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沙尔政权面临着卡扎菲政权类似困境，这一次，中俄为何集体说不？
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且外交风格一贯硬朗，因而俄对决议的否决在人们意料之中。相比之下，中国与叙利亚的经贸及安全联系不甚紧密，投否决票让西方颇感意外。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提案国在各方仍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强行推动表决，无助于维护安理会的团结和权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不是谁的庇护者，也不刻意反对谁，而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负责任态度。
回溯一下去年的利比亚问题，或许可以管窥中国此次投反对票的动机。
从去年3月份开始，在西方的武力干预下，利比亚战事持续了大半年，最终以卡扎菲政权倒台和卡扎菲殒命收场。这一结果无疑强化了西方对“新干涉主义”外交的信心，而中国向来反对这种以人权为借口强行推动别国政权更迭的做法，更担心其走向模式化、程序化。尽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不解，中国在安理会还是强硬说“不”，意在遏制利比亚战争以来西方“新干涉主义”外交继续上升的势头。这也是中国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对国际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的担当。
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自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安理会仅行使否决权8次，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行使否决权为个位数的国家。
中国在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即获得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世界对中国在“二战”中所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认可。但1949年至1971年，中国的席位由台湾当局非法占据。直到1971年，中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复，从那时起，否决权的行使集中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8次否决反映中国外交政策变迁
通过对中国行使否决权记录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对否决权的使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1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反帝、反霸以及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受压迫国家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在这一阶段，中国两次行使否决权，一次为捍卫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遭受惨败的巴基斯坦领土主权完整，一次为保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益。两次否决都体现了彼时中国外交所具有的强烈正义感和使命色彩。
第二阶段：1978年至2000年，改革开放战略确立与巩固阶段。国内建设与发展经济成中国的第一要务，在此阶段，外交集中精力为国内建设与发展服务。这一时期中国埋头于自身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后，中国外交的内倾性更趋明显。中国在这一时期行使否决权的次数仅有两次，都是因为提案所涉国与台湾地区保持“外交关系”，这说明在涉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坚决地“有所作为”。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更为热心、参与程度更高。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在安理会对否决权的运用更多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甚至不惜得罪西方。这一时期，中国四次行使否决权，帮助缅甸、津巴布韦和叙利亚等国抵挡西方的施压。在这四次投票中，俄罗斯也都投了否决票，安理会因此颇有中、俄与美、英、法分庭抗礼的态势。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在安理会保持相似或一致立场，反映了两国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日臻成熟，这也是近些年两国对美国的战略挤压作出的自然反应。
照顾中小国家利益将成常态
从中国对否决权的行使可以看出，除为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外，中国总是尽可能的照顾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利益。这一基本的投票取向在未来不会有太大改变。伴随着各方面实力的增长，中国应做好准备承担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对否决权更为合理的使用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副外长崔天凯说，中国的“投票态度并不取决于别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重大原则和利益”。他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应该仍是未来中国行使否决权的指导思想。
美国逢以色列必否
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至今，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曾或多或少地使用自己掌握的否决权。
