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6月出版《新时代》的“注释”中提到，他翻译是“以Wilhelm Lange的德译本为蓝本，译成后曾以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参证，德译有不妥处问采英译”。当时由于受自身条件所限没有参照原文，因此将《处女地》的书名译成《新时代》，但郭沫若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各译本的序和注释中都有所体现，在本译著中他在“注释”中提到；“书名依德译名Die Neue Generation译作《新时代》，意不甚适，应译作《新代》或《新时代的青年》，但一嫌太僻，一嫌太冗。英译名为Virgin Soil，此言《少女地》”。“译事算是尽了自己的良心，自己所不能十分满意的只是重译，我希望在数年之内有直读俄罗斯原文的机会”。
《战争与和平》作者与作品
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其他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从1863年起他以六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托尔斯泰在文坛上的巅峰地位。《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
”（斯特拉霍夫语）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上层与下层联结起来，既全面反映了时代风貌，又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创造了极广阔的典型环境。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既复杂又丰满，常用对比的艺术方法来表述，体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创新，也超越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总而言之，《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翻译背景
在高地和郭沫若合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的八九年前，郭沫若就开始着手翻译此书了。那时他寄居在日本，生活十分窘促，上海的一家书店托人向他交涉，要他翻译此书，当时郭沫若主要为解决生活，也就答应下来了。但当时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本书适当的译者，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懂俄文，并不能从原文中将这部伟大的作品介绍过来。他不得不偷了巧用Reclam版的德译本开始着手重译，同时用英译本和日译本参照。在翻译的过程中，郭沫若发现了他所根据的德译本省略太厉害了，于是便率性用Garnett的英译本为蓝本，一直重译了下去。在翻译的过程中，郭沫若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便是米川正夫的日译本，号称是原文直译的，事实上只是Garnett的英译本的重译。在本书的序言中他还坦诚地说出自己翻译得不足。比如：
其中还有一个大笑话。是把英文的horse（马）同house（家）弄混淆了。单只叙述这一点，我的译本是一个怎样不完整的东西了。加上书店要急于出版，我是边译边寄，书店也是边印边出，因此将那部书里的人名地名（据高地君的统计有八百多）都译的前后参差，译文的草率就更不用说了。郭沫若：序《战争与和平》，《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43-344页。
郭沫若译了将近一半的光景，书店因为营业困难，不能继续出版，连他的译稿都还有一部分存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一部分译稿已遗失）未被取去，郭沫若也就停止了笔译工作。
郭沫若对这本书素来是十分喜欢，本想把它整个介绍过来，但考虑到他本人的外国语能力不适宜于介绍，郭沫若也曾经起过一番野心，想把俄文学好，卷土重来地做一个彻底的改译，虽然经过一番努力，但终究没有成功。他在序言中提道：
但俄文程度学习来只认得几个字母，时断时续地终究没有成器，人上了年纪，要重新学一门外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专心致志的功夫就做不到，有许多事物来阻拦你，总使你无法进展。我自己是把全译的心抛弃了。在日本时，郭沫若还认识一位邢桐华君，他的俄文程度比较好，他曾经对郭沫若说，想把这书继续译完，郭沫若当时十分的高兴，觉得自己是卸了一项重担，曾极力怂恿他，并让他尽早动手。据郭沫若回忆是在“民国二十六年春，在东京出版的杂志（留东同学一部分爱好文学的人编印的，出到四期为日本警察所禁止）上，邢君还登过预告，但他尚未着手翻译前却遭到了日本警察的迫害。把他抓去拘禁了一段时期，并强迫出境。邢君回国，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进入军队，并参加了政治部工作，最近病在桂林，患了喉部结核，朝不保夕，他的翻译工作一直不曾着手”。
从郭沫若最初翻译作品开始，一直过了八九年光景，有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高地先生给他的一封信。信里有这样一节：
最近我从原文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全部译成，约一百万字。先生的从前拜读过。也许先生根据的原文不同，有些地方与原文有小的出入。因为本书前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用了先生的译文，所以我很愿意和先生以合译的名义出版，假如我不至于影响先生的威望，在我是十分荣幸的。接到这样一封谦和到极端的信，郭沫若非常地愉悦，这使他十年来的遗憾突然得到满足，他顿时感到有说不清的快慰，他立刻回复了高君，把他翻译的过程略略告诉了他，怂恿他迅速出版。这本书也就这样问世了。
翻译影响及评价
郭沫若对托尔斯泰十分尊崇。在序言中他表达出了对作品的喜爱和迫切想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心情。托尔斯泰文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对沙皇俄国的农奴制统治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对普通的俄罗斯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同时托尔斯泰对中国的文化也非常关心，通过英语，阅读老子的《道德经》，并将它译成俄文。他还致信辜鸿铭辜鸿铭(1857—1928)，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关心。
托尔斯泰的作品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具有影响，他的作品给当代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比如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也有过巨大的社会反响，茅盾等都翻译和介绍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思想。他对腐败的社会现象和旧势力的批判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以郭沫若等文豪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决心。在托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中国文坛的同时，郭沫若并没有盲目地对托尔斯泰加以顶礼膜拜，而是以辩证的角度告诉人们托的对与错，这一点充分显示出了郭沫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他看来， “托氏的艺术观有两个很大的错误：其一是‘把艺术活动完全认为教化的工具，甚至是传教的工具’；其二是‘把人类的感受性隐隐假定为一律平等而且无发展之可能’。”这是因为当时郭沫若对艺术的功利主义持否定态度，主张文艺的根本目的在于“自我表现”。石燕京，
郭沫若和高地的这本译著《战争与和平》是当时中国的最早译本之一。这一点从当时的原译本中的一段话可以考证。高地说道“读者们当然读过托尔斯泰的若干作品，但读过全部《战争与和平》的人还不多……”这部作品的译出不但在内容形式和构思思路上给当代文人以启迪，而且文中所描写的俄罗斯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决心。不仅如此，高地先生认为这部译著的问世还教给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制胜法宝。他在序言中写道：“俄国当时抗战的情形，也可以让我们借鉴……如总司令库图佐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俄国元帅(1812)。所说的，‘能够救俄国的是军队与其为了保守一个城市而失去军队，还不如失城而保留军队……’”后来他甚至烧了莫斯科。高地先生指出“他是守着这个原则‘时间——忍耐’与拿破仑周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诚然与我们长期抗战原则相合，而将士们的英勇更是今日中国战士的写照。中国今日虽然失去若干城市，但主力尚在。且在加强中，为了在文学杰作上，给中国读者们一个抗战必胜的例子，也是我译此书的一个原因”。
这部译本的前半部分是郭沫若参照德译本所译，后半部分是高先生译完和全部校订的。两位学者均受到当时历史条件所限，郭沫若不懂俄语，只能通过德译本进行翻译，笔者认为德语较之英语来说更贴近俄语，这对译者来说也是可喜之处。高地先生虽懂俄语，所校订的原书是1935年莫斯科的Academia版，但是当时只有一本俄英字典在手边，许多字都查不到，所以又参考了英译本，但英译本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拿高先生的话来说，“……有些俄文句子较之西欧文句更近似中文句法”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译校附言第5页，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郭沫若、高地译，1924年12月。，所以校对时，高先生对德译本和英译本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更动和增补。由此可见，当时译书的难度和困难可想而知，两位学者能将此书译出来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