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说，应该有点新意，或说深意，这新意是：知识分子，所事之君败亡，不只可以不从死，而是不可以从死。这样说，有些熟悉历史的人或者要大吃一惊吧？比如据传闻，崇祯皇帝完蛋于煤山，或弘光小朝廷完蛋于南京，柳如是劝钱牧斋以身殉之，钱牧斋不听，后来的所谓正人君子都赞扬这位河东君明大义，为钱牧斋的不能舍生，以致沦为“二臣”惋惜，而我，却公然站在钱牧斋一边，这不是甘居下流吗？就说是下流吧，对不起，我想奉告，事实是我还要流得更远。
比如我不只一次反问：“钱牧斋，除了没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问题当然不到此为止，因为还可以接着问：“公认为于己有大恩的父母死了，誓同生死的同床共枕人死了，不从死，于人格无损，何以帝王败亡，不从死，就于人格有损？”这显然是因为帝王的权太大，就有能力要求臣下忠于一姓（如汉周勃之诛诸吕），甚至忠于一人（如明方孝孺之不奉燕王朱棣诏），说得更鲜明些，忠君就成为至上的美德，忠到从死就能获得最高的荣誉。有谁曾经追问，这样的信念是怎么来的？信受奉行，除去有利于某一姓某一人的专制统治之外，还能找到人文主义性质的理由吗？不问，说句愤慨的话，是因为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受骗（或兼自骗），已经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开动机，结果就成为，为历代的专制魔王做了帮凶，为历代的专制制度做了护身符。但评人又不当抛开动机，所以视忠君为美德，为荣誉，如欧阳修之流，只是可怜，而不是可鄙。我也勉强算个知识分子，说同行的昔人（今人也不少）可怜，不得不说说理由。以下说理由。
先说忠君的信念是怎么来的。说来可笑，忠君的信念流行之后，君也是内有五脏、外有四肢的平常人，知道的人也很少了。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平常人，干什么（直到任意杀人）都对，总会感到很离奇吧？见怪不怪，主要是来于两种情况。一是统治者权力的无限膨胀。
就古代说，群雄并立的时候就差一些，如士的阶层，还有离开此国、投奔彼国的自由；君有权，但非至上，所以孔子虽然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却也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还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胡作非为，臣下都唯命是从，还有人敢说为君要有为君的样子一类话吗？不说，是因为都总结出经验，求利禄，求安全，就要听话，颂圣，而听话、颂圣惯了，不得不然生长，就渐渐变为当然。另一种情况是，总会有御用文人编造种种神话，说坐上宝座的人都是天纵之圣，奉天承运，伟大，正确，能够使国运昌盛，小民幸福，所以做什么都对，直到赐自己死，还要叩头谢恩，以示感激。就这样，至晚到秦始皇，广大被统治的人民，尤其多有入朝机会的知识分子，就视忠君为天经地义，不改朝换代之时，乐得死后得个“文忠公”之类的谥号，改朝换代之时，忍痛舍生，以求挤入忠义传。
时间长，错的变成对的，并且根深蒂固，以致没有一个人敢问，或想到问，这样纵容一个人胡作非为，对吗？或心怀人文主义，问，合算吗？可怜，也可怕，是忠君变为无条件的好。于是如欧阳修，就大骂不从某一君死并事多姓的冯道。奇文共欣赏，抄其中的主要部分：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案这是一句空话，有哪个帝王是以礼义治人？臣下当然也不敢这样要求）；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这是说，亡国皆由大臣不廉不耻，与君无关）予读冯道《长乐老叙》（应作《长乐老自叙》，“长乐”是冯姓的郡望，疑取为号，义双关），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予尝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凝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施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弹指，或为之泣下。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疮，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序论）
