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地方在山西临猗县，是一个盆地，地势平坦，适合种植小麦和棉花。正是这较好的条件和特点，当地人用棉花纺线、织布，俗称叫土布。你看吧，无论是大人和孩子穿的几乎都是土布衣服，加之当地人的经济也很拮据，国家发给布票能卖掉就尽量把它卖掉贴补家用。在我村也能买到布票，就是稍贵些；一角五分，在集市上也就是一角二分和一角的样子，最便宜时还卖到八分呢；可见当地农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的。
有一次，正是逢集赶会的日子，我和当地老乡搭讪；他们知道我要买布票，便很快的把我围了起来，争先恐后地都要把自己的布票卖给我。很快，我要买的布票就买够了。因为我们买布票是自己用和给朋友捎，也不是贩卖，所以买的布票总是有限。布票买够之后，我就不想再买了。这时，一位当地中年妇女说把我的布票也收下吧！我说不买了，够了；那位妇女哀求的对我说：把我的布票收下吧！收下吧！这时，我看见哪位妇女眼眶里已经含有泪水了。看到这种情景，我没有任何理由拒收她的布票了。
我每年都要买些山西布票带回天津，再凭天津的副食本到大商场兑换成当地的布票使用，有时候干脆就在山西买上白布做被里带回天津。
能办到的事当然不能忘记朋友，我有两位朋友是天津的老乡，他们在太原上班。我每次回津探亲往返，都要在他们这里驻足。他们得知我能买到便宜的布票，朋友传朋友，一来二去需要量就大了，我简直快成“布票贩子”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使用就更方便了，不用兑换直接使用就行了，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困难的年代，能够帮助朋友解决紧俏商品，我还有些骄傲呢！
（张立国）
标：山里，那一片灯光
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尤为壮观的是灯火辉煌的夜景；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大上海便显露出与白天不同的妩媚风姿。灿若星河的灯光使夜上海成了不夜城，如同银河落九天，晶莹夺目，五彩缤纷。
那年，我插队在江西农村，春节前夕，我应邀前往十里外的小山村和几个没返沪过年的同学一起吃年夜饭。
出发时是下午，不知不觉天渐渐暗下来。我要去的这个小山村在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只有七户人家，却住着十个上海知青。他们原来是某所重点中学六七届毕业生，都是自动放弃分配到工厂的名额，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全县最边远的大队，那个小山村条件艰苦，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几年来他们开荒山、修公路，还为队里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修了水渠，赢得了乡里老表们称赞。
当我远远望见村子时，天已完全黑了。方圆十几里没有人烟，没有了白天的生机，四周悄然无声。山道两旁高大茂密的树枝相互伸展开来，遮住了天空，远远近近的山峦、田野黑漆漆的，陡生一派空寂、荒凉的气氛，天空仿佛有一块黑幕，将我盖住，尽管到农村已有几年，但晚间很少离开住地独行，这时候我便有了一种十分孤独害怕感觉，茫茫黑夜使我变得渺小而孤独无援。
当我来到知青们面前时，那从远处眺望而产生的美感虽然隐退了，然而我依然沉浸在刚才的喜悦之中。我向同学们讲了我的感受，他们也受到了感染和鼓舞。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奋战了几个月兴办的小型发电站，给村里带来了很多方便，不但能照明，还可以脱谷、碾米。我不由得对这些同龄人肃然起敬；动乱年代使我们失去了大好的读书时光，几年来他们坚持在油灯下苦苦夜读，为的是不负“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所冠有的“知识”二字。他们没有在贫乏枯燥的物质生活面前低头屈服，哀叹命运，而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为改变农村面貌迈出了坚实的、艰辛的步子。他们并没有空喊“扎根农村”的高调，却实实在在地奉献出了青春的汗水、智慧和热血。
我们决定邀请另一山村的同学们一起守岁。当我们走在夜幕中，走在山间小道上。当我们重新爬上高高的山冈时，又一次回首望去，山坳里晶莹闪亮的一片灯光又如海底龙宫似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大家一起欢呼起来，歌唱起来，欢笑声在山谷中回荡。……没经过寒冬的人怎知道春天的温暖，没遭遇过黑暗的人怎懂得光明？当我们这些昔日学子和贫穷的祖国母亲同呼吸共命运时，才体会到创业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山里的这片明亮的灯光，是青年们用心点燃的，它给它给贫瘠的红土地带来了美丽，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
岁月流逝，三十多年过去了。山里的那一片美丽的灯光，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忘不了，山里的那一片灯光！
（晓歌）
标：独木桥
那是1969年的3月，也是我们北京知青来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为了战备的需要，我们四十团工程二连指战员奉命来到地处完达山山麓农业一连驻地的必经之路，在裴德河上执行架设水泥大桥的任务。
当时，为了便于大桥的施工，团部派来的推土机将原有的河道进行了临时改道，从而形成了两条六、七米宽的临时河道。由于条件有限，临时河道上只能用两只圆木稍做处理后往两头一担，算是架起了两个独木桥，用来搬运架桥物资或人员行走。
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大约六、七点钟，架桥工地上上夜班的战友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这时，独木桥的不远处，缓缓地走来一位年过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大娘。由于北大荒的温差大，大娘身上还穿着一身黑色旧式棉袄棉裤，蓝色的头巾紧紧地围在她早已发白的头上，手里还晃晃悠悠地拎着满满一篮子鸡蛋，准备上公路赶乘公共汽车去看望生病的女儿。走到桥头的大娘一看便犯了难，心中暗想：“这桥可怎么过啊”，看着那仅有十几公分宽，七、八米长的独木桥，大娘呆呆地站在桥头，发起愁来。
我正在这附近工作，看到了这一切，急走了几步，准备护送大娘过桥。正在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声说到：“大娘您别着急，我背您过去”，只见一位十八、九岁的北京女知青，三步并二步地快步从桥上跑过去，来到大娘身边，她一边安慰那位大娘，一边毫不犹豫地跳到冰凉过膝的水中，将大娘牢牢地背了起来，我也赶紧跑过桥，接过大娘手中拎着的鸡蛋。
这位女知青的身材虽算较强壮，但在河水中背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走起来还是相当费劲的；冰冷刺骨的河水冻得她觜唇发紫，浑身擅抖着，咬紧牙关，她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将大娘平安地送过了河。我也很快走过桥将大娘的鸡蛋送到老人的手中。此时的大娘看着早已湿透半个裤腿、打着多嗦的女知青，连连致谢。在得知这位女知青是来自首都北京后，大娘更是感动得流下了几行老泪，嘴里不停地说着：“北京的姑娘真好！真好！”而她只是微微地一笑，说了一句，“这是应该的，大娘您赶快赶路吧”。便又匆匆向她工作的岗位走去。
这位来自北京的女知青，就是时任连队二排长的周茜同志，虽已是多年前在一段往事，但它却是我心中一个永恒的回忆。
（张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