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温小钰，为我们的青春和友谊
总是夏天的夜里，我们总是沿着燕园外墙散步。那院墙被葱郁的垂柳笼罩着，有时也有如眉的弯月，在柳树的枝叶间影影绰绰地闪动着。小钰总是跳跃着去牵动那高处的柳丝。我现在想起小钰，就是她笑着、跳着去牵动柳丝的样子。她是那样的年青，那样地充满生命的活力，那样地热爱她的世界和她的朋友。
那是一个充满早春气息的年代，一切似乎都从冬眠状态中复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仿佛听到了惊蛰时分那一声雷的召唤，从地层中，从岩缝里，冒出那鹅黄或葱绿的叶叶枝枝。我们就在这样的召唤中，从国土的四方集聚到燕园，我从南中国的海滨，小钰则从云贵高原的滇池边上。我和小钰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因为小钰是中文系，也是那时北大出名的才女。因此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而且成为好朋友。
小链性格活泼，爽朗的笑声，清亮的嗓子，高雅的谈吐，加上优美 的文笔，使她不论在哪里出现，都是引人注意的人物。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好脾气，好人缘，加上聪颖和勤奋，使她在大学期间就显示出出众的才华。在北大中文系1955级，有的同学学业基础好，也长于逻辑思维，在校时便显示出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的才能；有的同学则富于想象，笔底生花，具有当诗人和作家的素质。但两种才能兼而有之的却是寥寥。小钰是少数的例外，她的天赋和发展都全面，她能够把理论批评的冷静和文学创作的热情集于一身。
同样，在当时的中文系，学业好一些的同学，多半不喜或不善运动，因而体育成绩大体总是不佳。这一点小枉也完全不同，她不仅学习成绩好，在运动场上也是一员多面发展的骁将。她是北大女排校队队员，中长跑和跨栏，女篮和游泳，她都有好的纪录。小钰也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天地灵气似乎特别钟情于她，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引来令人羡慕的目光。
小钰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兴趣广泛。她学习成缋好，不论是课堂讨论还是考试，她都是好学生。那是一个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十分重视对学生学业的要求，即使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考察，小钰在我们年级都是名列前茅的人物。但她精力过人，她的智慧和能力的充盈使她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得到释放。
50年代中期的北大校园，感受到了那时全社会迷浸着的思想自由的空气。在那一场风暴到来之前，天宇澄明，未名湖畔的花朝月夕，杂沓着青春的欢快的步履。这座名园的这一带湖滨柳岸，是酝酿各种奇思异想的良好场所，我们在这里谈论人生和友谊，谈论诗歌和哲学，也谈论社会文明和民主。那时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既勤于学习思考，也善于安排课余生活，人们尽情享受青春曼妙的年华。
除了众多的学术讲座，学生自动结社，成立了许多学术和文艺社团。
从各式各样的学术团体到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和体育团体，话剧团、合唱团、舞蹈团、剧艺社、曲艺社、军乐团、民乐团，还有不只一家的文学社。我就是那时参加了北大诗社的，每到周三或周末，各社团就张贴广告，昭告全校他们的活动计划。北大除了名教授和深厚的学术传统，除了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这种学术讲座和社团活动便是最具魅力的文化景观。在50年代中期，学生生活是自由洒脱而又多彩多姿的。
那时号召大家跳交谊舞，也号召女同学穿花裙子。小钰是周末舞会的公主，她总是穿着长裙在舞场上把自己旋成一朵花。小钰还演戏。除了演戏，她还写剧本，当导演。记得那时她写作并亲自担任导演的多幕话剧《时代的芳香》还被邀请到中国文联去演出。那年月，小钰每天都繁忙异常，她穿梭奔走在教室、图书馆和各种业余活动场所。青春而充满幻想的岁月，轻松而无拘束的时代风气，每一个北大学生仿佛都被空气中飘浮的冰河解冻的氛围所激动。
小钰更是如此，她唱歌、跳舞、演戏、朗诵、打球和赛跑，还不断写作。她忙碌着，每一个日子都是无忧无虑的充实，即使忙碌，她还忘不了穿她的花长裙。她是爱打扮的女孩子，走起路来一阵风，好像到处都是为她准备的舞池。