欧阳修所谓小说，意为出于笔记传闻，所以说“世固尝有其人”。有其人，也就有其事。这样的事，今代少读史、常出入舞厅和卡拉OK的年轻人，一定感到新奇，难于理解吧？可是旧时代，如欧阳修所说，有不少人（包括妇女）就认为应该这样，能这样是好样的。何以评断为好？因为头脑里有个评价标准，曰“两性道德”。这两性道德是建立在男权的基础上，所以对男和女的要求就不一样：男，有妇之夫可以纳妾，嫖娼；女，有夫之妇被夫之外的男人摸一下，就要把被摸的肢体砍去。砍，血淋淋，可怕吗？正人君子如欧阳修之流，却以为很好，因为“之风”还可以使冯道之流的士大夫“知愧”。求不愧要如何？是所事之君败亡，随着死。死也就成为好样的，因为合于评价的标准，“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是建立在君权的基础上，所以为君，几乎都胡作非为，用老百姓的血汗享受，乱杀人，还要说“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臣下就不成，要“君辱臣死”。总之，昔日，我们的两性道德和政治道德就是这样荒唐，而以读书明理自负的知识分子却视为天经地义，总是太可怜了吧？
其实应该说“可悲”，因为，两性道德已是死老虎，可以不再打，忠君的政治道德，直到现在，看法不同于欧阳修，并深恶而痛绝之的，还是几乎没有。仍以明末清初为例，都认为陈子龙是好样的，因为死了，退一步也要学习顾亭林，不仕，有谁敢想，走钱牧斋的路也未可厚非？这里有异族入主问题，且放下不管，单说对于朱明，如顾亭林，还不只一次偷偷去祭十三陵，痛哭流涕。他是精通历史的，难道把朱元璋、朱棣乱杀人，把也是忠君（另一君）的，男，剥皮，下油锅，女，送往军营轮奸，折磨死后喂狗，以及正德皇帝乱抢民女，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开东厂，杀死那么多正派人，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等等，向北跪拜之时，就都忘了吗？不忘而一笔勾销，就是因为心中有忠君思想盘踞着，以至于认为，既然坐上宝座，就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这样，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就分了家，管众人的，对帝王都不适用。可悲的是包括理学家在内，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
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无妨进一步，看看这样的荒唐信念给我们带来什么。古今可以分说。古，至晚由桀、纣起，到既糊涂又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止，小节可忍的且放过，单说错杀人，总是任何统计学家也算不清的吧？可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千篇一律，“君王明圣”。自然，帝王胡作非为，主要不当由君王明圣的呼喊声负责，但是也可以想见，如果朝野的人人头脑里都没有忠君是无上美德的信念，倒行逆施的路就不会这样平坦吧？岂止不平坦，连坐宝座也就不能安稳了吧？所以，由效果方面看，因为忠君思想既普遍又根深蒂固，两千多年来，帝王的宝座就坐得更稳，一个人说了算并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就更加巩固，而小民，也就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古如是，今呢，我是担心心理状态这玩意儿，旧时代寿终正寝而阴魂不散，比如“文武衣冠异昔时”之后，有些人不还是可以以充当驯服工具为荣，在某时某地望见或亲近天颜，就郑重记入日记，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吗？这是忠君思想的现代化，其结果自然就成为老调重弹，堂上说煤是黑的，堂下山呼是，改为说煤是白的，也山呼是；堂上说往东走对，群起东行，改为说往西走对，一齐向后转，举步往西。
太可怕了！所以其后上上下下，都喊应该走向民主，改人治为法治。我常常想，任何变动都不像说的那样容易，尤其生活方式的改变，要以教养的普遍提高为基础。这所谓教养，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这分辨的事物也包括历史，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评论史实，就不能不有史识，不然，如果不假思索，仍死抱着传统信念，随着欧阳修大骂冯道，说钱牧斋不随着崇祯皇帝死是无耻，就实际等于为压榨小民的专制帝王和专制制度唱颂歌，真是太可悲了。
附记：本篇写成，刊于《读书》1995年12月号，黄裳先生曾写《第三条道路》，提出批评，刊于《文汇报》1996年1月9日《笔会》栏，《笔会》编者来信询有无不同意见，我曾复信，刊于同年2月8日同栏，抄有关之第二条，供读者参考：
二、拙作确有不妥处，如举钱牧斋事即是。钱氏之情况，我不是不知道，学问文章有可取的一面，为人则有可鄙的一面，因热衷怯懦（陈寅恪先生评语）而结交马阮，以及黄裳先生所举之不仁不义皆是也。记得昔年为一后辈改文稿，曾易“牧斋”为“谦益”，以示不尊重。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至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得黄裳先生匡谬，亦当顿首谢也。