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古寺的倾心之谈
1934年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沙洲坝迁到云山古寺。这里，古寺幽雅，芳革满院。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两只青石圆凳，夏日浓密的绿阴撒在上面，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3岁的小毛也跟他在树下对坐，构成一幅美妙和谐的图画。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闽赣各省的巡视工作，也搬人了云山古寺，一个人住在侧屋。空闲的时候，那棵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坐聊天之处。这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时间朝夕相处，为消融彼此之间的坚冰创造了条件，他们从此日益亲近起来。
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个出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日、留美、留苏，他们阅历、文化结构多有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最初，他俩只是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爱好文学的张闻天跟能诗善词的毛泽东谈论起文学，话自然就多了起来。谈着，谈着，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张闻天跟博古，原来是“铁哥们儿”。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了裂痕，而且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张闻天本人在日记中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入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凳，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机。博古把张闻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双雕”，不料这“双雕”却联合起来，共同反“左”．张闻天这个重量级人物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倒向毛泽东一边，对于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有特殊任务”“赶快回瑞金吧！有特殊任务。”毛泽东神秘地告诉刘英。长征过后，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常常和人们说起这件事。正是毛泽东这句话使刘英有了思想准备，使刘英及时赶回了瑞金，成为了长征队伍中中央红军“特别连队”30名女红军中的一员。否则，刘英完全有可能被长征队伍给扔下。像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周以粟等人，他们因为被那些“左”倾领导者给留在了地方，最后都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一走一留，就是生死攸关。
毛泽东和刘英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私人关系，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而且刘英也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自然，毛泽东对刘英有一点特别的关照。
刘英其实姓郑，叫郑家慧，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一个迂腐的清末举人，母亲是一个生长在官宦世家的小姐，聪明善良，知书达理。刘英在家排行第五，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1924年刘英考入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受罗学瓒的影响．1925年3月刘英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转正。1929年春，刘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奠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刘英和张闻天相识。
刘英于1933年6月回国，后来辗转到瑞金投身苏区革命。
她是一名娇小而又脾气倔强的女子，到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因一次扩红工作而成为全苏区远近闻名的女部长。她带领突击队员一边做报告，向群众宣传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的重要性；一边鼓动干部党员带头参军。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完成扩红任务2200名，她用一个半月却完成了150%，扩红2300名。刚刚调任《红星报》当编辑的邓小平冲着刘英伸出大拇指：“刘英同志，你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红军长征的前夜，李维汉再次找到刘英，吩咐她重返于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扩红4500人。当刘英策马来到4个月前刚刚离开的这座小县城的时候，她满眼望到的是冷冷清清的街道，在田间零星劳作的妇女。她心里咯噔一下，这一次可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她想起了正在这里调研的毛泽东，何不向这位最有思想的大人物去请教请教呢。这次扩红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还是逐步有了进展，即使这样，仍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刘英很着急。
正当刘英为扩红一筹莫展之时，毛泽东突然来到刘英的面前，而且神色匆匆，告诉她赶快回瑞金，“有特殊任务”。
扩充红军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走呢？刘英还清晰地记得，在瑞金交待给她任务时李维汉严肃的表情。在瑞金，李维汉是以“铁的纪律”闻名的，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这位老兄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很清楚，扩红工作是李维汉一手抓的，刘英就是他派到于都来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耍想劝刘英回瑞金，没有李维汉的命令，是绝难办到的。
毛泽东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走了。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殊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折了回来，他又一次强调了“特殊任务”。然后，也不等刘英回答，就急匆匆离开了。
虽然涉及到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毛泽东还是两次三番地催促他的这个湖南小老乡赶快回瑞金，这使刘英提前有了准备，赢得了时间。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刘英还是很关照，也难怪，长征途中他居然做起了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
刘英很纳闷儿，是什么“特殊任务”呢？
毛泽东走后不久，李维汉给刘英打来电话，通知她马上放下于都的工作回瑞金，没有给她确切的理由。看来是真的有特殊任务在等待着。刘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快马加鞭飞奔，180里路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回了瑞金。
当刘英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少共中央办公室，她才明白，这个“特殊任务”就是红军要走出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