受到新中国哺育的这一代青年，对于生活的要求本来就不髙。那时我们每月十二元五角人民币的伙食费就感到满足，看一场电影花不了五分钱，跳舞是不收费的。周末的夜晚，大家到海淀小酒馆吃一碗馄饨就是很奢侈的享受了。那时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极少，戴手表的也寥寥。较之物质享受，我们似乎更需要精神和思考的自由，我们渴望没有压力和禁锢的生存空间。知识、友谊，当然还有爱情，这就够了。
生活是清苦的，但我们更需要思想和精神的富足。进北大之前，我在部队志愿服役多年，有生活经验了。小钰不同，她是中学上来的，比我单纯得多，她对生活的要求也简单，因而也更容易满足，所以，她生活得更轻松，也更愉快。她感激社会的给予。她和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视这种给予为恩惠。他们未曾向社会索取，在他们看来，他们当日所拥有的一切足够称之为幸福。小钰毕业后自愿选择到内蒙工作，既是为了圆爱情的梦，也是为了对社会的答报。
这样欢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们1955年进校，度过了平安的1956年之后，1957年那一场暴风骤雨随即席卷燕园。以“正统”的观念形态来衡量这位有着开放的心态又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女性，以及她对于民主、平等、自由这呰观念所具有的亲近感，小钰在那严峻的形势下当然会感到无形和有形的心理压力，何况她的那些声气相投的朋友正面临着厄难。小钰为这突如其来的风暴理所当然地感到了不解甚至惊恐，她和她的同代人也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对于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风雨的袭击不会摧灭与他们的生命相联结的理想的光焰。他们对社会充满谅解且易于忘却苦难，当那一切过去（当然并非完全和永久）以后，他们又一如既往地重新开始激情的投入一那一切有形无形的伤痕，唯有风雨再度来袭才再生隐痛。而在此期间，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只有因忘却再度投入，又因投入而再度忘却。直至毕业，小钰重又成为1955级这个集体最富生命力的一员而活跃在各种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场合。
此后，小钰和浙成离开他们眷念的燕园和首都去了内蒙草原，一去就是至少25年。戈壁滩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风雪，不会比北京更温和，但她还是把坚实的足印踩在风雪路上。小钰在内蒙古大学教起了文学理论，后来，她和浙成联名当起了作家——他们以显著的成就列身于新的历史时期有影响的作家行列。小钰的聪慧使人确信：除非她不想，只要她想做的，她都能做到。我现在想起小钰，眼前除了穿着大花长裙笑着跳着去拽柳枝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女性的形象，又添加上她才华四射、无论有怎么样的阻碍而均能到达的成功者的形象。
小钰和浙成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在他们进入中年之后回到了浙成的家乡西子湖畔。既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拥有使事业有成的一切储备，他们正向着辉煌人生的高峰举步。就在此时，小钰听到了命运之神怀有恶意的叩门声。她得了难以痊愈的疾病。她的最亲密的伴侣浙成陪她度过漫长的病榻岁月，浙成为她四处求医而终难挽救心爱妻子的生命。
1993年8月27日晚6点30分，我在香港骆克道有一个讲座。北大旧友郑培蒂和田小琳赶来和我相会。在讲座开始前的数分钟，我们这些当年不同系级的、而又很难见面的朋友，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温小钰，因为小钰的形象和我们的母校北大，也是和我们生活的既快乐又痛苦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当我们在谈论小钰的时候，她已于13天前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年来师友不断谢世。我对于生死的事也变得麻木了。伤感之余往往悟到人生原是一场悲剧。但我依然震惊于小枉的离去：她原是我们中最年小的一位，她又是不断地笑着、跳着、唱着，而几乎所有的时候都在创造着的一位。死神为什么首先向她进攻？它是不是借此威慑我们：别看是你们中这么坚强而最有活力的一位，也不堪命运轻轻的一击！人的生命原是一支脆弱的芦苇，风一吹就要倾倒，任何的坚定和强大，在死亡的重压面前，顷刻间也要摧折。
小钮是远远地走了，她已经无知无觉，不忧不喜。而她留给我们的却是在天际飘飞的亘古的思念和哀伤。
1994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温小钰曾经生活、学习并深深爱着的地方（原载《山花》199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