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刚从党委开会回来，心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巨大的鼓舞力量，只觉得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生命的活力，每一滴血液都在沸腾。党委的指示，像一把精镌的钥匙，把他几天来有点迷离的心窍启开了。
这几天，出现了多少令人头疼的事！为了说服李守才，他开动了思想机器中的每一个零件，好容易使他同意立即着手铸造大型机架。谁知，在党委要作出正式决定的前一天，技术副主任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并且拒绝在铸造方案上签字。就在车间生产技术会上，他说：
“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责任太大了！我昨天又和老梁研究了一下，这里边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危言耸听地看着王永刚，“王书记，这几百吨钢水，浇在地坑里，要是与地下水发生接触，整个厂房都会炸崩的！”说着，便从抽屉里拿出他在美国留学时用的计算尺，计算着一立方厘米水与钢水接触、变成水蒸气后，比原来体积会膨胀多少倍。“爆炸力大得惊人！”他向在座的人说。
“足足抵得上一颗小的原子弹！”梁君说得更加严重了，好像他曾经看见过原子弹爆炸似的。
不少人面面相觑。
杨坚在与戴继宏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平静地站了起来，他说：“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证明，在地坑中造型时，地下水最高水平面和砂型底部的距离，要保持在一点五公尺以上，低于这个数字，钢水才有可能与地下水接触，引起爆炸的危险。但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本，“老戴和我到厂的基建处，查问了几次，根据我们厂的水文资料，这个距离高于三公尺，因此，根本不会产生爆炸的危险。”
“基建处的水文资料可靠吗？”梁君以权威者的口吻向杨坚问，在他的眼睛里，比他低两班的同学，永远在业务上也得低两年。他问这话时，右腿跷在左腿上，露出悠然自得的样子。
“可靠的。”杨坚肯定地回答，“中央勘探队经过无数次勘探和校验，才得出这个数字；我们厂，就是根据这个资料建造起来的。”
不言自明，如果这个数字不可靠，整个工厂就等于建造在不可靠的基础上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李守才没有话说了，人家用充分的科学论据堵住自己的嘴了，自己不是口口声声相信科学吗？现在科学摆在眼前了，只能相信它。
“李工程师，咱们是杞人忧天了！”梁君冷冷地说，接着很识时务地来了个大转弯，“您还是签字吧！”
李守才也只得顺水推舟地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不可大意。”
字最后是签了，不过他还作了不少保留：这方面他不负责，那方面不属他的业务范围……同时，还提出了希望：“还是两条腿走路的好：一方面咱们摸索着干，一方面不妨仍申请向外国订货，万一自己干不出来，也不致影响‘新钢’的建设。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稳当。”
李守才的三心二意，给车间一些技术人员带来不良的影响，在编制工艺时，认识不统一，常常争执不下，从而把平常思想上的矛盾也暴露出来。技术人员对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常常又导致工人们面对工艺文件无所适从，他们说：“二十四只乌鸦乱张口，不知听谁的是。”因此，工人之间一些思想疙瘩也牵涉进去了。而在这些矛盾的漩涡中，李守才居于中心位置，梁君的内心活动，往往是通过李守才有意无意中表达出来。
铸型粘砂问题得不到解决，试验失败，把车间的一些思想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了。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怎么办？怎样通过思想问题的解决，来促进铸造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或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促进思想疙瘩的融解？值得很好地研究。当然，王永刚知道它们之中的内在联系：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解决它们，对王永刚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新课题。
多少年来的戎马生活，战争中血与火的洗礼，早给王永刚炼就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性格；但现在，他的快刀，却无法斩断面前这一筐杂乱的韧丝。回忆过去，那真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生活啊！从他作为“红小鬼”投入革命的怀抱中时，他就在党的雨露和阳光中成长，那时，在战友之间，好像也曾产生过一些小疙瘩，但是一想到彼此都是穷哥儿们，出生入死，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一个生活会，三五句话，啥问题都说通了。以后，他当了班长，除了自己，还带领十几个战士，开头，他也捏了一把汗，心想，要是彼此间有了矛盾，他这个当班长的该怎么办？后来，真的产生矛盾了，他为此发了多少愁啊，但是，一个战斗过去了，战后总结总结，开展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了。后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又当了排长、连长、营长，最后当了团的政委，带领的人马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多，思想状况也越来越复杂，但现在回头看看过去，好像也没发生过多少没法解决的思想问题。
矛盾也产生过，有时也甚至很尖锐，但开了个党小组会或个别交换一下意见，天大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打起仗来，大伙还是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那杆常胜大旗，一直牢牢地插在他所在的那个集体里。虽然以后转业了，转到一个建筑工程局当了处长，但是，那个公司还是原来那个师的全部人马，局长就是师长，处里的职工，都是随同自己南征北战、出入枪林弹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还叫他王政委。一个任务下来了，他们还像当年冲锋陷阵那样，奋勇向前，无往不胜。
