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Rubaiyat）是波斯古典诗歌的精品。“鲁拜集”一词本是鲁拜（Rubai）的复数。鲁拜这种诗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在波斯语中，“鲁拜”意为四行诗，也有人译为“柔巴依”。一般认为这种诗型源于波斯和塔吉克的民间口头创作，并由波斯塔吉克文学奠基人鲁达基定型，11世纪中叶达到繁荣期《鲁拜集》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其丰富的意蕴与持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仍被世人所熟知，其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有译家称《鲁拜集》为‘波斯哲理诗’，是很有点道理的。当诗人感叹时光无垠的时候，又感叹着生命的短暂；当诗人感叹万物永恒的时候，又感叹着即刻的尽欢；当诗人感叹人性绚烂的时候，又感叹着人的内心无法回避的那种苦难。”
莪默·伽亚谟是中古时期波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有关伽亚谟的生平，由于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多认为他生于1048年，死于1123年。莪默的姓，伽亚谟(Khayyam），意思是“天幕制造者”还有解释为：他的姓“伽亚谟”在波斯语中的原意是“帐篷制作者”。，有人以为莪默必然是靠着制造天幕过活的，所以用“天幕制造者”为诗人的雅号，考威尔教授（Professor Cowell）和费慈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便主张这一说。莪默？伽亚谟，意思是“造天幕的人亚伯拉罕的儿子莪默”。他的“鲁拜”由19世纪英国学者、诗人费慈吉拉德的译介而享誉世界文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天文学上也有重大的贡献。曾于1079年参与修订波斯历法，制成哲拉理历，这个历法比现今通行的格列高历更为精确。
《鲁拜集》否定来世和宗教信条，谴责僧侣的伪善。虽是一首首独立的小诗，但很多都富于哲理，凝练了诗人探究人生与世界的感慨，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超脱、对自然的超凡，对人性的崇尚和对尊严的崇敬。
翻译背景
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早在17世纪便有拉丁文的翻译，18世纪又有数种德文和英文译本，其中费慈吉拉德的英译本最为有名。郭沫若说，“……我还读过荒川茂的日文译品（大正九年十月号的《中央公论》）据说是直接从波斯文译出的，共有一百五十几首”《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我这里所译的是他的第四版。第一版我在亨利纽波特（Henry Newbolt）所选的〈英国诗文钞〉里看见过，第二版我看见过竹友藻风的日文译本，只有第三版我还不曾看见过”。郭沫若根据费慈吉拉德1878年的英译本第四版，“并与荒川茂的日译本进行对照” ，于1922年9月30日译讫莪默？伽亚谟诗一百零一首。郭沫若撰写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一文，1922年12月载《创造季刊》一卷三期。
1.时代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使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等爱国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要把内心的情感痛快淋漓地倾吐出来。郭沫若此时的《女神》，寄予了对于五四以后祖国的热情讴歌以及对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以殷切的希望，爱国主义贯穿了这部巨著。郭沫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 当时怀抱着对于新生中华民族的无尽向往和祝福，郭沫若用雄浑的笔调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赞美着新生，充斥着对于创造新事物的勇气和决心，理想主义的色彩熠熠生辉。也就是在此期间，以郭沫若为中心的创造社建立起来。
但是，当1921年4月，郭沫若由日本回上海时，在他踏上国土后，所见所闻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充满生机，洋溢着新生的光芒。污浊的上海街头，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自己的同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折磨下痛苦呻吟，饥饿的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压榨下挣扎，他在海外所幻想的那美丽的幻景被现实彻底击碎了，一种“幻灭的悲哀”。笼上心头。郭沫若的诗集《星空》低沉的格调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理状况，理想的破灭，使他把世间许多事物看成了黑暗和险恶的，百事俱非，低迷彷徨，曾经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和乐观的热情消失了。
