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篇》）“虚”，然后“一”，然后“静”，然后而知“道”。本丛书名《静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
“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人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读解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印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学理”。有鉴于此，丛书各位作者在丰厚的实践层面中梳理甄别，洞幽察微，同时以各种理论资源作为鉴照，拈出其中之要旨并移入当下之研究，遂在传统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内涵，“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论“豁人耳目”，可见出笔墨“境界”，“理趣渐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畅神而游，虽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意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之中，前两者只是前提，“境深”才是关键，因为它强调境界的深层创构，认为学术境界并不是学术与教学实践单向度的经验再现。可以说，“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层面不啻是“学术境界”的生成机制，也是外语学科对其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重组的逻辑出发点。
知识与实践单元的重组为知识纤维（命题、规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条件，也是理论系统化的必然。外语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凿壁借光，以新的视野对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学术肌理上的知识注入，而后实施理论反思与创造性升华。升华后的知识与实践单元理论清晰度大大提高，也为外语学科理论的推演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命题是在提取了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单元以后所升华而成的，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应将其悬为外语学科建设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所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故此，本丛书据于“境真、境实”，追求“境深”和“境界”，此为“学理”，亦是学术“理据”，我们正在“路上”，自当深长思之。升华学术与教学实践，“入门要正，立意要高”，当“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外语学者或教师应学贯中西，“灵根自殖”，因为“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需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审，识断，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然“学充则文至”，“学充”要求中外学养统摄，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圆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远更生”。学术“非真积力久，亲证而后得”，据此而与同人共勉。是为序。
傅勇林
傅勇林，文学博士，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前言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同时起步。自1915年9月翻译海涅的《〈归乡集〉第十六首》开始，至1969年3月至5月翻译《英诗译稿》，郭沫若从事翻译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
郭沫若一生之中倾注大量心血译介了众多国外诗歌、小说、戏剧、理论著作以及科学著作。据我们考证，郭沫若正式发表的译作达289种之多，其中诗歌238首、小说27部（篇）、戏剧11部、理论著作12部、科学著作1部，涉及9个国家，98位作者的作品。其译介范围之广，时间持续之长，所涉及流派之多，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少见。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翻译家之一，郭沫若不但在翻译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翻译思想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翻译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翻译的标准、译者的修养、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翻译与创作、翻译批评等，均有深湛的见解和重要的论点。
在翻译标准方面，郭沫若提出了“译文应同样是一件艺术品”的观点，并对严复的“信达雅”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翻译方法方面，郭沫若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强调“以诗译诗”，提出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进行思想与意识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与原作及作者之间的共鸣；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方面，他的“媒婆”论，曾招致译界无数的争议与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提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对于译者，除了强调其中外文功底和责任感之外，更强调译者的生活体验；在翻译批评方面，郭沫若提出翻译“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要堂堂正正地作个投炸弹的健儿”；对于重译，郭沫若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提出“凡是一种良书是不妨多得几种译本的”。这些翻译思想，至今仍对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郭沫若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作为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小说家、史学家、文字专家、政治家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文艺、哲学、史学、考古、美学、中外文化关系以及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等研究之上，而对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以及他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整理目前尚属空白。