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当时郭沫若曾零星阅读过河上肇的文章，认识到“马克思与列宁终究是我辈青年所钦崇的导师”。
他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太戈尔来华的我见》，载《创造周报》第二十三号，上海书店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以其特有的诗人的敏锐，更容易接受也更热烈地欢迎并赞扬了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的到来。
这种认识自然还不免有点笼统，因而没有从理论上促使他的文艺观点发生系统的和比较彻底的变化，却也已经成为可贵的思想因素出现在创作实践里。对于无产革命理论尽管不能完全领会和融会贯通，却无条件地勇敢肯定和大胆应用。1924年是郭沫若思想倾向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望抛弃了。”是年，郭沫若从他自身的体验，从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从苏俄革命成功的事例，认为中国要富强独立，必须首先从政治革命开始，必须始终团结民众的多数。而要实现这个愿望，思想的宣传与发动是很紧要的第一步，而思想宣传的理论武器，他认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最好。而当时他所看到过的书要以日本的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最佳，尽管此书中的某些论点不无片面之处，他思忖再三，遂决定尽快把这一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成中文出版。
2）化了石的心情已起悸动
1924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社的几个主要作家如郁达夫、成仿吾均先后离散，创造社前期的活动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本打算在周报办满一周年之后才走，但终竟提前了四五个礼拜便跑到了海外来……我现在实在无能为力了。上海的空气太让我厌倦了，多住一日就好像要窒息死了的一样，其实索性死了倒痛快些，免得我久受牢狱的束缚。
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给成仿吾的信中说道，“此地的樱花正在盛开，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去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甚至常想自杀。”由此我们能够感受到郭沫若当时“一腔凄凉的情绪”。他虽然早就赞美与向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其实他并不了解真实的苏联；早就赞美与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其实他并不了解马列的政党，虽然知道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的形势日益高涨，但并不了解是中国共产党在那里起着领导与组织的作用……并不了解中国共产主义的中心就在上海。回到日本最初的志愿是“进生理学研究室里去埋头作终身的研究”，并以为是“最理想的生活”。但 “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好像浮荡在时代荒浪里一株海草”。严酷的现实让打算“到生理学研究室里作一个终身的学究”的郭沫若“化了石的心情也时起悸动”。他认识到“现在不是当学究的时候”，意识到“我们是生在人类的大革命的时代”，因此他“决心把社会经济方面的学问加一番的探讨”。
作为文人，谋生的道路还得靠笔。当谋生手段与寻求精神出路的手段能达到一致时，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就解决了。郭沫若早就对马克思列宁满怀崇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把郭沫若引向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3）是最初来日本的生活计划
1923年3月，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4月携妻带子回到上海。他自己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很想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侍奉。但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早就觉醒了，就当时耳濡目染地所得来的一些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学理，觉得有好些地方和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例如社会形态的蜕变说似乎便是从生物学的现象蜕化出来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
因工作不稳定，生活陷入窘迫。“正是为了它（金钱），为了生存和温饱”，他的妻子安娜于1924年2月17日，先带着三个孩子回了日本。为解决家人生计，4月1日郭沫若也去了日本。“我到日本去后，在生理学教室当个助手总可以罢，再不然我便送新闻也可以，送牛奶也可以，再不然，我便要采取我最后的手段了”《漂流三部曲》。郭沫若这里所指的“最后的手段”，应是“靠卖文为生”。
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给成仿吾的信中提到，谈到其此次来日本只带了三本书，其一便是《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若将在部20万字的译稿卖给出版社，所得的稿费当可解除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翻译时用的是由上海带来的用中国纸印的原稿纸，非用墨写不可。寓中没有坐椅，也没有置办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国式皮箱拿来作了代替。砚台是没有的，随便捡了块砖头磨平，便当成了砚台。就那样坐在草席上，从清早起来写到深夜，写了有50天的光景，终竟把那部20万字以上的大著作译完了。“我们这两月来的生活，却真正苦煞了”。
但实际上，因“书成后卖稿的计划生了变更”，“只能抽取版税”等原因，该书的翻译并没有缓解郭沫若一家生活窘境。郭沫若在8月9日致成仿吾的信中说，“《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原稿，译完后便拿去当了五角钱来”，“我们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简直毫无着落了”。“本打算做一篇长篇的王阳明研究，但因稿费无着，我也就中止了”。
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
1.“思想分了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由于翻译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放弃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比较严重泛神论，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于社会经济诸科素来本无深到之研究，未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信心，近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完后，此信心益见坚固了。” 翻译这书对我当时的思想是有帮助的，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我跑到日本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找到了一把钥匙，以后思想就有了一个大转变，写作上，生活上都有了一个方向。宇宙观，比较认识清了；泛神论，睡觉去了。从此，我逐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现在“思想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寻得关键了”。
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这书我把它翻译了。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质，而且定型化了。我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该书的译出是郭沫若“一生中一个转折时期”，使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使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对于马克思列宁的信仰愈见深固了。……把昨日的思想也完全行了葬礼了”。1924年8月，在郭沫若写给成仿吾的信中，他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
2.对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更得到理性的背光
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对郭沫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确是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心之点便是使他对社会革命有了比以前更明确的认识。
郭沫若在1924年7月22日致何公敢的信中说，“政治革命愈早愈好”，“从事各种改革，在精神上须有自觉”。“现在所当讨论或者实施的便是‘推翻政府’，‘攫取政权’”。“我们现在是在社会革命的宣传期中，如何团集势力以攫取政权，也正是这个时期应有的事。中国的智识阶级应该早早觉醒起来和体力劳动者们握手，不应该久陷在朦胧的春睡里”。是年12月，郭沫若有机会到宜兴参加社会调查，目睹了军阀战争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更使他从过去那样的“昂首天外”转而为埋头“水平线下”，更加坚定了必须改革社会现状的信念，切望“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尽快到来。
1925年底，郭沫若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国家主义派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3.对于社会活动更加积极地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