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为了考取官费学校，他除了努力学习日文之外，还“拼命地补习科学”，“考入高等之后，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如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微分、积分，以及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学习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基础学问，还学习了内外儿妇、皮肤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齿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等临床学问。郭沫若“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觉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他“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进行过细菌实习、医化学和生理实习这些“引人入胜的东西”。1923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取得了医学士学位。
然而，郭沫若“虽然大学是毕了业，也得了医学士的学位”，但因17岁时重伤寒所带来的生理上的限制，两耳重听这种“耳朵的毛病限制”，使他“不能掌握听诊器，辨别微妙的心音和肺音的各种差别”，“医道学而未成”，他“不曾行过医”，“也没有意思行医”。 但事实上，这段学医经历，并非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的“走错了路”，正如他后来所言，“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在日本实验医学传统的熏陶下，学医阶段所掌握的这些科学知识为郭沫若日后翻译《生命之科学》这部科学巨著打下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郭沫若自己也说“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 “我并不失悔我学错了医。我学过医，使我知道了人体和生物的秘密。我学过医，使我知道了近代科学方法的门径。这些，对于我从事文艺写作，学术研究，乃至政治活动，也不能说是毫无裨补。”对他从事翻译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郭沫若在《生命之科学》译者弁言中指出，《生命之科学》“原作者之志趣是想把生物学和与生物学有关联的各种近代的智识作一综合化。但这个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这部书在科学智识上的渊博与正确，在文字构成上的流丽与巧妙，是从来以大众为对象的科学书籍所罕见。译者自己是专门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同时对于文学也有莫大的嗜好，所以便起了这个野心，以一人的力量来这译这部巨制。”
同样，郭沫若翻译《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隋唐燕乐调研究》《艺术作品的真实性》等著作，也得益于考古学研究的知识准备。在《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中，郭沫若提道去年（1930年）年初我在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考古学上的准备智识是不可缺少，我便选读了这部书。但我所谈的是日本滨田青陵博士的译本。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他所移译的书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价值。结果和所预期的相符，我由这部书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适逢其会我从前的一位友人新开了一家书铺，他写信来要我的稿件，我便起心翻译这部书。
二十年留学流亡生活：郭沫若翻译的经济动因
1914年，郭沫若抱着学本领报效国家的宏伟志愿踏上了赴日本留学的漫漫长路。出发时长兄给他的钱只能满足半年的需要。郭沫若为了能够在半年之内考取官费学校，不得不拼命学习。半年后，郭沫若如愿以偿，通过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第三部的入学考试，开始了正式的留日学习生活。留学期间，与安娜相识，有了自己的家庭。养家糊口便成了学习之外的又一重担。1917年8月，在第一个儿子要出生之前，“为面包问题所迫”，“曾向泰戈尔求过点物质的帮助”，他从泰戈尔等英译本《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三部诗集里选译的作品，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英汉对照，并加解释，“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求售，但郭沫若当时“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就是太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碰了钉子。”1918年暑假，他又译了一部《海涅诗选》，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918年9月，郭沫若携妻带幼从冈山到福冈时，从驻东京的留学生管理处预支来的八、九两个月的96元官费，在支出了搬家费、旅费和8月份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以后，已经所剩无几了。去办理入学手续时，郭沫若手头只剩下因重新调整留学生的官费而增加的24元补贴和长兄郭开文特意从北京汇来恭贺入学的70元。然而，第一学期的学费就得交纳40元，还必须购买价格昂贵的医学教科书和德文原版参考书。每月的房租加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支出，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郭沫若身上，使得他喘不过气来。到福冈时，家庭经济上的极端拮据每每使他窘态百出，就连一部分学习上必不可缺的参考书也被他好几次典当又赎回。郭沫若当时的生活窘境可见一斑。
1920年3月次子博生出生后，郭沫若一家四口都靠郭沫若的助学金过活，经常买五分钱烤红薯当“全家的中饭”，只有逢到“临时有了稿费收入或者刚刚领回助学金”，才偶尔“从箱崎车站买回一种叫‘驿便当’的饭盒”，那就算“一顿佳肴盛餐”了。郭沫若虽然常常向家乡的父母求助，然而乐山的老家本来就不很富裕，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郭沫若的贫困生活，因此，依靠写作和翻译赚取稿费以维持生计，便成了此时郭沫若从事翻译活动的动因之一。
1923年4月，郭沫若拿到医学士学位后携家人起程回国。因拒绝了重庆一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的高薪聘请，带着家人到上海后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后来郭沫若被指派为学艺社的人所创办的私立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并预定为该大学的未来教授。因学校未开学而闲着的郭沫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决心翻译《资本论》。他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要求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在翻译期间由商务印书馆每月供给他若干生活费。这个想法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然而，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得到通过。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是计划了。
翻译《资本论》的计划既归失败，郭沫若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过着卖文的生活。除了创作之外，他陆续地卖了不少译文，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尔斯华绥的《争斗》等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化成了面包。
1924年4月，郭沫若为了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开始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埋头五十多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终于译完了全书。他将这部20万字的译稿寄给了商务印书馆。谁知出版商只答应出书后抽版税，不同意预支稿酬，靠译书解燃眉之急的想法落空了。郭沫若只得将日文原书送到当铺，当了五毛钱，救了一次急”
我现在深觉得曾经做过一次卖笑生涯的人真正是不容易改邪归正的呢。在日本住了半年以上，除译书糊口而外，偶尔瘾发，前前后后也做过将近二三十万字的文章。郭沫若：《〈小品三章〉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
郭沫若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穷得没办法了，做小说没有心绪，而且也没有时间。我只好把这剩下的一本《新的一代》的德译本来翻译。我从七月初头译起，译到昨天晚上才译完了，整整译了四十天。”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起初有创造社的资助，经济上还算过得去，但到了1929年2月，由于创造社被封闭，该社每月供给的一百元生活费从此断绝。他为了“顾及到生活”，“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不得不将“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
1931年8月，所译小说《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上）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郭沫若当时“生活十分窘促，上海的一家书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译这部书，我主要的为要解决生活，也就答应了”。由于“书店要急于出版，我是边译边寄，书店也就是边印边出”。待“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书店因为营业困难，不能继续出版”，“就把译笔停止了下来”。
结语
“翻译工作很重要而且很费力”，不是仅仅懂一点外文，会使用词典就能够胜任的。那些带有投机性质的译书家们，“只看书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译。有的连字意的针对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期望他们译得不错呢？”他们顶多是一些靠翻译来获取名利的译士罢了。
郭沫若曾向翻译界推荐过苏联的翻译经验：“苏联译一首中国诗时，懂得中文的人先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让懂得诗的人把它加以诗化。一首诗的翻译分两步走，固然可以完成好，而文学家兼翻译家的郭沫若则把这两道工序一人一次完成了。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殿堂里的巨匠，郭沫若东西方文化视野之开阔，古今中外学识之渊博，精通外文语种之多，翻译成就之伟大，是现代文学家、翻译家难以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