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课题组成员在傅勇林教授的带领下，以“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为题，获得2007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课题立项（项目编号：GY2007L05），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研究工作。其间，课题组成员对郭沫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译作以及郭沫若相关研究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并撰写了《从〈英诗译稿〉看郭沫若的译诗观》（《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辑），2008年11月）《郭沫若译著详考》（《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4期）、《郭沫若翻译标准管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5期）、《郭沫若翻译探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研究论文。本书为“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全书分为三部分：
上编为综述，对郭沫若作为翻译家的成功之道、翻译活动、翻译思想以及翻译影响进行了整理与提炼；下编为郭沫若译作评介，对郭沫若的主要译作按德语、英语、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进行了分类评介；第三部分为附录，分为“郭沫若译论选”、“郭沫若译事年表”、“郭沫若译著详考”和“郭沫若翻译研究资料索引”四个部分，旨在为今后的郭沫若翻译研究者提供较为翔实的参考资料。
郭沫若一生译作丰富，时间跨度大，要将他的译作搜集整理齐全绝非易事；郭沫若专门讨论翻译的文章不多，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其观点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章、书信、序跋等，非常分散、零碎，需要从中进行提炼、加工和整理；郭沫若的译作不仅数量丰富，体裁多样，而且涉及英语、日语、德语、俄语等多国语言，加之郭沫若的翻译作品中，许多不是根据原语文本直接翻译，而是从其他语种的译本间接翻译而来，部分作品，尤其是诗歌的作者以及作品原文难以考证，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需要查阅大量史料。两年研究工作中的甘苦，业内同行必会深知。然而，此研究成果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企望业内同人不吝指正。
本课题研究也得到西南交通大学科研基金的资助（西南交通大学2007年校基金课题，项目编号：C02），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处，尤其是刘学毅处长、张文桂处长、马跃主任、雷斌科长的大力支持，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税海模教授、陈俐教授、石燕京教授等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指导，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一章 成功之道 (1)
本章主体以“郭沫若翻译探源”为题发表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三期。
郭沫若从事翻译，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一生之中倾注大量心血，翻译介绍了众多诗歌、戏剧、小说和理论及科学著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译作不仅影响了他自身的人生观和创作，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是哪些因素使得作为文学家、考古学家的郭沫若走上翻译之路，并在翻译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本章将从郭沫若的中外文学文化基础、外文基础、时代背景、经济基础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对其成功之道进行解读。
中西文化结合的宁馨儿：郭沫若的中外文学文化基础
使世人记住郭沫若的首先是作为文学家、诗人的郭沫若。促使他成为文学家、诗人的深厚国学基础和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是郭沫若成为一位成功翻译家的首要因素。
郭沫若出身在一个中等工商业兼地主家庭，自祖父一代就奖励读书，先后有数人进学。大伯郭朝翰是郭家第一个秀才，长兄郭橙坞中过法科举人，母亲也出身官宦家庭，外祖父曾是二甲进士。到郭沫若上学时，郭家已是公认的“书香门第”。父亲常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家训教育子女，并设绥山馆为家族子弟延师授业。
母亲是郭沫若的“真正蒙师”，给了他“诗教的第一课”。据郭沫若回忆，“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她对于诗歌有偏爱，在摇篮时代一定给我们唱过催眠歌。”在“有记忆的二三岁时，她已经把唐人绝句教我暗诵，能诵得朗朗上口。这，我相信是我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沫若文集》(十三)。在致田汉的信中，也提到他“诗的天才”、“文学的天分”，“这个遗传分子也是从我母亲得来的”田汉等：《三叶集》，上海书店1982年版。。
郭沫若六岁入绥山馆。家塾中的郭沫若，受到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在塾师沈焕章的“扑竹教刑”逼迫下，从《三字经》开始，接着读司空图的《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全面接触中国古代诗歌。与此同时，进行了古典诗词的写作训练。他六岁开始做对子，七岁学做试帖诗。在家塾中所受的三年“诗刑”，为后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后来他所以能够信手拈来，吟出漂亮的诗句并且音律严整，对仗奇丽，与这个时期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
郭沫若十三岁在乐山高等小学时，先秦诸子，已能背诵。诸如《皇清经解》古奥难懂的史籍，已能翻检，《史记》通读一遍，便能提出独立见解。1906年进嘉定府中学后，帅平均先生所讲的今文经学课激发了郭沫若对经学的兴趣。后来在成都就学时，为摆脱心头的空虚和苦闷，他常嗜读《庄子》《楚辞》《文选》等。
