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大沽口失守的消息，杏贞恰好在碧桐书院里面搂着大阿哥，平静悠闲地看着安茜和帆儿并几个小宫女在给大阿哥缝制夏天盖得芦花被子，听到了前来报信的如意惶恐的声音，杏贞叹了口气，让陈胜文带着大阿哥下去午睡，站了起来，“本宫知道了，皇上在叫起见军机？若是皇上宣召，本宫再去吧，”打发了如意，杏贞吩咐安德海，“拿本宫的凤印，出园子，让德龄过来，本宫有事儿吩咐他！”吩咐帆儿，“你送一封信去承恩公府！”众人纷纷领命而去，杏贞低头看那个缝了一半的淡紫色蜀锦麒麟童子锦被，叹了口气。
这样清闲的日子估计以后再也没了。
“可笑可笑！”咸丰皇帝睁着通红的眼睛，愤怒地在勤政殿里面来回踱步，“这谭廷襄无用，居然羁绊不住洋人；僧格林沁更是无用，炮台已经交给他三个月，还是如此无能，挡不住洋人的军船！传旨，谭廷襄革职充军，剥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降为郡王！”说完了对两个大臣的处置，皇帝平复了些心情，对着整齐地伏在金砖上的军机大臣们喝道：“眼下该怎么办？彭蕴章你先说！”
彭蕴章先是用力地磕了个头，“请皇上息怒，保重龙体为上，”咸丰皇帝的鼻息重了起来，彭蕴章连忙又开口，“微臣以为，如今洋人势大，还是以保全为上，可派一名善于洋务之人前往天津，看看洋人那些条款，若是不损****国体，答应了他们也可见中国气度。”
柏葰、穆荫、杜翰、匡源一干军机大臣俯首表示同意领班军机的意见，诸王大臣也是无谓，皆是俯首称是，只有肃顺矫然不群，昂然挺立，大声地说道：
“皇上，切不可贸然行安抚之事！”
“哦？雨亭，你是个什么意思？”咸丰皇帝挑了挑眉毛，盯着肃顺，热切地开口道。
“奴才以为，这洋人不远万里而来，定然是图谋深远，单单从公使驻京这事儿看来，其心可诛！”
古代中国乃一泱泱大国，是以儒家思想学说立国治国的。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仪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是今人所不能想像的，而外国使臣觐见皇帝所行的跪拜之礼，在历代都被统治者所重视。因为它表示着藩属臣邦对中国天子的诚意。简言之，中国的传统外交就是让夷狄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被费正清先生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外国来进贡的那些使臣给中国皇帝磕头，就会受到礼遇和赏赐；不磕头，就会受到慢待甚至被驱逐。渤泥国王（今天的文莱一带）来华朝见明成祖朱棣时就首先按照中国的礼仪制度规矩的行跪拜之礼，而后才能致辞。其后明成祖对这位渤泥国王有如下观感：“朕观其谈吐文雅，体貌恭顺，举止合乎礼教，可见他已摆脱了蛮夷习俗……渤泥国王这样率领妻儿、兄弟、亲戚和陪臣。一起跪拜于陛阶之下，却还不曾有过。这位国王精诚所致，可谓之于神明。”于是乎永乐大帝也赐予渤泥国王以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而就是这种跪拜之礼，发展到了清代更是有所加强。清代把觐见皇帝规定的礼仪叩头次数增加了三倍，即三跪九叩之礼。只有行这种大礼，也只有这一种礼仪，才能够尽到藩属臣邦对中国天子表示敬意的本分，1793年马戈尔尼率团访华，要求觐见乾隆皇帝，但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帝在得知他这一态度后，谕令办理接待事务的大臣用下述理由来开道对方：“凡是四方藩封之国，前来****进贡和观光者，不但陪臣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是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如尔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礼，那就不能表示尔国王谴派尔等航海远来输诚归顺的诚意。不仅各藩属国使臣讥笑尔等不懂****礼仪，恐怕我朝官员也不会允许。”最终因马戈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双方不欢而散。乾隆帝降旨令其早日出境。当然马戈尔尼的此行目的也没有达到，更不用说是受到像渤泥国王那样的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了。忒杯缄
咸丰帝饱读史书和儒家经典，当然知道这些，更明白三跪九叩之礼是 清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唯一礼仪。在他眼中，礼代表着上下等级秩序，是自己统治的标志，如果没有了礼，就连自己皇帝这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都无法解释。礼在咸丰帝心中的地位是我们今人所无法想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中的这句话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而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和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华夏人处于天下的中心，相对于四周的蛮夷来说，他们便是“中国”，中国的皇帝们也便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之人也。”正是华夏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明确阐释。而四周那些不曾开化的部族，依其与中国的方位关系，则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这样就形成了华夷国际秩序。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严格按照三纲五常所要求的君臣关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们，甚至是庶民百姓都把这种等级性的华夷国际秩序视为天经地义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是古代中国人所不曾梦想到过的。宋人石介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传统中国人对华夷秩序的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和坚定。因而，中国与外邦诸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以尊临卑”的关系，而没有其他第二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