正因为有他们全局职工的冲天干劲，才使得他们负责基建的北方机器厂，提前两年完成基建任务，安装工作进展也很快，并开始试生产，而他呢，也正由于这种迫在眉睫的生产工作的需要，一下子调到这个车间来。这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简直是在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他本来可以和自己的老上级谈谈，说自己对制造机器一窍不通；说自己还愿留在基建部门，这方面已经比较熟悉了；说自己还愿和老上级老同志一块儿工作……但服从党的分配，早成了他那钢铁意志中的基本部分了，因此，还像过去调动工作那样，他什么也没说，把工作一交代完，就马上来到这个非常陌生的新单位。谁知刚来不久，就碰到这样一个重大任务，又碰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他们彼此之间又交错着这样多的矛盾。
是的，这么多的矛盾！工人与工人之间，工人和技术员之间，技术员与工程师之间，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尤其令人头疼的是那些技术人员。
嗨，这些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想得那么多、那么远、那么复杂、那么荒诞离奇？比如那个梁君，谈到铸造问题，却要扯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人造卫星上天，人类征服月球……绕了十万八千里，原来还是不赞成铸造大机架。但他就是不明说，你问到他时，他却说他服从领导。关于这个技术员，王永刚听了不少反映，曾和他个别谈了几次话，但一谈起来，真实思想一点儿也不愿暴露，满口大道理。李守才呢，当王永刚初来时，由于各方面情况不熟悉，虚心请教他的时候多，过问事情的时候少，于是，这位技术副主任却把他看成是个所谓“识时务”的人，容易“对付”的人，就在一次谈话中，他就向王永刚暴露了这种看法：
“人最要紧者，莫过于识时务。干什么，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别去装懂。对事情，能揽则揽，不能揽则不揽，别硬揽。可有些人，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却这也想揽，那也想揽，结果自己揽又揽不了，却把别人扔在一边，什么事也没做好……”
当时，在座的梁君接过来说：
“李工程师的这些话，对于技术更加适用。我最反对那些不学无术的人，由于自己的无知，却以为世界只不过像火柴盒那么大，自己的脑袋足可装得下。结果呢？嘿嘿，把自己的脑袋撑炸了，事情也搞糟了！”
王永刚了解这两个技术人员谈话的真正含义，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现在，还有不少人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把一些文化程度较低、但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干部，放在技术业务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来，是很不恰当的。反右派斗争时，虽然对这种言论作过严肃的批判，但还有一些人，把这些东西隐藏在思想深处，一有机会，便会冒出头来，特别是当某个单位的某个同志，工作中产生缺点的时候，这种思想还会泛滥。现在，为什么梁君和李守才，居然在王永刚面前露出这种思想苗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铸钢车间的前任主任，由于工作作风上有些生硬，办法少了些，加上自己学习不够，对具体业务干涉宽了些，有些纯属业务范围的事，他也揽过来了，当然，就无法管得全、管得好，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对于那位主任，技术员杨坚在一次和王永刚谈话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他呀，是个大好人！心地善良，性情耿直，待人厚道，对党忠诚，对工作总想抓得紧点，揽得宽点，恨不得把全部担子都担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缺点，就是放松了思想工作，要是有人找他谈点思想问题，他就会对你说：‘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这大跃进的浪潮，还没把你那一点点个人问题冲掉？去，好好干活去！把自己融合在工作里，啥问题都没有了！’看，他说得多简单！大跃进是好，可不能把思想工作扔一边去了呀！有人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可我认为他是好人、好心，没把事情办好……”
王永刚很同意这个年轻的党员对前任主任的这种批评。是的，我们的确有为数不少的这样的同志，他有一片赤心，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但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常常事与愿违，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他王永刚会不会落一个这样的结果呢？从一开始到新岗位，他就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因此，他想先到下面把大家伙的思想状况摸清，使自己思想上有个底儿，这样，他就可以运筹帷幄了。但谁知有人却把他不像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样，说成是“识时务”。他觉得必须扭转这种错觉，这会对工作不利。因此，就在梁君说完那番“高深的哲理”后，他就接着半开玩笑地说：
“老梁，如果我就是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呢？李主任，如果我也不那么‘识时务’呢？你们会赶走我吗？”
“王主任说得哪里话？”梁君讨好献媚地说，“您怎么会是那种人！”
“对！王书记是老革命，栋梁之材！怎么会呢？……”
“如果我真的不学无术，就请二位帮助我学而有术；如果我一时不‘识时务’，就请二位提醒我，咱们一块把工作搞好。”最后，王永刚用坚毅的语调说。
“那当然，那当然！”两位技术人员连声说。
当然，工作是棘手的，问题是复杂的，以致在他去东方机器厂参观还没回来，一个巨大的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当戴继宏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个方案拿出来时，矛盾就全面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