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俗语说：“赌场无父子”。孰不知，官场更无父子。所谓“赌场无父子”，无非是赌场上大家人人平等，都是赌客，没有长幼尊卑之分，赢了拿钱，输了给钱，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想耍赖。
“官场无父子”可就不一样了。封建官场绝对不存在平等的竞争，权大势足者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让你竞争，就像阿Ｑ当年说过的一样，“老子要什么是什么，要谁是谁。”因此，在封建官场上很难谈到什么亲情友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什么天理人伦都可灭绝，什么神圣正义都可踏在脚下。封建官场中亲人相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曹丕为了找个借口杀死弟弟曹植，竟让他七步成诗，否则杀头。曹植也真是急才，就兄弟相残之事即景生情，果然七步成章，吟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七步诗》真是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内部的兄弟相残、父子相残、夫妻相残、亲朋相残的真实情状。
【事典】
这些例子已司空见惯，就不必再举了，只是为了权力，母亲杀害亲生儿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还是令人震颤。武则天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不是评论她的功过，我们要看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是怎样对待她的儿子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但为了不使大权落到儿子们的手里，为了自己日后能当皇帝，她毫不犹豫地毒死了已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立为太子后，他居然不听武则天的话，武则天便先废了他的太子称号，再贬往巴州，随后又派人将他杀死。她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废掉，幽禁在别处，好歹留了他俩的性命，还算没有斩尽杀绝。母爱应该是最无私和最神圣的了，但若同皇权相比，这无私和神圣就变得像糖人儿一样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场，真不知变成了什么动物。
其实，封建官场就是权欲与人性交锋的屠场！说得太透彻了易伤脾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吧。
古语道：子承父业。这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并不全是这样，老百姓遵循的东西，皇帝可以随便违反，父亲可以向儿子讨还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讨还皇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弟弟杀了哥哥的“玄武门之变”，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夺门之变”。为了权力，无不可“变”！
宣德十四年（公元1435年），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小时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侍候太子。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专权似乎都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开国君主往往做出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后妃的起居生活，但过不了几个皇帝，宦官就会专权，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开国君主靠文臣武将打天下，而后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来整治朝臣，一来二去，宦官就有权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在与建文帝的夺权斗争中，曾得到了建文帝宫中太监的帮助，因此，他即位后，就给宦官以回报，明朝的宦官专权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如果宦官犯法，则被处以重刑，所以当时宦官还不敢放肆妄为。到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时年龄小，善恶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让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司礼监是众多宦官职司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有两大职能，一是主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这倒罢了，重要的是第二点，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诏书，都要经过司礼监。王振就利用这个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捞取权力，欺下罔上。
王振用虚伪和狡诈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并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托给杨溥、杨士奇、杨荣“三杨”等威名素著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王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玩弄权术，谋取“三杨”等阁臣的好感。
有一次，英宗朱祁镇和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一到，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闲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为了一个球子，险些误了天下，陛下现在如果养成了这种嗜好，准备把国家怎么办呢？”他这一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样子，竟也骗得“三杨”十分感叹，认为一个宦官能有这样忧国忧君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但张太后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人找来，对英宗说：“这五个大臣是先帝留下辅佐你的，你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要乱干。”她又把王振找来，命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斩首。王振吓得直打哆嗦。经过英宗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张太后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王振以后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后来每隔几天，张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如发现王振不通过内阁而擅自处理事情，她就将王振找去严加痛责。但王振处处小心，又巧于奉迎，不久竟骗过了张太后，赢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王振干了两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于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抚山东、河南十二年，在这一年回到了京师，他既无钱财贿赂王振，又没有前去拜谒他，于是，王振发怒，诬陷于谦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狱，定以死罪。由于众怒难犯，王振又不得不将他很快地释放了。这年的十月，奉天、华盖、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庆贺。这种隆重的庆典，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允许参加的。但英宗对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兴，就派一个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干什么。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能辅佐成王，独我不能到宴会上去占一席之地吗？”英宗得知，连忙派人把他请入宴会，参加宴会的百官见他来了，还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权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张太后病死，内阁重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在第二年死去（杨荣早在正统五年，即公元1440年亡故），“三杨”只剩一杨，也老迈体弱，不能视事。朝中无重臣，宦官逞威风，王振把朱元璋置于殿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搬掉，肆无忌惮地行起令来。王振植私党、卖官爵、收贿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英宗反而以为他是大大的忠臣。
这时，被明朝赶往北方两地的蒙古瓦剌部落兴起，北方的许多部落又统一起来也先做了首领，王振无靖边之能只好讨好瓦剌，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加礼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按照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到正统年间，瓦剌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软弱无能，便将朝贡人数增加到两千多人，而且诱胁鼓动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赏。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瓦剌派贡使两千多人到北京来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三千人。以致所献马匹的价值不抵赏品的值价。瓦剌的贡使每次都冒领赏赐，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了也先的贿赂，所以对瓦剌的冒领多有庇护，无人敢予告发。这一次王振却让礼部按实有人数颁赏，并大幅度地削减了马价，这样一来，瓦剌使者心怀不满，就把这种情况汇报给了也先。也先大怒，联络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犯大同。
边关急报迭传，王振想邀军功，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并促令在两日内做好一切准备。满朝文武见王振把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做儿戏，都倍感震惊，但英宗却听从了王振的建议，众人无可奈何。于是英宗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协助朱祁钰，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十六日，英宗带着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领五十万大军，“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粮，此时离出发才不过四天。此后天气转坏，风雨交加，士兵冻饿疾困而死者极多。此时应该休整，补给粮草，王振却不顾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随驾的官员都劝英宗回京，王振十分恼火，竟罚那些官员在荒草中跪了一整天。二十八日大军来到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早在是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总兵朱冕和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的军队，因为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左右掣肘，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殉难，石亨单骑逃回，郭敬则临阵藏匿逃脱。也先见明英宗御驾亲征，佯作退却，企图引诱明军深入。八月一日，大军来到大同，郭敬向王振汇报了前方战况，全军震惊，于是决定班师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