所谓的否决权指的是，联合国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其中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赞成”方可通过。每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内享有一票否决权。
数据显示，苏联/俄罗斯是“五常”中投反对票次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2年2月，共投反对票127次。在联合国成立后的前10年间，苏联就共有79次投反对票，同期的其他国家很少或几乎没有投反对票记录（中国1次；法国2次；其他国家0次）。冷战时期，苏联多次动用否决权，以至于1957~1985年间担任苏联外长的葛罗米柯得了个“不先生（Mr.No）”的美称。
美国共投过83次反对票，其中59次都是“单兵作战”。美国1970年首次行使否决权，并于1972年单独行使否决权，以阻挠制裁以色列的议案通过。自那时起，美国成为最常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从反对票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以色列可谓“一往情深”，59次反对票中，有42项是关于以色列和中东局势的决议草案，可谓“逢以色列必说不”。
英国共投过32次反对票，最近使用否决权是在1989年。当时美国、法国和英国一道否决了一项谴责美国对巴拿马军事干预的决议草案。
法国共投过18次反对票，其中13次都是与美国和英国联手行动。法国仅曾两次单兵出击动用否决权，其中一次是1976年关于法国和科摩罗争议的决议草案；另一次是1947年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一项决议草案。
（摘自《新京报》）
标：愚弄希特勒的西班牙谍王
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被称为“二战”中的“转折之战”，为了这场战役，盟军进行了庞大而周密的准备工作，利用间谍也是其中之一。在那些有着传奇色彩的间谍中，被认为发挥了最大作用的是一个代号“嘉宝”的间谍。
英国广播公司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在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几天后，“嘉宝”仍让柏林方面相信，盟军的诺曼底行动是佯攻，纳粹因此未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从而保证了欧洲第二战场的顺利开辟。
“嘉宝”的真名叫胡安·普吉·加西亚，1912年出生在西班牙一个中产家庭。普吉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特别憎恨支持佛朗哥政权的纳粹德国。1942年4月，普吉开始“为德国人传递情报”。
普吉关于英国战备的情报经由西班牙源源不断地传出，“淹没”了在西班牙的德国情报机关，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再找别人渗透到英国的想法，他们的工作也受到德国上级赞赏。普吉的大胆和创造力更令英国情报机关惊奇，他的英国上级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普吉的代号也从最初的“肉汁”变为“嘉宝”，而他在德国情报机构里的代号则是“阿拉贝尔”。
在1942年底盟军的北非登陆战中，普吉发出情报，称盟军动用了一支包括运兵船和军舰在内的舰队，并涂有地中海特点的伪装色。这份情报很有价值，但情报到达德军情报机关时，登陆战已经开始。普吉被告知：“我们很遗憾情报来得太晚了，但是你的这个报告是非常出色的！”德国人对他表示了特别的肯定。到了1943年，德国情报机关决定提升级别，在马德里和英国之间与普吉建立直接的无线电联系。
1944年1月，德国人告诉普吉，盟军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大陆登陆行动，期待他时刻关注相关动态。德国人的判断是准确的，美英两国确实正在准备实施诺曼底登陆行动，但德国人不知道的是，这次登陆行动还包含一个很大的情报骗局，普吉则是其中重要一环。从1944年1月到后来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日日夜夜，500多条情报以几乎一天四次的频率，从普吉那里经过马德里被直接转发到柏林。
在这场精心布置的大骗局中，普吉被授予“说服”德军相信登陆地点是其他地方的任务，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加莱。普吉不负众望，他的情报甚至让希特勒后来都认为盟军最有可能登陆加莱。盟军的计划不止如此，为了延迟德军的反击，盟军还希望普吉让德军相信：即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也是虚晃一枪。
1944年6月5日，即实施登陆行动前一天，普吉告知德国他有一个紧急情报，情报将在6月6日凌晨三点发出，内容是所有迹象都表明盟军登陆部队即将开拔诺曼底。不巧的是，德国情报官忘记接收这个情报了，阴差阳错地在登陆行动开始后才收到，这反而给普吉增加了额外的信任。普吉还故作愤怒地向德国人发泄怒火：“我不接受任何道歉或者借口，要不是为了我的理想，我早就拒绝这份工作了！”其实，即使德国方面及时接到这个情报，也为时已晚。
6月9日，诺曼底登陆开始后第四天，普吉又发出一份关键情报。情报非常长，报告了他和他的情报员们开会的内容，并要求把情报直接交给德军最高指挥官。这份情报指出，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目的是牵制性的，为的是保证即将到来的加莱登陆的成功。也许是基于之前的判断，也许是对普吉过于信任，希特勒认可了这个建议，结果在诺曼底战役的关键时期，德军一直在加莱部署着重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整个诺曼底登陆行动中，普吉的声望在德国人那里得到进一步加强。1944年7月29日，他非常意外地被通知，因为他的卓越贡献，希特勒特地批准授予他纳粹铁十字勋章，并称他为特别罕见的能够配得上这个荣誉的人。普吉则谦逊而又诚恳地回复道，自己的工作确实不配这个称号。其实几乎就在同时，英国人秘密授予了他大英帝国勋章。
诺曼底登陆战役后，德国节节败退，普吉发现自己很难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发送假消息，于是在他的上级主管米尔斯的安排下，普吉被英国人“发现并逮捕”。普吉还公开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对自己的不法行径认罪。普吉被捕后，德国人感到损失巨大。
（摘自《半岛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