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无论是在感情基调还是文学风格上，都满足了当时郭沫若的心理和审美需求，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虽有悲观厌世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他的诗中不占主导地位。他的诗篇的主要基调，是揭露中古时期波斯社会的丑恶和黑暗，是对自由、平等的殷切呼唤和热烈追求，诗中充满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整部《鲁拜集》凝聚着诗人对于生命、时空、死亡的种种思索；对于现实人生的挚爱则是这本诗集的精神内核。苦苦探寻真理之光，是《鲁拜集》的又一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于诗人对生与死、人与神、瞬间与永恒等哲学问题的思索。
2. 泛神思想的影响
泛神论是一种16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西欧的哲学学说，反映了哲学领域内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对封建宗教的世界观的斗争。该学说的核心在于，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本体的表象，本体无处不在而且不受时空的限制，所谓的神就是这个本体。泛神论思想是郭沫若在五四前后思想的基本，是他前期（1914—1927）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他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时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我在年青的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那时对宇宙人生观问题搞不懂，曾有一个时期相信过泛神论。”郭沫若一向对哲学有浓厚兴趣，少年时代他曾熟读老庄著作，留日后又广泛接触西方近代哲学和印度古典哲学，形成了泛神论的思想。莪默？伽亚谟的哲理诗，诱发了郭沫若对人生本质的深沉思索。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并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上述哲学学说，而是融合了泛神论的代表人物斯宾诺莎的思想和老庄哲学以及孔子哲学，从而形成独特的泛神思想。这种思想使郭沫若陷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边缘，在思想低潮期便会显示出它的负面影响。
莪默·伽亚谟的哲理论点，如“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引发了郭沫若的思索。基于“对现实的失望而产生的消极苦闷心理”，使他在此处找到了心灵诉求，借由莪默·伽亚谟，郭沫若去正视和重新审视当时的现状。
译作评价及影响
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经英国诗人费慈吉拉德的英译，始称不朽；在华语译介之声名远扬，靠的则是郭沫若激情四射的翻译莪默·伽亚谟著。郭沫若曾自评道：“我的译文又是英文的重译，有好几首也译得相当满意。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郭沫若的译文1922年底发表之后，闻一多先生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文中指出郭沫若八首译文的不当之处，谈及郭沫若译文的评价。他说，读到郭沫若的莪默，如闻空谷之足音，并称之为“神奇的工作”，他高度评价道：“译者把捉住了他的精神，很得法地淘汰了一些赘累的修辞，而出之以十分醒豁的文字，铿锵的音乐，毫不费力地把本来最难译的一首诗译得最圆满”。“此后，国内学者的译文大都未超过郭沫若译本的水准”。
楼适夷说：“我们读郭沫若的译作常常感到好像在读他自己的创作，似乎根本不存在两国文学界限，因为他把原作的精神实质和艺术风格融入自己的笔端，进行了思想与艺术再创造。”1978年1月号。《鲁拜集》的成功翻译，也对郭沫若“风韵译”翻译思想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支撑与证明。
我们可以借用郭沫若在《鲁拜集》序言中对费慈吉拉德的评价来评价他本人：翻译的功夫做到郭沫若的程度，也算得和创作无异了。如果说费慈吉拉德的英译给了莪默·伽亚谟以生命的话，郭沫若的译介无疑使莪默·伽亚谟获得新生。郭沫若激情洋溢的译文，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古雅之风，楚辞的浪漫情调，新体诗的直白和东方文明的独特智慧，使莪默·伽亚谟在异域再次大放异彩，经久不衰。此外，“在中国，《鲁拜集》很早便被引介。1919年，胡适就曾译过两首。五年后，郭沫若又译了101首。朱湘、王蒙等都曾操刀过，不过还是公认郭沫若译得最好。《鲁拜集》的确很像李白，豪放不羁，迎风且吟，充满想象力和才气”。“鲁拜”这种诗型一首四行，押韵方式为abba或aaaa，类似于我国的五言、七言绝句，郭沫若由于采用自由诗体翻译，故难以兼顾原诗韵脚。瑕不掩瑜，《鲁拜集》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