郭沫若在日本东京一高预科学习期间，“紧张的日语学习，并未影响其国学嗜好，有时他自言自语，原来是在背诵《离骚》章节，对司马迁《史记》中主要人物，能栩栩如生地绘述，其中对屈原行径，寄予无限钦仰，常以此自喻。”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郭沫若又经受了20世纪世界民主革命思潮和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的洗礼。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土壤去接受和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他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说：“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是间接阅读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产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
在嘉定中学时，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是郭沫若嗜读的课外读物，对他后来从事翻译“有决定性的影响”。如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司各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等。林译朗贝（兰姆）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也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郭沫若还阅读过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经国美谈》等歌颂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此外，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也是郭沫若在家度假期间喜读的书。1913年，郭沫若在成都高等学校理科读书时，在匡伯伦编的英文教科书《二十世纪读本》中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作，深受启迪。
郭沫若留学日本之时，正值日本翻译介绍欧美文学的高潮时期，除1915年前后流行“泰戈尔热”外，在此之前莎士比亚全集已由坪内逍遥译出，海涅由桥本春雨、生田春月译出，歌德的《浮士德》由森鸥外译出，《荷马史诗》、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丁的《神曲》等当时也都译出。“顺序说来，我那时最先读着泰戈尔，其次是海涅。”1915年，郭沫若从同住的一位本科三年级同学手中，得读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泰戈尔的《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诗篇，为其“清新和平易”而“惊异”，觉得使自己“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从此“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在他的诗里面陶醉过两三年”。这正合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泰戈尔热”。
郭沫若接触较多、对他影响较大的诗人，除泰戈尔外便是歌德。1915年在东京一高预科期间，从第一外国语德语中读到歌德的《创作与本事》（ 歌德自叙传）。此后还读过不少歌德的作品。德国的席勒，英国的雪莱、柯勒律治、夏芝，美国的惠特曼，印度的伽皮尔、迦梨陀娑，法国的魏尔伦、波德莱尔等也是郭沫若所喜欢的诗人。此外，郭沫若对屠格涅夫的《新时代》等也有广泛涉猎。
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为郭沫若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为郭沫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大师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与土壤，为郭沫若走上翻译之路提供了内在的思想支撑。
精通日、德、英语：郭沫若的外文基础
要成为翻译家，除了良好的中外文学文化基础之外，还需要良好的外文功底。郭沫若在日本长达20年的经历，使得他具有很好的日文基础，此外，他还精通德语和英语，对拉丁文也有所涉猎。
郭沫若早在13岁时就从长兄郭橙坞学得一些简单的日语生活用语，并有机会初次与日本人接触。据自述：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回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到了我们家里。两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另一个叫河田喜八郎，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撒约那罗”（即日语“我”、“你”、“谢谢”、“再会”）。
郭沫若在中学第一年开始学习日语和英语课程，只是那时候“学堂里的英文和日文程度低落的可怜”，“教英文的老师英文水平不高”，“教日文的老师仅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日文”。
成都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成都分设中学”所开设的外国语是英语，郭沫若当时的英语总评成绩为93分（英文88，英语98）。
郭沫若从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开始读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原文“THE ARROW AND THE SONG”（即《箭与歌》），他当时“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念懂了”，“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说明郭沫若当时的英文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1914年，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日本留学生活。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为了考官费学校，他“拼命努力日本语的补习”。我们从他到达东京两个月后的一封家书中，可以知道郭沫若学习日语的情况：“男来东两月矣，寻常话少能上口，近已开手作文，虽不见佳妙，也能畅所欲言无苦，书籍文报，渐能了解。”
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第三部学习期间，与郭沫若一同租住的远房亲戚吴鹿苹经常为郭沫若补习日语和英文。根据郭沫若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时期的必修科目及每周课程表，当时的日语课程每周平均约6学时，英语每周平均约5学时，德语每周平均约3学时。从中可以推断，当时的郭沫若在日语、英语和德语方面应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郭沫若在第六高等学校就读的是第三部——医科，掌握外语是在日本学医的先决条件。医科学生第一外语是德语，第二外语是英语。除此之外，还必须修拉丁语作为第三外语。郭沫若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就自己在第六高等学校的学习情况作了如下自述：考入高等之后，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最多，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须得学习。功课相当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