乡亲邻里来吃饭，当时川北把这个办法叫“打会”。这个办法还真灵，在酒席上王青士首先带头出了两万。其他的叔父、伯父、堂兄这个几千（折合现行币值几角），那个一万（折合现行币值一元），当时就筹集了八万（折合现行币值八元）多，不但人学的首期费用够了，而且还可以置办一些生活必需品。
临上学那天早晨，院子的乡亲邻里都来送行，有的送鸡蛋、大米、黄豆，有的送布鞋、毛巾，真使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多么朴实的乡下人，多么厚道的父老乡亲。就这样，在亲戚、邻里和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我跨进了中学的门槛。
一九五三年前的达县第一初级中学（简称达一中）在县城大西街边的山坡上，门口有两棵黄桷树。学校是由一个叫朝天宫的古庙改建的。记得读书以来，从初小到高小，从大树到檀木场，从乡村到城里，所在学校全是由老祖宗留下来的寺庙改建的。这说明了政府对教育的漠视程度。据说达县从一九O三年就有中学了，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连年的内乱外患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摧残。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学曾搬到檀木场乡和麻柳乡，后来几经沧桑，分分合合，拼拼凑凑，五十年来没有显著的发展，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很重视教育，对教育事业下了很大的工夫。
经过整顿、合并和充实，到一九五三年达县有了三所初中、一所高中、一所师范。这时的乡村小学也发展得很快，每年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有一万人以上。但中学的发展步伐没有及时跟上。一九五三年三所初中的招生人数才八百人左右。由于落榜生太多，社会反响太大，后来又补招了三百多人。在这八十多万人口的大县只有这么几所中学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三所中学中，达二中是女子中学，达三中在石桥。达一中占尽了天时地利，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师资力量最雄厚。解放前这里是川北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传播地。许多热血青年在这里接受革命思想，走向革命的道路，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他们中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已成为新中国的各级领导。
达一中的设施比我们乡下好多了。一个人一张课桌，一张凳子。课桌面掀开就可以放书和文具，桌面略为倾斜，与眼睛成一定角度，方便看书写字。学校还有宿舍和床铺供乡下的同学免费住宿。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除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外，平时不准出校，有事必须请假。早晨起床后，先在广场上集合听校长训话或讲学校的重大事情，然后做早操，上早自习，吃早饭。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两节自习课。除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以外，早晚自习雷打不动。学生学习非常刻苦，老师教书也很认真。我们这个年级是一九五三年进校，一九五六年毕业，所以简称五六级。由于录取率低，这个年级的学生素质，考试成绩在达一中来说是空前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达一中从朝天宫迁往三坟坝。新校址在凤凰山下，靠近北门大操场，那里原是一片乱坟岗。经过一年多的平整建设，耸立起一片漂亮的高楼。右边是教学大楼，左边是宿舍大楼，宿舍楼的前面是娱乐室和饭堂，教学楼的前面是宽阔的操场，是学生们集合、娱乐和锻炼的场所。一条小溪从凤凰山上飞流直泻，从学校左边经过。是学生们洗衣、散步的好地方。学校的设施、环境比原来好多了，在当时的达县堪称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