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这里讲话，面对百年北大，我也是一个晚辈。我走进北大校园的时候，“五四”那个时代的诗歌巨人已经离去，我只能在历史的风烟中，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五四”的那一代人只有很少的几位，例如冰心先生和冯至先生，以及稍后的艾青先生、臧克家先生，我和他们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和了解。至于更晚的如40年代的诗人，认识和交往的机会要更多一些。《九叶集》中的九位，除了穆旦先生来不及见面，其他八位，我和他们有很深的亦师亦友的交往。“九叶”中的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都在西南联大上学，都是北大校友。
对于北大和中国新诗的历史知识，我和你们一样，大部分是从阅读和交流中得到的，不都是亲历。这些各个时期的材料，你们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今天我不准备多所涉及。面对你们，我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我和你们一样，曾经是北大的学生，后来又当了北大的老师。今天着重要讲的，是我所经历的和所听闻的一些关于北大的诗歌往事。所以，我给今天的讲话加了个副题：“我的北大诗歌记忆”。
北大是中国新诗的摇篮，北大师生不仅参与了新诗从设计到创立的全过程，而且创作了最初一批“尝试”的作品，他们也创造了新诗最早的一批经典。《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编辑部后来由上海迁入北大）和《新潮》（创刊于1919年）这两个杂志都以北大为基地，北大师生是它们编辑和写作的主力。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刊登了一份“分期编辑者”的名单，赫然都是北大的同人：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第六期沈尹默。这六人都是《新青年》的精神倡导者，也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他们都参与了新诗的提倡与建设，有的本身就是新诗人。
北大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积极倡导新文学革命，并且以惊人的创造力，在古典诗歌之外别创新格，他们终于在艰难的处境中使新诗试验成功，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诗人们“诗体革命”的梦想。他们成为开天辟地的一代人。新诗从最初的“尝试”到最后的完成，都有北大人的汗水和辛劳，甚至可以说，是北大人在新诗建设的道路上树立了最早的纪念碑。
胡适不仅是中国试验新诗的第一人，也是发表和出版新诗的第一人。他的《白话诗八首》刊登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当时是1917年，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同时。而被评论称为新诗的实验成功之作的周作人的《小河》，也是出自北大人之手。《小河》作于1919 年，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
《新潮》杂志于1919年创刊，是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的，新潮社的社员毛子水、俞平伯、顾颉刚、成舍我、杨振声、康白情……都是北大的学生。《新潮》对于新诗格外钟情，第一卷第二号就刊登了胡适、叶绍均、罗家伦、俞平伯、傅斯年等的新诗七首，而且开始分行排列。
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有这样关于申请《新潮》经费的一段回忆：
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成功。子俊（徐彦之）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态度，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胡适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的指导。十月十三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杂志一一、批评的精神；二、科学的主义；三、革新的文词。当时就有外人要来资助我们，我们自然是简截拒绝。我们在创办之先有一种决心，除北京大学的资助外，决不受私人一文钱的帮助。
老师和学校无保留的支持，学生的自主的和坚定的信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久远相传的北大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早在“五四”当年的师生那里就已存在。中国新诗就在这样的良好的环境里形成并且成长起来了。
以上说的是“五四”，现在再说说西南联大。两南联大在抗战的大后方的昆明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为让世人震惊的大事，是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遇害。事情发生在联大结束了937-1946年的离乱生活，最后一批复员师生就要离开昆明的当天晚上，李公朴先生遇难。七月十五日上午阗一多参加李先生的追悼会后，下午五时被特务暗杀。
上面说的那些大事，各方报道和问忆的文字很多，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与新诗有关的联大师生的活动。首先要谈到的是诗人闻-多。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形势紧张，联大决定闻一多先生与西南联大同仁，右二为闻一多先生西迁。闻一多和学生一起，于1938年2月19日从长沙出发，步行一千三百多公里，4月28日抵达昆明。从此开始了艰难岁月的研究、教学和创作。当年闻一多蓄须明志，直至抗战胜利。行军途中，闻先生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为学生讲《古代神话》，为学生收集的上千首民歌作序，并且沿途写生数百幅。
联大当年聚集了一批诗人，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以及英国诗人燕卜荪等，学生中写诗的就更多了。后来活跃诗坛的穆旦、袁可嘉、郑敏、杜运燮、王佐良、罗寄一、马逢华、俞铭传、杨周翰、吴兴华、何达等，当时都是联大的学生。闻先生和冯先生作为战时联大的代表人物，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探究真知的学者立场，与作为国民中坚的勇于承担时代重压的使命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语言，投身于民主自由的事业，恪守知识分子的职责。当然这一切不单属于诗人。
这些联大的诗人们，是一些忠实于诗歌的信徒。当他们热心地研读里尔克、叶芝、艾略特、奥登的时候，当他们写来自西方的十四行体的时候，他们是以西方为模式而坚守了中国新诗的传统。特别是在推进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对接中，这里是独立地坚持着新诗的“五四”传统的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从写作上看，穆旦写《赞美》是1941年，冯至写《十四行集》也是1941年。40年代初期，从延安到全中国，当时盛行的是“工农兵方向”，是所谓的“喜闻乐见”，而联大依然我行我素。
从这点看，当日的联大校园，不仅在政治上是“民主堡垒”，而且在艺术和诗歌上也是一座坚持自己认定的目标的“孤岛”。这座校园，如同当年“五四”时期那样是革新进步的一个据点，他们始终保持了与西方诗歌传统最亲密的联系，始终坚持了现代性的艺术追求。
在北大，诗歌的实践始终是与人间哀乐、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这种追求从来也没有脱离过诗意的表达，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艺术和诗美的倾心。即使是非常艰难的岁月，学者的从容和诗人的浪漫，总是造出一种非常美妙的情景。
那时西南联大聘请了英国威廉…燕卜荪来校任教，讲授《当代英诗》，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他的讲授影响了年青一代中国诗人倾向于现代诗的创作与研究。王佐良在《穆旦：由来和归宿》中回忆说：
我们对他所讲的不甚了然，他绝口不谈自己的诗，更是我们看不懂的。但是无形之中我们在吸收着一种新的诗。这对于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剂对症的良药。一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一除了《荒园》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的诗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更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曾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开过救护车，还来过中国抗日战场，写下若干首十四行诗等。这一切肇源于燕卜荪，是他第一个让我们读《西班牙1937》这首诗的。
王佐良的另一篇回忆文字《一个中国诗人》，把我们带进了联大当年虽然艰苦但又充满诗意的环境之中一一
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一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去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褶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并没有百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些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蒙昧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两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圏又一圏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闻一多此时正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关于神话、屈原、《诗经》、《楚辞》、《庄子》等研究的重要著作，均完成于此时。因为日以继夜的伏案工作，闻先生很少下楼。同事们善意地给他起了个楼号：“何妨一下楼。”但这并没有影响了他参与联大的诗歌活动，他在联大是受到学生爱戴的导师。
一篇回忆记述了其中一次活动的细节：那是1944年的4月9日，闻先生参加联大的诗社活动，那天他和大家一起聚餐，餐后在郊野的草坪上席地围坐，朗诵，交流诗艺，最后是先生即席讲演。虽然他这时正专注于古典的考证，但他又一次批判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一反在古典考据面前的理性和冷静，激烈反对世故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新诗社，应当是‘新’的诗社，创新的诗社。不仅要在形式上是新的诗，更要在内容上也是新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